樂園與烏托邦：樂園的時代（3）
一百年前，一位名為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的默默無名的德國哲學家出版了一部名為《西方的沒落》的作品的第一卷。如果說2018年對我們的文明來說是糟糕的一年，那麼1918年則無可比擬地更糟。基督教支離破碎，成為受過教育者的嘲笑對象，而人文主義則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血腥戰場上暴露為一場幻象。歐洲人和美國人──西方的核心人口──厭倦了似乎只帶來苦難和虛假進步承諾的文明。
斯賓格勒的衰落敘事，他對西方人認為是其文明和文化的要素的一切即將滅亡的描述，被證明是引人入勝的。這本書成為暢銷書。隨後出現了大蕭條、斯大林主義、納粹主義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斯賓格勒似乎成了一位先知。
但他錯了。西方並沒有崩潰，甚至沒有開始動搖。它經歷了歷史上最艱苦的戰爭，成了全球的強權。而且，在斯賓格勒的書出版後的一個世紀裡，西方不可估量地擴張，成為全球經濟繁榮、社會正義和政治自由的燈塔。
確實，它的極權運動可能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破壞，使政治精英本能地對宏偉的思想持懷疑態度。它的高尚文化可能已經崩潰，曾經吸引其藝術家的現代主義對許多人來說已經幾乎完全破產。在世俗化侵蝕下倖存下來的西方基督教也沒有多大幫助，儘管從卡爾•巴特（Karl Barth）到艾略特（T. S. Eliot）再到劉易斯（C. S. Lewis）的著名知識分子和神學家都曾受到它的啟發。
斯賓格勒的預測是錯誤的，但結論雖然是錯誤的，但其理由卻是正確的。他對文化疾病的診斷基本上是正確的，即使病人意外康復了。
在他的這一名著出版一百週年之際，斯賓格勒提供了一種思考西方的方法，將文化與文明區分開來。在他看來，前者先於後者，並且與後者有實質性的區別。他認為，一個起源文化會形成其自身，並最終，如果它有效，會通過制度化其信仰和價值觀來轉化其周圍的世界。結果是形成一個文明，它代表了這些信仰和價值觀的一種外在化，代表了一種形式化的生活體系，最終無論原始文化是否強大、健康，都會自我延續。根據斯賓格勒的說法，文明因此是「文化的不可避免的命運」。然而，如果起源文化開始衰落，就像西方的基督教文化肯定已經衰落一樣，它所產生的文明即便沒有它，仍會繼續向前發展。由於其信仰和價值觀被連根拔除，它會不可避免地尋求新的信仰和價值觀。
這就是基督教世界。作為一個文明，它起源於一世紀的傳統基督教文化，並繼續從該文化汲取力量達千年之久。這是一個樂園的時代，一個天國經驗在崇拜、思想和藝術中普遍彰顯的時期。基督教世界的文化重心是東方，在那裡，教會的教父將救恩定義為神化，即人聖事性地直接有份於天主的生活。
然而，在八世紀，在羅馬教宗與查理曼大帝宮廷的理論家之間歷史性的偶然聯盟的影響下，基督教世界開始出現明顯的西方變體。到了十一世紀，這種分離的過程達到了臨界點。1054年東西方之間的聖事共融永久斷絕，隨之而來的一個分裂的時代。
在拜占庭和後來的俄羅斯，東方正統基督教世界傾向於維護對基督教起源文化的堅持。另一方面，西方則踏上了一系列教義創新的道路，例如教宗的至上權威和煉獄懲罰，這些極大地改變了其信仰和文化的特徵。在這個時代的末期，西方的宗教改革者將他們與羅馬天主教會的分裂合理化，聲稱該教會本身已經偏離了早期教會，他們忿怒地試圖將它復原。
然而，此時西方基督教世界正在失去其原有的文化依止處。宗教改革之前的幾個世紀標誌著一種困境。由於與東方脫離──在東方樂園文化在諸如聖像敬禮和修行主義等實踐中繼續繁榮──西方開始經歷到一種日益增長的不安，侵蝕了其對人與天主共融的能力的信心。刻意描繪受難的基督的令人不安的畫像開始大量湧現（著名的「死亡之舞」也是如此），對於數百萬信徒來說，在他們希望體驗到樂園的喜樂之前，一個難以估量的漫長的煉獄懲罰時期在墳墓之外若隱若現。正是在這個時候，天國被有效地從這個世界驅逐到另一個世界。
在此背景下，文藝復興不只是對古典人文主義的重新發現，也是對西方基督教世界宇宙論和人類學日益增長的悲觀主義的反應。世俗的人文主義填補了傳統基督教衰落所造成的空白，並將在未來幾個世紀內支撐西方，為上述轉化命令的必要性提供了一個截然不同但卻同樣引人注目的參考點。在這個烏托邦的時代，基督教世界將達到新的高度，但卻是作為一種不再植根於孕育它的文化的文明。
如果文明是斯賓格勒所說是悲劇性「文化命運」──亦即，如果它在文化靈魂枯萎許久之後仍舊延續其各種政治、智識、經濟和社會的構成──那麼二十世紀的災難就是西方背離傳統基督教的必然結果。對於一個在世俗人文主義的偽文化中生存了數個世紀的文明來說，虛無主義的時代是唯一可能的結果。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世紀中，這種文化呈現出如此眾多的豐碑式表現，從米開朗基羅到馬克思。
然而，正如無神論者弗里德里希•尼采以其特有的憤慨所宣告的那樣，清算是不可避免的。他的虛無主義似乎為極權主義和全面戰爭的經驗所證實。這些駭人聽聞的恐怖事件是前所未有的，以至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西方陷入了自我懷疑和多元主義的深淵，這一現象已被喬治•魏格爾（George Weigel）仔細分析。
在第三個千禧年的黎明，後基督教的基督教世界背負著數百萬人的墮胎死亡人數，而至少在歐洲，出生率表明人口自殺的開始。這是一個無法復興恢復其原始基督教文化所必須的信仰的文明，對其昔日世俗人文主義的替代文化過於懷疑，無法再大規模地維持下去。正如艾略特在其同名詩中所說，我們確實已經成為「空心人」，「對碎石的祈禱」。我們不再知道該尊崇什麼，或尊崇誰，但我們仍然以某種方式沉浸在逐漸消逝的榮耀中。我們西方人已經不再是我們的文化曾經造就的樣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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