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園與烏托邦：樂園的時代（2）
但是，基督教世界真的死了嗎？我們不妨在此暫停一下，我們要問一下，「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這個崇高卻又相當模糊的詞語到底是什麼意思，或者說應該是什麼意思。它源於九世紀英格蘭阿爾弗雷德大帝宮廷使用的古英語。在語言學上，它與拉丁語詞彙「corpus christianum」有關，意思是「基督徒團體」，這是西方創造的詞彙，在大分裂之後，開始用來表示受羅馬教宗管轄的領土。這一意義本身與「respublica christiana」（「基督教共同體」）有著較遠的關聯，「respublica christiana」是另一個有著更明確的政治性的拉丁語詞彙，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查士丁尼大帝時代。這些教會和政治內涵正是沃倫•卡羅爾（Warren Carroll）在大約一代人之前撰寫的六卷本《基督教世界的歷史》（History of Christendom）時所想到的。
然而，這種對「基督教世界」一詞的用法過於狹隘。它暗示了一個先決條件，即一個名副其實的基督教文明必須包括對基督教的顯著政治支持。這排除了君士坦丁之前的幾個世紀，也排除了西方近代歷史的很大一部分。此外，這種定義在一個非常有限的歷史背景下，即十一至十六世紀西歐的天主教，得到了最充分的表達。
我將更廣泛地使用「基督教世界」一詞。它將指源於教會歷史伊始時就有的傳統基督教的整個文明。然而，這並不是教會歷史的研究，儘管教會肯定會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它更像是克里斯多夫‧道森（Christopher Dawson）很久以前所追求的歷史──可以稱之為基督教文明的文化史。正如這位傑出的羅馬天主教學者所指出的，基督教是一種「文化創造」力量，遠遠超出了傳統所理解的教會生活。特別是，教會關於聖言降生成人（道成肉身）的教義不可避免地促使教會與她周遭的世界或宇宙發生密切的關係。
的確，本卷與後續的幾卷將展示基督教文化的宇宙觀有多麼豐富。有些人認為基督教及其對天國的關注本質上是彼岸世界的。這可能非常具有誤導性。當天主成為人時，世界從一個完全超越的神的遙遠創造轉變為天國藉以臨在的聖事性方法。事實上，像早期的諾斯底主義者和幻像論者那樣，相信基督將世界同化為自己的重要性有限，或在某種程度上是不真實的，這是異端。
由於傳統基督教的宇宙觀以聖言降生成人的教義為基礎，因此其人類學也是如此。人（希臘語中的「anthropos」），作為創造的一部分，直接被基督的降生成人和聖神內住所轉化。他成為小宇宙（microcosmos），最直接體驗天國臨在的「小世界」。
這種體驗不是被動的。從一開始，基督教世界就包含了所謂的「轉化的命令」──福音使命，藉由使宇宙與天國聯合在一起來參與宇宙的更新。沒有其他宗教曾經或能夠做到這一點。這就是為什麼基督教世界成為最能改變世界歷史進程的文明。受這一命令的啟發和驅使，兩千年來，它的子女向世界所尋求的，超越了其在自然狀態下所能提供的。
但實現這一轉化命令有兩種根本不同的方式。第一種根植於基督教的謙卑之德。它具有痛懺的特徵，在基督教世界的最初十五個世紀裡起著指導作用。遵循基督的誡命悔改，傳統基督教將注意力轉向內在，呼籲個人生活的屬靈轉化。其最詳盡的表達是每年在慶祝基督復活之前所舉行的齋戒期的文化儀式。由於基本上對人獲享與天主共融的能力持樂觀態度──福音中浪子的比喻是最強有力的表達──早期基督教世界的轉化命令促進了天國或樂園的體驗。
對這一轉化命令的另一種截然不同的回應出現在文藝復興時期。厭倦了幾個世紀以來在西方基督教世界不斷增加的對人的狀況過度悲觀的描述（基督教東部相對較少受到這種發展的影響），知識分子開始重新定向這一轉化命令，使之轉向外在，從而產生了一種根植於基督教熱心之德的轉化模式。雖然這種情況下的福音靈感可能是基督潔淨聖殿，但結果往往是居高臨下的忿怒。簡言之，人文主義者和隨後的虛無主義者不再將世界沒有與天國聯合在一起視為自己的過錯，而是責怪他人。
忿怒的精神激勵著人文主義者，從彼特拉克開始（應該說，他自己完全有能力悔改），並在隨後的幾個世紀中不斷增長。現代西方知識分子和受其影響的人越來越脫離謙卑之德和實踐悔改，最終被忿怒帶向了對傳統基督教的拒絕。世俗的啟蒙運動、浪漫主義時代，最明顯的是，雅各賓法國和共產主義俄羅斯的革命變革，都揭示了這一點。
如果說大齋期的公共儀式是早期基督教文化的特徵，那麼選舉辯論的公共儀式就是現代基督教文化的特徵。兩者都極其樂觀，並承諾世界的轉變，但卻是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前者指向樂園，後者則邁向烏托邦。
「烏托邦」這個希臘詞的字面意思是「沒有的地方」。它是在文藝復興時期由一位名叫多默•摩爾的基督教人文主義者創造的，他對天國的熱情表現為對當時西方基督教世界中任何地方都無法完全體驗到天國的忿怒。因此，可以說西方的歷史要麼通向樂園，要麼無處可去。
在接下來的幾卷中，我將展示：在文藝復興時期，根本上是痛懺而又內化的世界轉化體驗，是如何轉變為忿怒而又外化的體驗的。這一轉變是基督教歷史上的關鍵時刻。對人與世界的悲觀主義的興起（世界先於這種悲觀主義而存在，並實際上激發了它），對西方文化構成了一種生存威脅。這是一場文化危機，與西方今天經歷的危機並無不同。與我們的危機一樣，它需要一個回應。
當時，對於基督教世界的男女，只有兩條路可走。當時的人最終選擇的是一條尚未走過的路，一條將西方從天國重定向到自然世界的機會和快樂的路。另一個選項是西方重新發現東方基督教世界，在東方，通往天堂的可靠道路被廣泛踐行，並為人熟知。這將在文藝復興時期帶來一種非常不同的古代文化復興。不幸的是，當時的人並沒有走這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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