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教信理神學（3）
《經驗天主》最初以羅馬尼亞語出版，共三卷。但英譯本計劃出版六卷，將羅馬尼亞語版的每一卷分為兩卷。這一英譯本的第一卷涵蓋三個主要議題：（一）啟示，自然啟示與超自然啟示；聖經和傳統；神學的性質。（二）對天主的認識，理性的認知與否定的認知；天主的本質或存在與祂的德能或運作之間的區別；天主的屬性。（三）聖三是相互之愛的表達。
其餘五卷的主題將是：第二卷：創造與神化。從無中創造的意義；天使的受造及其中的一些墮落成為惡魔；人的受造與墮落；邪惡的起源與性質；我們人與自然的團結。第三卷：耶穌基督的位格。聖言（邏各斯）在創造工作和舊約中的存在與活動；聖言的降生成人，以及基督的天主性與人性之間的結合；祂在三個方面的拯救事工：作為教師與先知、作為大司祭與祭品、以及作為君王。第四卷：在聖神內的共融。教會是基督在聖神內的奧體；我們在教會內的救恩；天主的恩寵與人的自由。第五卷：聖化的奧秘或聖事。第六卷：末世論或創造的圓滿。基督的再臨；死人的復活；公審判；永生。
正如杜米特魯神父在其序言中所說，《經驗天主》是一部綜合性的著作。首先，它之所以具有綜合性，是因為它將多種資料來源匯集為一。作者避免在書中加入大量腳註，但提供了足夠的參考資料來表明他所依據的材料的豐富性。正如我們所預期的那樣，本書最主要地建立在希臘教父的基礎之上。在正教的理解中，教父時代──在此，杜米特魯神父與弗洛羅夫斯基神父一致──並未在第五世紀的加采東大公會議或第八世紀的若望•達瑪森結束，甚至也沒有在十五世紀拜占庭帝國滅亡時結束，而是一直延續至今。一位當代正教神學家在他的思想風格上仍然基本上是「教父的」，因此，他很自然地會一起引用第四、十四和二十世紀的作家的著作。對杜米特魯神父的教義綜合特別重要的兩位教父作家已經被提及：宣信者聖瑪克西穆和聖額我略•帕拉瑪斯。其他經常被引用的教父包括納齊盎的聖額我略、尼撒的聖額我略、亞歷山大里亞的聖濟利祿和阿勒約帕哥的聖狄約尼削。但是，作者的視野不僅限於東方的希臘教父。他也引用了敘利亞作家的著作，尤其是被稱為「敘利亞人」的尼尼微的聖依撒格。拉丁教父也被提及，例如：聖盎博羅削、聖奧斯定和萊林斯的聖味增爵，以及中世紀西方的神學家，如聖維克托修道院的休格。
杜米特魯神父具有教父精神，並不意味著他被禁錮在過去。相反地，他完全拒絕單純重複的神學。他承認早期教父的思想絕非窮盡一切。在某些領域，他相信──最為顯著的，在我們對人和人際關係的理解上──現代思想帶給了我們全新而又至關重要的洞見，這些洞見在古代教會或拜占庭的作家中是找不到的。他認為傳統是開放且不斷創造的，「不是背誦下來的命題總和，而是活生生的體驗」[14]。它是對創造生命的聖神的不斷呼喚。傳統永遠是相同的，卻也永遠是嶄新的，它不僅僅是一種保護性的保守原則，更是成長與再生之源。它不代表被動地、機械地接受過去的他人所言，而是不懈努力地在當代條件下重新活出這份遺產。傳統是應用於人生活的聖經，聖經成了當代的。對杜米特魯神父而言，傳統以這種方式代表了教會的批判精神。一位「傳統」的神學家，如果他是真是如此，蒙召要成為英勇無畏的，且是具有預言性的。他需要問的不僅僅是：「教父們很久以前說了什麼？」而是：「如果他們今天還活著，他們會說什麼？」作為教父神學家，而非僅僅是教義史學家，我們的目標不僅僅是考古學的準確性，而是「靈性的記憶」。我們尋求呈現的不僅僅是教父們的文字，而是他們活潑的精神、他們的思想或「phronema」、即所謂的「永恆的青春」。
由此可見，杜米特魯神父，作為一位忠於教父傳統的神學家，用安東尼都主教的話來說，他也「與每一代人相通」[15]。與教父們一起，當代的正教作家也出現在《經驗天主》中。書中有俄羅斯移民社群中的主要人物：洛斯基（Lossky）、弗洛羅夫斯基（Florovsky）、埃夫多基莫夫（Evdokimov）、施梅曼（Schmemann）、梅延多夫（Meyendorff）。書中引用了現代希臘的卡米里斯（Karmiris）和亞納拉斯（Yannaras）的著作，還用了來自西方起源的正教作家奧利弗•克萊蒙特（Oliver Clément）的話。對非正教人士的提及相對較少，但偶爾提及巴特（Barth）、拉內（Rahner）、馮•巴爾塔薩（von Balthasar）和漢斯•昆（Küng）等人，足以表明杜米特魯神父熟悉羅馬天主教和新教的思想。
有一類著作，杜米特魯神父顯著地沒有引用，即正教會所謂的「信經書籍」（Symbolic Books），這些書籍可追溯到十六世紀末和十七世紀。相比之下，帕納吉奧蒂斯•特雷姆貝拉斯（Panagiotee Trembelas）所著的希臘文《大公正教會教義學》[16]中經常引用這些書籍。杜米特魯神父的這種遺漏更加引人注目，因為他博士論文的主題是耶路撒冷的多西德奧宗主教，這位宗主教本人也是「信經書籍」中的《正教宣信》一書的作者。如果他避免引用多西德奧或彼得•莫吉拉（Peter Moghila），原因無疑是他希望擺脫他們所代表的拉丁化、經院哲學風格的神學。杜米特魯神父很少明確提及的另一個來源是正教的禮儀書籍。這是一個更令人驚訝的遺漏，因為對他而言，教會的崇拜實際上極其重要。正如他強調教義與祈禱之間的內在聯繫一樣，他肯定認為所有信理神學都是禮儀的、神秘的。
《經驗天主》一書在另一個更深刻的層面上也是一部綜合性的著作。作者不僅將各種資料來源匯集到一個統一的框架中，而且還試圖表明所有教義之間的內在聯繫和相互依存性。「只有聯繫……」：正如杜米特魯神父所設想的，神學中的一切都與其他一切相互聯繫，它們相互交織在一起。因此，就如我們所指出的，儘管這部著作具有明確的結構和清晰闡述的主題劃分，但其處理方式不如讀者預期的那樣連貫，邏輯順序不那麼清晰。例如，在討論一般的啟示時，杜米特魯神父立即就談到了天主聖三和降生奧跡。重複出現的內容很多，但這或許是經過深思熟慮的，而非疏忽的結果。這六卷本就其呈現了對真理的連貫視野的意義而言，它們具有系統性。但在杜米特魯神父的話中，教義構成的系統「不是由抽象原則構成的；它是基督的生活統一」[17]。
為了傳達這種「生活統一」，杜米特魯神父採用了這樣一種風格，與教義神學著作慣用的學術風格相比，更加個人化，更富有詩意。在用詞方面，他是一位真正的熟練工匠，既是詩人又是神學家。正如他的弟子伊翁•布里亞神父所言，他「對語言有著絕對的信心，他以其原始、真實的意義使用語言」[18]，尤其關注語言的根源。他尋求恢復「Urwörte」（原始詞彙）的價值，這些詞語很容易被貶低，例如愛、喜樂、恩賜。有人說，他的寫作風格「矛盾地既簡單又複雜」[19]，既清晰又難以理解。要充分欣賞這種詩意，毫無疑問，讀者需要理解羅馬尼亞語；但翻譯者們應得到我們的感謝，因為他們出色地傳達了杜米特魯神父寫作的簡潔性和複雜性。
[14] “The Orthodox Conception of Tradi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Doctrine,” Sobornost 5:9 (1969), 653.
[15] “Some lines on Fr. Staniloae’s Theology,” The Altar (1970), p. 26.
[16] Δογματικὴ τῆς Ὀρθοδόζου Καθολικῆς Ἐκκλησίας 1-3 (Athens, 1959-61); French translation by Pierre Dumont, Dogmatique de l’Eglise orthodoxe catholique 1-3 (Chevetogne, 1966-68).
[17] Quotations from Fr. Staniloae, not otherwise identified, come from the first volume of The Experience of God.
[18] D. Neeser, Introduction to D. Staniloae, Dieu est amour (Geneva, 1980), p. 18.
[19] Metropolitan Antonie, “Some lines on Fr. Staniloae’s Theology,” The Altar (1970), p.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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