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教信理神學（2）
杜米特魯•斯坦尼洛埃於1903年11月16日出生於特蘭西瓦尼亞的弗拉德尼村，該村位於現代羅馬尼亞的最西端，與匈牙利接壤。他的根在農村，從小在一個相對孤立的農業社區長大。他從未停止對在童年時塑造他的羅馬尼亞農民文化的熱愛，並一直努力將其特有的價值觀融入他的宗教思想中。與大地，以及他孩提時代在鄉村所熟悉的溪流、山丘和森林等物質環境的親切感，一直在他的神學視野中留下標記。他神學的核心主題之一始終是一切受造物在耶穌基督內的宇宙性合一。年輕的杜米特魯的父母都是虔誠的正教徒，對他的屬靈觀產生了持久的影響。他講述了他十歲時如何完整閱讀聖經的故事，從中可以感受到他成長過程中家裡的宗教氛圍。「我在於教堂裡唱經的祖父家裡找到了一部聖經。這是一部充滿非常動人的圖片的聖經；這些吸引了我，我開始閱讀。為了理解圖片，我仔細閱讀了經文。我坐在窗邊閱讀，專注於閱讀。每個人，我母親，我父親，所有進來的人都覺得自己好像在教堂裡一樣。沒有人說話；他們說：『孩子在讀聖經。』他們都感到這裡正在發生某件神聖的事情。」[1]
他的母親從小就鼓勵他考慮成為一位司鐸。到了適當的時候，他於1922年至1927年間在切爾諾夫策神學院學習了五年。在這裡，他遇到了西方化的「學術」神學風格，這種風格以經院哲學和宗教理性主義為標誌，在當時的羅馬尼亞正教中十分盛行，而他在後來的生活中強烈反對這種風格。他在切爾諾夫策的學位論文主題是「兒童洗禮」。從一開始，他就對神學的實踐和牧靈含義感興趣。
從神學院畢業，他在1928-29年間在國外度過了一段時間，在希臘的雅典、德國的慕尼黑和柏林以及法國的巴黎學習，在那裡他從法國國立圖書館的手稿中抄錄了聖額我略•帕拉瑪斯未出版的文本。他精通德語、法語和希臘語（包括現代希臘語、古典希臘語和拜占庭希臘語）。此外，他還學習了俄語，尤其是為了閱讀謝爾蓋•布爾加科夫神父的作品。他於1928年完成博士論文，題為《耶路撒冷宗主教多西德奧生平和著作，及其與羅馬尼亞國家的關係》。論文主題的選擇再一次具有重要意義。多西德奧（1641-1707年）本人就是希臘人，不僅與俄羅斯保持密切聯繫，而且致力於在今天的羅馬尼亞建立印刷廠。選擇多西德奧作為他的論文主題，說明了杜米特魯神父對羅馬尼亞作為希臘和斯拉夫世界交匯點的地位以及其作為文化中心的關鍵作用的認識，尤其是在土耳其統治時期，正如著名的羅馬尼亞歷史學家尼古拉•約爾加所說，作為「拜占庭之後的拜占庭」，它是拜占庭遺產的守護者。
1929年，杜米特魯•斯坦尼洛埃開始了他的教學生涯，擔任錫比烏神學研究院的教授，並一直持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最終成為院長。與他在錫比烏的講座相關，1930年，他翻譯了克里斯托斯•安德魯佐斯（Christos Androutsos）的希臘語《信理神學》，該書最初於1907年出版[2]。但這本手冊的西化、經院哲學方法，與他在切爾諾夫策接受的神學訓練相似，隨著歲月的流逝，他對它的滿意度越來越低。將近半個世紀後，當他開始撰寫自己的《信理神學》時，它受到了非常不同的精神的啟發。在錫比烏期間，1932年，他被祝聖為司鐸。雖然對修道靈修深感興趣，但他自己是一名已婚的神職人員，有自己的家庭。他的三個孩子中，兩個夭折了。第三個是女兒，以作家和詩人的身份而聞名，仍然在世，現在居住在西方。
杜米特魯神父的第一部主要著作《聖額我略•帕拉瑪斯生平和教導》於1938年出版，篇幅短小但資料翔實。當時，帕拉瑪斯的神學在正教世界幾乎不為人知，而羅馬天主教學者馬丁•朱吉（Martin Jugie）對其進行的學術研究則持強烈敵對的立場。在過去五十年中，帕拉瑪斯主義的復興徹底改變了正教，杜米特魯神父可以與巴西略•克里沃契恩神父（後來的總主教）一起，被視為決定性的先驅，巴西略神父的研究《聖額我略•帕拉瑪斯的修行與神學教導》於1936年（上述著作出版兩年前）以俄語出版[3]。但巴西略神父僅依賴於當時印刷出版的有限的帕拉瑪斯著作，而杜米特魯神父則能夠利用他在巴黎查閱到的帕拉瑪斯未出版的著作抄本。他一直保持著帕拉瑪斯傳統的神學家身份，正如本書讀者將發現的那樣，他認為帕拉瑪斯對天主的本質和德能的區分具有核心意義。
杜米特魯神父在錫比烏時期寫的第二部重要著作《耶穌基督或人的復原》於1943年出版。在這部著作中，他的主題是：基督是我們人位格的關鍵。他認為，只有在降生奧跡的亮光下，我們才能發現我們自己真實的人性。基督是我們的終極意義。只有藉著天主降生成人，人才能成為完全的人。聖亞大納削的著名論斷需要擴展為：聖言成為人，不僅為了讓人成為神，更是為了讓人成為人。
杜米特魯神父生活的新時期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他從錫比烏搬到布加勒斯特，並在那裡擔任神學研究院教授，從1947年一直到1973年退休。在搬到羅馬尼亞首都之前不久，1946年，他開始出版《慕善集》的羅馬尼亞語譯本，這與他的《信理神學》一起，是他後半生主要的著作。到1948年，此書已出至第四卷，由於共產黨對教會的壓力，不得不暫停出版。在一段時間內，杜米特魯神父被迫將自己的寫作限制在期刊文章和神學論集中的章節；然而，其中一些稿件不僅僅是重要的，而且其本身就是原創作品。
1958年，羅馬尼亞基督徒遭受迫害，杜米特魯神父被捕並被定罪，在監獄和集中營度過了接下來的五年，直到1964年才回到布加勒斯特研究院的職位。「這只是一種和其他經歷沒什麼兩樣的經歷，」他後來微笑著對奧利弗•克肋孟說，「只是對我的家人來說有點困難。」他還補充說，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能夠以半永久的方式操練呼求耶穌之名，並「存留」於在其中[4]。「以這種方式『背負十字架』，」他對克肋孟說，「是基督徒的常態，所以沒有必要談論它。」[5]
在他回到布加勒斯特研究院後，又過了十二年，羅馬尼亞語《慕善集》的出版才得以恢復。然後，1976年至1981年，又出版了六卷，總共十卷，4650多頁。羅馬尼亞譯本由杜米特魯神父編輯，不僅僅是希臘語版本的翻譯，還包括對每位作者的神學介紹和大量的文本註釋。這些導言和註釋充分考慮了最近的批判性研究，借鑒了西方和正教權威的觀點[6]。與18世紀由格林多的聖瑪加略和聖山的聖尼苛德摩編輯的希臘語《慕善集》相比，羅馬尼亞語的《慕善集》為宣信者聖瑪加西穆分配了更大的篇幅，他的著作佔據了整整兩卷，第三卷和第四卷，聖瑪克西穆對杜米特魯神父自己的神學產生了比任何其他教父作家更大的影響[7]。羅馬尼亞語《慕善集》還包括新神學家聖西默盎和聖額我略•帕拉瑪斯的其他作品，而第八卷以對羅馬尼亞的靜修主義的概述而告終，因此強調了《慕善集》傳統在後拜占庭時代的延續。
杜米特魯神父「布加勒斯特時期」的第二部傑作《信理神學》於1978年出版，有三大卷之多。這體現了經過半個多世紀的教學和寫作之後他神學反思的成熟成果。已有外文譯本出現。赫爾曼•皮特斯（Hermann Pitters）翻譯的德文版第一卷《正教教義學》於1985年出版，同年，丹－伊利（現為丹尼爾主教）•喬博泰亞的法語譯本作為「主顯」系列叢書中的一部出版，書名為《正教的精神》。
如果在這一英譯本中沒有保留杜米特魯神父原來的標題《信理神學》，部分原因是許多西方讀者對「信理（教義）」一詞的負面聯想。存在著這樣一種危險，即：它可能被理解為一種強制性的教導，由外部權威自上而下地強加於人。然而，這絕不是作者所說的信理神學的意思。在這部著作中，他從不滿足於外在地簡單訴諸教會的訓導權威，而是總是尋求指出信理真理的內在連貫性和每一信理對基督徒個人生活的意義。神學家的任務是揭示教義與個人靈修之間的聯繫，展示每條教義如何回應人內心深處的需求和渴望，以及它對社會有何實踐意義。他深信，教義不會奴役人，而是解放人；神學本質上是自由。自由，無論是人的自由還是神的自由，都是杜米特魯神父重複出現的主題之一：天主使我們成為夥伴與合作者，與祂自由合作；沒有自由就沒有愛，也沒有人際交往。
「經驗天主」是本書英譯本的書名，它突顯了杜米特魯神父所認為的最重要的神學面向。「我們需要具體的神學，經驗的神學。」[8]在他眼中，按正確的理解，神學不是抽象的體系，不是哲學理論，而是個人經驗的表達，是與生活的天主的生活相遇。它不是像物理學與地質學那樣的「科學」；因為天主不是「客體」，不能以客觀的冷漠態度進行解剖和分析。神學，即談論天主，預設了一種位際關係。它預設了信仰和修行的淨化，持續祈禱的追求，對聖德的渴望；真正的神學家是聖人。此外，它不僅預設了人的努力，更根本地，它還預設了天主的恩寵和聖神的光照；神學是天主的恩賜。唯一真正的神學被龐都的厄瓦格里概括為下面這句杜米特魯神父非常喜歡引用的話：「如果你是一個神學家，你就會真正地祈禱。如果你真正地祈禱，你就是一個神學家。」[9]因此，如果有人期待著有關信理神學的論著是一本正式的教科書，有著按嚴格的邏輯順序排列的精確定義，他可能會對《經驗天主》感到不安，有時甚至感到困惑。但我相信他們也會感到驚訝。
1961年，隨著《信理神學》之後，又出版了一部有關正教靈修的研究的著作。儘管年事已高，杜米特魯神父至今仍在繼續發表嚴肅的神學文章[10]。他是一位異常多產的作家，卻避免了膚淺。特蘭西瓦尼亞的安當•普拉馬達拉都主教正確地論及他的「完美主義」：「他是『完美主義者』，但不是那種因擔心明天會說得更好而不敢寫任何東西的完美主義者。他今天寫下他今天所想的，認為如果他明天有新的想法，這些想法將會完成並延續今天的想法。」[11]
透過他的演講、文章和書籍，杜米特魯•斯坦尼洛埃神父幾乎單槍匹馬地改變了羅馬尼亞正教神學，在戰後時期賦予了它一個截然不同的方向。然而，那些第一次見到他的人不會輕易猜到他的影響力有多深遠，因為他是一個謙卑的人，溫柔而又不起眼。他的學識和廣泛閱讀從未以壓迫或恐嚇的方式炫耀。他關心他人，溫暖而平易近人，自然而然地表達出真正基督徒的謙恭有禮。當他在《經驗天主》中談到聖人的仁慈、溫柔與細膩時，他不經意地也畫出了自己的肖像。他有一張充滿光輝的臉，眼睛與嘴唇上總是帶著微笑。他是個性情中人，會迅速地從哈哈大笑轉變為一臉嚴肅。他擁有一種珍貴的恩賜：僅僅透過他的存在，就能給人傳達一種完整與平靜的感覺。「他是一個使人恢復對生活的信心的人，」他的好友唐納德•奧爾欽神父恰當地評論道[12]。他的一生致力於研究、寫作和教學，但他從來不是狹義的「學術研究者」。他不僅是一位教授，也是一位熱愛禮儀的司鐸，不僅是一位學者，也是一位神師。在他的著作中經常強調神學與祈禱之間的聯繫，這也清楚地表現在他個人的身上。神學不僅是他研究的對象，也是他的生活和存在。他是以心靈的智慧說話。
（未完待續）
[1] M. A. Costa de Beauregard, Dumitru Staniloae: Ose eomprendre que Je t’aime (Paris, 1983), p. 141.
[2] Extensive quotations from Androutsos’ book can be found in Frank Gavin, Some Aspects of Contemporary Greek Orthodox Thought (Milwaukee, 1923).
[3] English translation in The Eastem Churches Quarterly, 3 (1938). Another pioneer work of eariier date is Gregorios Papamichael, Ό Άγιος Γρηγόριος ό Πολαμᾶς (St Petersburg/Alexandria, 1911), a serious study which had, however, little impact on Orthodox theology at the time. It was of course Vladimir Losaky, in his Essai sur la théologie mystique de I’Eglite d’Orient (Paris, 1944; English translation, London, 1957), who first brought Palamism to the attention of a wider public, non-Orthodox as well ae Orthodox.
[4] Preface to D. Staniloae, Prière de Jésui et expérience du Satnt-Esprit (Paris, 1981), p. 11.
[5] Preface to D. Staniloae, Le giénie de l’Orthodoxie (Paris, 1985), p. 12.
[6] See ‘Un moine de l’Egliae orthodoie de Roumanie’ (Fr. André Scrima), “L’avdnement philocalique dans l’Orthodoxie roumaine,” Istina, 5 (1958), 295-328, 443-74; Kailistos Ware, “Philocalie,” Dictionnaire de Spiritualité 12 (1984), cols. 1346-47.
[7] An edition of Maximos, Mystagogia, with a long introduction and copious notes by Fr. Staniloae, appeared in Greek as vol. 1 in the series Ἐπὶ τάς Πηγάς (“To the Sources”), edited by Panagiotes Nellas (Athens, 1973). The first volume of a similar edition of Maximos, Ambigua, was published five yean later (Ἐπὶ τάς Πηγάς 4: Athens 1978).
[8] Costa de Beauregard, Dumitru Staniloae, p. 156.
[9] On Prayer 60 [61] (PG 79.1180B; The Philokalia, translated by G. E. H. Palmer, P. Sherrard and K. Ware, 1 [London/Boston, 1979], p. 62).
[10] A valuable collection of his articles has been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St Vladimir’s Seminary Press D. Staniloae, Theology and the Church, translated by Robert Barringer (Crestwood, 1980). Further articles in English translation include: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Orthodoxy,” Sobornost (The Journal of the Fellowship of St Alban and St Sergius) 5:9 (1969) 627-29; “The Orthodox Conception of Tradi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Doctrine,” ibid. 652-62; “The World as Gift and Sacrament of Cod’s Love,” ibid. 662-73; “Orthodoxy, Life in the Resurrection,” Eastern Churches Review, 2 (1969) 371-75; “The Cross on the Gift of the World,” Sobornost, 63 (1971) 96-110; The Victory of the Cross (Fairacres Pamphlet 16: Oxford, no date [C. 1971]); “St Callinicus of Cernica,” in A. M. Allchin (ed.), The Tradition of Life: Romanian Essays in Spirituality and Theology (Studies Supplementary to Sobornost, no. 2: London, 1971), pp. 17-32; “The Foundation of Christian Responsibility in the World: The Dialogue of God and Man,” ibid. pp. 53-73; “Unity and Diversity in Orthodox Tradition,” The Creek Orthodox Theological Review 17:1 (1972), 19-36; “Jesus Christ, Incarnate Logos of God, Source of Freedom and Unity,” The Ecumenical Review 26:4 (1974) 403-12; “The Role of the Holy Spirit in the Theology and Life of the Orthodox Church,” Diakonia 9:4 (1974) 343-66; also (in a different translation) in Sobornost 7:1 (1975) 4-21; “The Cross in Orthodox Theology and Worship,” Sobornost 7:4 (1977) 233-43; “Witness through ‘Holiness’ of Life,” in Ion Bria (ed.), Martyria/Mission: The Witness of the Orthodox Churches Today (Geneva, 1980), pp. 45-51; Prayer and Holiness: the Icon of Man Renewed in God (Fairacres Publication 82: Oxford, 1982).
[11] “Some lines on Fr. Staniloae’s Theology,” The Altar: Almanack 1970 (The Romanian Orthodox Parish in London: London, 1970), p. 25. On Fr. Staniloae’s theology, see also Ion Bria, “A Look at Contemporary Romanian Dogmatic Theology,” Sobornost 6:5 (1972) 330-36; Isidor Todoran and othere, “La théologie dogmatique actuelle. See problèmes et ses points de vue,” in De la théologie orthodoxe roumaine des origines à nos jours (Editions de l’lnstitut Bibliqoe et de Mission Orthodoxe: Bucharest, 1974), pp. 254-72; Dan-Ilie Ciobotea, “La théologie roumaine contemporaine,” Service orthodoxe de presse et d’information (SOP) 27 (April, 197B), 9-11; I. Bria, “Hommage au Père Dumitru Staniloae à l’occasion de son soixantequinxième snmversaire,” Contacts 31 [105] (1979), 64-74; Istvan Juhasz, “Dumitru Staniloae’s Ecumenical Studies as an Aspcct of Orthodox-Proteetant Dialogue,” Journal of Ecumenical Studies 16:4 (1979) 747-64; I. Bria, “The Creative Vision of D. Staniloae. An introduction to his theological thought,” The Ecumenical Review 33:1 (1981), 53-59; Daniel Neeser, “The World: Gift of God and Scene of Humanity’s Response. Aspects of the Thought of Father Dumitru Staniloae,” The Ecumenical Review 33:3 (1981), 272-82; D. -I. Ciobotea, “Une dogmatique pour I’homme d’aujourd’hui,” Irénikon 54:4 (1981), 472-84; E. C Miller, Jr, “Presentation of the Gifts: Orthodox Insights for Western Liturgical Renewal," Worship 60:1 (1986), 22-38.
[12] Prefsce to Costa de Beauregard, Dumitru Staniloae, 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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