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教聖三信理中聖神的受發（1）
弗拉基米爾•洛斯基
摘譯自《天主的肖像與模樣》，第71-96頁
無論我們喜歡與否，聖神受發的問題一直是東西方分離的唯一教義根源。從歷史上看，所有其他的分歧都伴隨或緊跟著最初有關「和子句」的教義爭論，就其他分歧在教義上的重要性而言，都或多或少地依賴於這一原始問題。當我們考慮到聖三奧跡的重要性及其在整個基督教教義中的地位時，這就很容易理解了。因此，希臘人和拉丁人之間的論戰主要是圍繞著聖神的問題展開的。如果在最近各宗派間的辯論中出現了其他問題，並佔據了首要地位，這主要是因為神學家的思想所處的教義層面已經不同與中世紀的了。教會論的問題越來越多地決定了現代基督教思想的關注點。這本是應該的。然而，在某些現代正教神學家身上（尤其是俄國人，他們經常討厭拜占庭），我們可能注意到他們具有這樣一種傾向，低估甚至輕視過去有關聖神論的爭論，這表明這些神學家極其願意放棄他們祖先的教導，既缺乏教義意識，也缺乏對生活的傳統的敬畏。
誠然，為了滿足當前的需要，總是有必要重估教會過去所確認的真理的價值。但這種重估絕不是貶低。它是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對所講述之真理的價值的重新表述。歷史學家有責任告訴我們教義最初是在什麼情況下被提出來的，並說明教義的歷史意義。但作為歷史學家，他的職責不是評判教義的價值本身。如果不記住這一點，歷史神學就有可能成為教會中的「灰袍主教」，或者說是「平信徒主教」，試圖用世俗科學的方法建立傳統的新準則。這是一種學者的政權高於教權主義（Caesaropapism），如果對教會而言，傳統不是在聖神內之啟示的生活現實，它就可能成功地將自己的權威強加於教會。
例如，博學的俄國神學家、著名的神學歷史學家博洛托夫（V. Bolotov）在波恩與舊天主教徒的談話中，根據對教父文獻的分析，認為自己能夠宣布，「和子句」幾乎不構成教義和解道路上的障礙。按博洛托夫所說，這個問題涉及兩種「神學意見」（theologoumena），用 兩種不同的公式──「由子（所發）」（a Filio）與「藉子（所發）」（διἁ Υἱοῦ）──表達了聖神受發的信理。博洛托夫是一位出色的神學歷史學家，他不會得出結論說雙方的信理是一致的。但他缺乏教義意識，沒有意識到這兩個公式在兩個不同的聖三論中的真正位置。即使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他也犯了一個錯誤，他把「由子（所發）」看作是「藉子（所發）」的對立面，好像這就是兩個表達聖神的位格受發教義的公式。然而，引起衝突、並由此暴露出聖三神學的分歧的，是「由父和子（所發）」（a Patre Filioque）和「惟獨由父（所發）」（ἐκ μόνου τοῦ Πατρὸς）這兩種聖神受發的公式。博洛托夫肯定隱約認識到了分歧的根本特性，因為他明確否認了聖子在聖神的受發中的中介作用的因果特性：「但是，儘管『藉子（所發）』植根於聖三生命最内在的奧秘關係之中，卻沒有絲毫因果關係的含義。」「藉子（所發）」這個公式是從子是聖神的位格受發的中介的意義上加以詮釋的，十三世紀合併派人士之所以將它用作一致的公式，正是因為他們的聖三論與「和子句」的反對者的聖三論不同。博洛托夫採用了拉丁化希臘人對「藉子（所發）」的解釋，最大限度地縮小了兩種聖三論在教義上的分歧；因此，他可以把這兩種可接受的「神學觀點」作為他的寫作主題。
在此，我們的任務不是歷史學家的任務。我們將撇開有關這兩種不同公式的起源的問題。我們甚至承認對「和子句」作出正教诠釋的可能性，例如它最初出現在托萊多公會議上。對五世紀、六世紀和七世紀在西班牙召開的公會議的「和子句主義」進行研究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這樣可以對這些公式進行教義評价。在這方面，歷史神學客觀公正的工作可能會對教會真正有用。我們在這裡討論的不是口頭公式，而是兩個既定的神學信理。我們將試著展示聖三神學的概要，當正教神學家面對聖神是由父和子、如同由一個單一的原則永恆地所發的學說時，他們認為自己有義務捍衛正統的聖三論。我們將僅限於闡述有關「惟獨由父（所發）」和「藉子（所發）」這兩個公式的一些一般性的神學原則。我們不會詳細討論過去的爭議。我們的唯一目的是使人更好地理解正教的聖三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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