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三章　傳教使命

　

　

　

「是的，我在主日被祝聖為司祭了，」塞拉芬神父在這件事發生後僅兩天後就給他的一個神子寫信，「我開始感受到十字架的重量。請你比以往更努力地為我祈禱，使我真正能夠幫助靈魂獲得救恩。司祭職不是我一個人的事──我應該把我周圍的人拉到天堂裡！但這是怎樣的呼召和責任啊！」

在這個新的重擔壓在兩位神父身上不久，伊望總主教──修道院不朽的在天恩人──從他們身上卸下了另一重擔。舊金山的伊望總主教紀念協會曾向昆仲會提出，如果在修道院裡能找到水，就由他們出資在那裡挖一口井。現在探井人已經來了，並找到了地下水，協會的人特意去了一趟修道院，並捐出了他們募集到的錢，數額達到了幾千美元。

此後不久，1977年7月13日，一輛載著巨大鑽頭的重型卡車來到了修道院。兩位神父告訴挖井人在教堂附近的確切位置開始鑽井，那裡是測井人向他們保證在距地面80英尺處有水的地方。馬達開始轟鳴；鑽頭開始鑽出土層和粘土。一段時間後，它到達了指定的八十英尺處，但沒有發現一滴水。挖井人繼續往下鑽。最後，在125英尺處，他的鑽頭碰到了一塊岩石。他問道：「你想讓我再鑽多久？」他鑽得越深，神父就要付更多的錢。

革爾曼神父對塞拉芬神父說：「這已經花了我們兩千多美元，這還不包括水泵，它還會再花一千多美元。」

想到沒有鑽到水，卻要支付這麼大一筆錢，兩位神父感到很難受。隨著鑽探的繼續，神父和朝聖者們都進入教堂祈禱。最後革爾曼神父說：「看來我們不配擁有水。無論發生什麼，榮耀都歸於上帝。請大家祈禱至少我們能有足夠的錢來支付給那人。」

大家都去了餐廳，因為他們一整天都沒有吃東西。飯後，他們回到聖堂，詠唱聖母聖頌典。當他們正在祈禱時，聽到有人喊說：「水！」眾人走出聖堂，看到水從地裡湧出。挖井人告訴他們，在135英尺處鑽到水。他彎下腰去舀了一些冒泡的水。「這是又好又甜的水，」他宣布道，每個人都歡呼踴躍起來。

在離開之前，挖井人給了兩位神父一個「水泵工」的名字，他很快就來安裝了一個水井泵。挖井人和水泵工分別給了神父160英尺水井的賬單，這是他們預計的兩倍。他們將這些賬單加在一起，將總金額與伊望總主教協會所給的支票金額進行了比較。令他們大吃一驚的是，他們發現兩者幾乎完全相同。「這顯然是伊望主教的禮物！」塞拉芬神父當時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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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挖的水井對修道院來說是一巨大的福音。神父們不再需要用卡車或背著東西到鎮上去取水了。就好像修道院的靈性之父伊望總主教告訴他們的，在他們來到這裡的最初幾年，他們需要為無水而克修，以保持他們的修行奮鬥。但現在他們已經背上了司祭職的十字架，他們不再需要這個額外的克修奮鬥。現在他們必須為世人而自我犧牲。

塞拉芬神父的《年鑑》中可以看到司祭職給昆仲會帶來的變化，在他被祝聖之後，每天的記錄變得簡短而潦草。以前他有時間寫下對教會狀況以及昆仲會的目的和方向的思考，現在他只有時間在草稿紙上記下事情和人名。而這些名字，在接受祝聖之後，變得多了起來。現在修道院有了可以施行告解和聖餐的神職人員，人們對它有了更多的期待，因此它被越來越多的信徒當作靈修中心，前來參訪。像往常一樣，兩位神父接待所有前來找他們的人，經常要處理朝聖者複雜的屬靈問題。

然而傳教活動卻並沒有就此停止增加。由於現在兩位神父被要求通過其司祭職而成為恩寵的傳播者，他們的牧靈工作自然要進一步延伸到修道院之外。昆仲會即將進入一個全新的階段，建立傳教站，成為在西北地區的正教福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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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傳教所於1978年在鄰近的雷丁鎮開始。隨著越來越多的朝聖者開始來到修道院，瓦蓮京娜•哈維在雷丁的家已經成為一個中轉站，人們──包括司祭和主教──會在往返修道院的路上過夜。這時瓦蓮京娜的母親和丈夫已經去世，她和女兒亞歷山德拉住在一起。過夜的朝聖者經常會在她的小「祈禱室」裡舉行禮儀。看到這個祈禱室不夠大，無法容納越來越多的朝聖者，瓦蓮京娜曾向革爾曼神父建議，可以在她更寬敞的車庫裡建一座小聖堂。車庫是她後院的一個獨立的60×40英尺的建築，她一直把它作為儲藏室。這座車庫是最近才建起來的，因為一場大火燒毀了之前位於同一地點的雞舍。

促成建立傳教小聖堂的動力出乎意料地到來了，就像成立昆仲會時那樣。1978年2月，在瓦蓮京娜的主保瞻禮，塞拉芬神父與一些修道院的朝聖者驅車前往雷丁，以祝賀她的主保瞻禮。當天晚上，革爾曼神父與兩位弟兄分別出發前往同一目的地，他們計劃在瓦蓮京娜的家中舉行九時課和暮時課禮儀。當他們的卡車在離雷丁幾英里處拋錨時，革爾曼神父想：「啊，魔鬼來了：一定有好事要發生！」他們開始在黑暗中沿著公路向雷丁走去。在走了幾英里後，他們被塞拉芬神父和朝聖者接到了，當時他們正在返回修道院。儘管發生了一些困難，但每個人都興高采烈，大受鼓舞。革爾曼神父捕捉到了這一靈感，他覺得時機已經成熟，可以為在雷丁開始傳教的夙願而出擊。大家爬上了卡車，去了瓦蓮京娜的家。

見到瓦蓮京娜後，革爾曼神父說：「帶我們去你的祈禱室。」他們在那裡點燃了蠟燭，並詠唱了聖母聖頌典。然後革爾曼神父發表了講話，告訴所有在場的人，他們那晚的聚會讓人想起了古代的地窟儀式；像那些地窟裡的信徒一樣，現代的基督徒必須在精神上與世界分開。他提醒大家，伊望總主教在這個家裡，就在這間房間裡。「你想在雷丁建一座小聖堂，對嗎？」他問瓦蓮京娜。她點了點頭。「那就讓我們在這裡建一座傳教小聖堂，」革爾曼神父說，「這樣，伊望總主教所代表的另一個世界的基督教就可以為平信徒壯大起來。」

塞拉芬神父看著革爾曼神父，心裡暗自高興。「我可以擁有你車庫的鑰匙嗎？」革爾曼神父問瓦蓮京娜。當她拿來鑰匙時，他說：「把伊望主教用來祝福你的聖像拿給我，再拿一把掃帚來。」瓦蓮京娜流出了眼淚。她微笑著拿出了伊望總主教給她的小小紙質聖像，當時她還是上海的教會學校的學生。

那天夜裡，革爾曼神父在車庫打掃出一個角落，掛上了聖像。他說：「願這裡成為新的『罪人之保障』大堂，以紀念伊望總主教！」他這樣說是因為伊望總主教在上海的主教座堂奉獻於「罪人之保障」聖母像。當他表示希望車庫成為「大堂」時，他想到了伊望總主教在法國的總主教「座堂」，那也是一座由車庫建成的教堂。

安東尼總主教為雷丁的「罪人之保障」傳教小聖堂的開堂給予了祝福。不久之後，在正教主日，革爾曼神父帶著修道院的所有年輕人，他們拿著聖像和旗幟遊行，之後用聖水祝福了新聖堂。在光明週的星期五，在那裡舉行了第一次事奉聖禮。在隨後的幾個月裡，瓦蓮京娜、她的女兒亞歷山德拉和該地區的其他信徒努力工作，將他們以前的車庫變成了一座真正的正教教堂。

瓦蓮京娜才現在明白，為什麼多年前她考慮離開雷丁時，伊望總主教告訴她，她在雷丁是有原因的。更難能可貴的是，她記得伊望總主教最後一次訪問她家時發生的一件事，那是在他在西雅圖去世前三天。在準備上車前往西雅圖時，他突然停了下來，用庫爾斯克聖母像祝福瓦蓮京娜的雞舍。在對她的財物進行全方位的祝福後，他再次去祝福雞舍。「為什麼他一直為我們的雞舍祝福？」瓦蓮京娜的母親問道，瓦蓮京娜開玩笑地回答說：「他一定是想讓我們有一個最受祝福的雞舍！」伊望總主教在離開前探究地看了瓦蓮京娜好幾次，似乎想要說些什麼。直到現在，二十多年後，當她的車庫裡在以前雞舍的位置上建起了一座小聖堂時，瓦蓮京娜才意識到總主教怪異行為的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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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蒂納的兩位神父希望，通過激勵和啟動像雷丁這樣的小型傳教所，可以在他們中間灌輸「後院中的曠野」的原則。「這不會是任何『有組織的堂區』，」塞拉芬神父在一封信中指出，「而只是一個傳教站，（首先）為雷丁和邊遠城鎮的那些已經偶爾來我們修道院參加禮儀的人服務。」那些想要獲得修道院所擁有的東西的人將不再需要大老遠跑到普拉蒂納來觀看實踐著的屬靈原則。通過在他們自己的傳教站的奮鬥和祈禱，他們可以度另一世界的生活，而仍然居住在這個世界上。

只要有機會，兩位神父就會在雷丁傳教所舉行禮儀，每月不少於一次。所有與塞拉芬神父一起參加這些傳教活動的人都可以看出，他對這項工作傾注了全部心血。然而，很少有人意識到他做出了多大的犧牲。以他內向的性格，他並不像性格外向的革爾曼神父那樣輕鬆地承擔起傳教牧者的任務。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真正的修士，他不希望離開他的修道院；他的內心和思想總是專注於他所鍾愛的曠野。儘管他不願意離開獨修所，但他有時還是要在世界裡主持復活節和聖誕節的禮儀。

阿萊克西•楊神父回憶說：「在塞拉芬神父去世前一年左右，我開車送他前往一個他要發表演講的地方。我們下了車，當他在我前面走時，他轉身說：『你知道，這真的不適合我。』這很有趣，因為許多人認為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裡，可以說他是真正過著他所想要的生活。當然，在某種意義上，這是真的。但他的一部分從來沒有真正喜愛過它，因為他想只在修道院裡。他做傳教士的工作，因為他知道上帝在召喚他。這是他的職責。……他只是通過每天時時刻刻都履行自己的職責以使自己的眼睛專注在基督身上，從不推卸責任。」

塞拉芬神父告訴修道院的弟兄：「無論上帝派給我們什麼，我們都必須接受，並盡力去做。每天都有新的鬥爭，有新的機會來增進我們的祈禱，有新的事奉上帝的方法。」這種接受不是單純的宿命論，因為塞拉芬神父意識到，他唯一真正的成就可以在敏於上帝的旨意和成為祂聽命的孩子中找到。正如革爾曼神父所說，「塞拉芬神父強迫自己為他人付出」；而正是在這種強迫自己的過程中，根據前面引用的大聖瑪喀里的教導【見第五十八章。】 ，主使我們充滿了屬靈的果實和憐憫的心腸。正如我們將看到的，塞拉芬神父確實在他的新服務中找到了成就感。他對他所服務的世界上的人感到同情，而且，他感覺到所有事情的結局即將到來，他想為他們做他能做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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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雷丁的傳教所成立之初，塞拉芬神父就努力防止它像世界上許多其它堂區一樣，經常變得自我封閉，並為內部的小爭鬥所困擾。在其第一次「堂區會議」上，他提出了以下原則。

一、「堂區」一詞通常意味著某些「地方的」東西，對自己感興趣。這並不是基督教的理想。我們必須與整個正教會的信仰團體融為一體，不僅僅是為教堂購買家具，而是要定期幫助他人，包括金錢和工作──幫助烏干達的正教徒，幫助澳大利亞伊望總主教「正教行動」社團，等等。

二、犧牲：給有需要的地方提供幫助；理想是將收入的10%交給上帝──無論是直接交給教會，還是交給有需要的人等（但卻不是法利塞主義）。

三、上帝居於首位：如果發生分歧，他們要以基督教的精神來解決；必須心甘情願地對他人讓步和寬恕。要承行上帝的旨意，而不是我們的意志。

從1978年到1984年，昆仲會能夠開始在加里弗尼亞州的威利茨、俄勒岡州的梅德福和伍德本、愛達荷州的莫斯科和華盛頓州的斯波坎建更多的傳教堂區。與雷丁的傳教所一樣，這些新的傳教所是人們希望在自己的地方體驗教會生活的自然結果。這些傳教所的大多數成員都是普通的美國人，他們在成長過程中從未聽說過正教。兩位神父在開始傳教時特別想到了基督的話語：窮人有福音傳給他們。

每位神父每年都要去俄勒岡州的傳教所幾次，至少有一位神父每年要去華盛頓州和愛達荷州一次。正如塞拉芬神父在他的年鑑中指出的那樣，他從這些地方的服務對像那裡得到了一種「良好而又溫暖的感覺」，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在附近沒有正教教堂的情況下仍努力過著靈修生活。

1980年和1981年，是塞拉芬神父首次前往華盛頓州傳教，為那裡的正教基督徒的財產祝福，並為傳教所的成員施洗。1982年，革爾曼神父前往俄勒岡州、華盛頓州和愛達荷州時，在三所大學進行了廣受關注的幻燈片講座。他對愛達荷州莫斯科的傳教所印象特別深刻，該傳教所是由從離普拉蒂納不遠的小鎮──格倫森林──搬到那裡的人創辦的。當時，莫斯科傳教所的成員已經租了一個城市店面，裡面有一個小聖堂和聖像壁。革爾曼神父回憶說：「當我們在小聖堂裡舉行徹夜守夜祈禱時，一位鄰居女士從她的公寓下來倒垃圾，透過店面的窗戶，她突然看到了拜占庭的一個縮影：蠟燭、祭壇、聖像和歌唱。她不知道自己看到的是什麼，她敬畏地站在那裡，正如她後來所說，她情不自禁地走了進來，在整個漫長的禮儀中一直待著。通過這次偶然的相遇，她的生活改變了。」

俄勒岡州梅德福德的傳教所由俄羅斯人、希臘人和塞爾維亞人組成，他們想在俄勒岡州南部組建一個正教堂區，因為當時在該州尤金市以南沒有正教教堂。1978年，這群人打電話給住在梅德福德南部約90英里處的阿萊克西•楊，把他們的願望告訴了他。阿萊克西將消息轉達給普拉蒂納的兩位神父，然後他們與梅德福的組織家庭舉行了一次會議。不久，神父將去梅德福德舉行事奉聖禮。這一傳教所奉獻給伊爾庫茨克的聖英諾肯特和阿拉斯加的英諾肯特。

梅德福德傳教所成立後不久，出現了一點問題。一些人認為普拉蒂納的兩位神父要求他們遵守基本的正教教規，如守齋等，這過於嚴格。他們說：「這個堂區不是由修士組成的！」於是決定從另一正教聖統請來一位司祭。1979年2月，臨近大齋期時，塞拉芬神父在那裡主持事奉聖禮，他並沒有強求，只是告訴大家要想好自己選擇怎樣的方式。結果是，新來的司祭極其現代主義，以至於令一些人感到震驚。正如塞拉芬神父所寫的，他們「畢竟還是決定想要『古老的正教』，將我們叫了回來」。

兩位神父的另一項責任是受他們的激勵所建成的第一個傳教所。阿萊克西•楊在加里弗尼亞州與俄勒岡州邊界附近的埃特納建立了一個奉獻給聖阿德里安和聖納塔利亞的小團體。兩年來，兩位神父輪流去那裡主持禮儀。涅克塔里主教每年也至少訪問該團體一次，有時還帶著顯靈跡的庫爾斯克聖母像。「有一次，」阿萊克西回憶說，「在我們家後面的小聖堂裡與行完祈請儀軌後，涅克塔里主教把他的手放在我的胸口，說：『我知道你心裡想什麼。』他是在認可我對整個傳教理念的極大熱愛，他也支持和鼓勵這一理念。」

一直以來，兩位神父都懷著這樣的想法：阿萊克西有一天會成為司祭。現在梅德福德的傳教所已經成立，阿萊克西可以在梅德福德和埃特納擔任司祭。當兩位神父向在梅德福德的人提到這一點時，用塞拉芬神父的話說，他們「對這一前景感到非常高興」。

1979年2月3日，在訪問埃特納時，塞拉芬神父與阿萊克西談到了神職祝聖的問題。此後不久，梅德福德傳教所正式請求涅克塔里主教祝聖阿萊克西為司祭，並安排在復活節後第二個星期在聖革爾曼修道院舉行祝聖禮。

涅克塔里主教於5月5日星期六祝聖阿萊克西為司祭，阿萊克西在這一天以前已被祝聖為副輔祭和輔祭。來自各傳教所的人都到場參禮，正如塞拉芬神父所指出的，那是一場「凱旋慶典」。多年後，阿萊克西神父回憶道：「一場可怕的春季風暴使通往阿拉斯加的聖革爾曼修道院的道路幾乎無法通行──然而卻有許多朝聖者擠在教堂裡參加祝聖禮儀。在祝聖禮儀中，以及在之後的事奉聖禮中成聖體聖血（Anaphora）時，涅克塔里──我們的使徒──流下了眼淚；他在主持事奉聖禮時，從來沒有不對他面前的偉大奧秘感到敬畏的。在這次禮儀結束時，他對我說：『絕對，絕對都不要做一個「職業」司祭。』他的意思是。不要讓神職成為你的『職業』，而要讓它成為你的『生活』；讓它成為你呼吸的空氣──不要關心你生活的物質和經濟方面，而要關心作為基督的司祭把自己奉獻給祂；要準備好受苦。」

主日，阿萊克西神父主持了他的第一次事奉聖禮，從而結束了塞拉芬神父後來所說的在修道院的「非常屬靈的三天」。下午，塞拉芬神父和阿萊克西神父一起去了埃特納，以便和他一起主持禮儀，教他如何舉行禮儀。「塞拉芬神父連續幾天幫助我，」阿萊克西神父回憶說。「他總是那麼有耐心和愛心。他從不在禮儀中或當著別人的面糾正我，而是在心裡做記錄，事後再與我討論這些。」

「他還試圖訓練我們的小『唱詩班』──我的太太和芭芭拉•默里！──她們確實是在艱難地學習，笨拙地將唱經搞得亂七八糟。在一次這樣的禮儀之後，她們為自己學得這麼慢而向他道歉，他的反應卻令人驚奇：『哦，』他說，『我肯定你們的歌聲讓天使感到喜悅！』他是個很好的人，在許多方面都是我真正的父親。」

「涅克塔里主教也總是非常鼓勵我們。有一次，就在我被祝聖為司祭幾週後，他帶著庫爾斯克聖母像經過埃特納。他把它放在我們的小聖堂裡，要求我在它面前舉行聖母祈請。事實上，我還沒有主持過聖母祈請（當然，我已經多次看過人主持聖母祈請了）！我向他坦承這一點，他用蹩腳的英語向我表示，我可以做得很好。於是我就主持祈請禮，非常局促不安，覺得自己並不勝任，顯得很愚蠢。在祈請禮結束時，他說（他的司機翻譯）：『你做得很好，好像你已經做了十年司祭！』我當然知道這不是真的，但我非常『受鼓舞』，因為他竟然想到說這樣一句體貼入微的話語！」

在他祝聖為司祭後的幾年內，阿萊克西神父在埃特納的團體已經發展到五個家庭。1981年夏天，塞拉芬神父和他在一起，當時他在他的小教堂里為七個人施洗。根據最初的計劃，阿萊克西神父不僅為埃特納傳教所服務，也為梅德福德傳教所服務，因為他在地理上比普拉蒂納的兩位神父距梅德福德傳教所更近。

從他的書信和年鑑條目中可以看出，塞拉芬神父對已經開始的傳教活動非常滿意，認為它們是他的導師伊望總主教的使徒願景的另一個成果。他寫道：「雖然我們在北加里弗尼亞－俄勒岡傳教地區的所有勞動看起來都很渺小，每一個小小的果實都是寶貴的。……在所發生的一切中，上帝顯然對我們卑微的傳教努力顯示了祂的憐憫和眷顧。……為了蒙福者伊望總主教賜予我們在這裡的傳教活動的精神，我們要感謝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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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傳教階段的開始，昆仲會進行了另一次冒險。在安東尼總主教的祝福下，1977年，兩位神父首次在修道院舉辦了一系列「聖革爾曼夏季朝聖」的活動。這一朝聖活動每年都在8月聖革爾曼宣聖的日子前後舉行。在此期間，以英語舉行了守夜祈禱、事奉聖禮，並舉行了正教的整個日課禮儀。塞拉芬神父、革爾曼神父、阿萊克西•楊神父和其他應邀演講者──司教、神職人員和平信徒，發表了演講。1978年，塞拉芬神父發表了有關「世界末日的當代徵兆」的演講，1979年發表了關於「面對1980年代的正教基督徒」的演講。這兩次演講後來都以濃縮的形式發表在《正教之言》上。

塞拉芬在記述1977年的第一次朝聖活動時，概述了這次和以後所有朝聖活動的目的。「朝聖的目的是在前往正教修道院朝聖的背景下，提供一個接受基本的正教教育和靈感的機會。遠離了現代城市生活的干擾和世俗的影響，朝聖者能夠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的正教信仰，更清楚地認識到它所包含的對自己和他人之救恩的財富。……目的不是學術講座的『會議』（當然，學術在正教生活中也有其地位），而是一種更簡單的學習經驗，不僅來自正式的談話，也來自教會的日常禮儀循環和許多朝聖者共同參與的勞動。」

塞拉芬神父對這一朝聖活動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和重視。1979年朝聖活動前幾個月，他給革爾曼神父寫道【革爾曼神父當時正在約旦谷的聖三修道院參訪。參閱下文第八十九章。】：「我想得最多的是我們的夏季朝聖，這可能是如今沒有多少人能獲得的『正教啟蒙』的絕好機會。……我的印像是沉重的『教會』氣氛籠罩著一切，扼殺了急需的新鮮感，而我們可以有助於給予這種新鮮感。也許當我們死後，他們甚至會承認我們的勞作──但至少我們要幫助那些我們能幫助的人。」

一些朝聖者從遙遠的澳大利亞、日本、加拿大和東海岸趕來。每年的人數都有增加的趨勢，從1978年夏天的60人，到1981年的近200人。由於修道院的住宿條件非常有限，許多朝聖者在森林中於睡袋裡過夜，男人在修道院內，女人則在修道院客房附近的門外。他們沒有被要求支付任何金錢，而只是被要求「帶上睡袋和手電筒，並在需要時提供幫助」。

朝聖對所有來到這裡的人來說者是一個快樂而又平安的時刻，使他們適應了崎嶇不平的環境。人們可以抖落自己身上的世俗塵埃，認識其他有著相同想法的人。塞拉芬神父寫道：「教會每天日常的日課禮儀，主要是用英語慶祝的，日課禮儀有助於設定一個虔誠而又清醒的基調。」每次朝聖「都是為了幫助朝聖者過嚴肅認真的正教靈修生活，以虔誠準備並領受聖體聖血為中心，很明顯，朝聖者都非常認真地對待禮儀和談話」。

塞拉芬神父特別高興地看到當朝聖結束時，朝聖者對其超越外在的信仰核心有了更多的了解，對可以而且應該影響生活的各個方面的教父的世界觀有了更多的認識。因此，在1979年的朝聖活動後，他記錄道：「我們提供並吸收了許多事實（我自己也學到了很多東西！），但主要的是，我們想要傳達的態度似乎確實得到了體現：一個更屬於心靈而非頭腦的正教。……在關於傳教問題的講座之間有一些激烈的討論，我試圖通過關於『頭腦與心靈』、過度熱忱的錯誤等等的講座來灌輸一些清醒的認識。我想每個人在離開時都至少開始意識到外在的東西並不是真實的。」三年後，在1982年的朝聖之後，他寫道：「我們所宣傳的正教世界觀正在開始下沉。」

最寶貴的是，這些聚會為朝聖者（其中大部分是美國的皈依者）提供了與神聖俄羅斯罕見的「生活的聯繫」接觸的機會。涅克塔里主教和斯皮里東神父每年都來，直到他們的健康狀況不再允許。僅僅只是在這些人面前，聆聽他們講話，朝聖者就可以獲得一些古老正教的智慧和虔誠的生活傳承。

在1979年的朝聖活動中，涅克塔里主教由塞拉芬神父翻譯，向人們講述了他所認識的一位奧普提納的新宣信者：義德者、修士司祭尼康【尼康長老與其他奧普提納的長老一起，後來被俄國域外正教會和俄國正教會（莫斯科宗主教區）宣聖。】，並與他們分享了尼康神父從集中營寄給他（涅克塔里主教）母親的一封信。尼康神父曾被來到奧普提納的蘇聯「清算委員會」嘲笑、唾棄，並剃去鬍鬚，當時他躺在集中營裡，因肺結核而奄奄一息；但他在信中卻寫道：「我的幸福是無止境的。……『你們歡喜踴躍吧！看，你們的賞報在天上是豐厚的。』（路喀福音6:23）。我相信我的主，這些話也適用於我，因此我急切地等待著那個幸福的時刻，我將從這個朽壞的身體中解脫出來，與我的主結合為一。」

「當我母親給我們讀這封信時，」涅克塔里主教對朝聖者回憶說，「我們這些孩子坐在那裡，邊聽邊哭。」

1978年，斯皮里東神父發表了題為「伊望總主教的人生道路」的演講。斯皮里東神父在這些朝聖活動中真正發揮了他的作用。在朝聖活動的高潮──聖革爾曼瞻禮時，會舉行凱旋禮儀，並在林間舉行遊行，輔禮人員高舉著旗幟，每個人都唱著聖歌，那時，他就會像個小孩子一樣笑容滿面。

安東尼總主教也參加了幾次朝聖活動，並給修道院的傳教工作提供支持。在1980年的朝聖活動中，他為威利茨傳教所祝聖弗拉基米爾•安德森為輔祭，該傳教所奉獻給「仁慈者」聖約安。根據塞拉芬神父的記錄，在同一次朝聖活動中，總主教發表了講話，他「認為朝聖活動符合已故維塔利總主教【即，約旦谷的維塔利總主教。】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在俄羅斯西部波恰耶夫修道院的傳教工作的精神。在那裡，這位熱心的傳教士會在戶外向大批來到修道院瞻仰聖約弗的聖髑和顯靈跡的波恰耶夫聖母像的群眾發表極具靈感的演講，喚起他們對正教信仰的熱誠，並堅定捍衛這信仰。這些講座將與教會禮儀、唱弗坐詞、深夜在教堂牆上播放正教聖地的幻燈片交替進行。這些波恰耶夫朝聖所激發的熱忱改變了生活，給俄羅斯西部的正教徒帶來了新的活力。聖革爾曼朝聖活動，在一個更卑微的規模上，確實在努力效仿維塔利總主教的榜樣」。

1981年，全國其他地區的主教前來參加朝聖。「由於1981年的朝聖與舊金山的俄國青年大會重疊，」塞拉芬神父寫道，「克利夫蘭的阿利皮主教代替當地主教參加了朝聖活動的開幕式，他還積極參加了講座之後的討論。在這一周的晚些時候，約旦谷的勞魯斯總主教也參加了朝聖活動。」

在朝聖活動結束之後，為期一周的「新瓦爾拉穆神學研究院」將要開學，以革爾曼神父令人難忘的「畢業典禮」為結束。整個星期有多達60人留了下來。除了通常的正教神學、教會歷史和教會音樂課程外，塞拉芬神父還開設了正教對聖經先知書的解釋課程：1979年開設了《達尼伊爾書》課程，1980年開設了《啟示錄》課程，1981和1982年開設了《起源之書》課程 。【金口聖約安和其他教父認為《起源之書》是一本先知書，因為它的作者──先知摩伊息斯──是過去事物的先知。參閱塞拉芬•羅斯神父，《〈起源之書〉──創造和初人》，第91-94頁。】

塞拉芬神父在《正教之言》中描述了這些朝聖活動，他總結說：「朝聖者離開時，對真正的正教基督信仰和當代世界的精神之間的巨大差異有了新的認識，並下了新的決心，要在這困難時期為保守自己作為正教徒而進行必要的奮鬥。……他們回去時，帶著對在加里弗尼亞山區裡所度過的這些日子的美好回憶，遠離今日城市的干擾，在基督的葡萄園裡，為進一步的耕耘，許多種子被播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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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朝聖還與洗禮聯繫在一起，因為現在兩位神父不僅可以向美國的尋求上帝者傳福音，還可以藉由聖事把他們帶進教會。即使兩位神父沒有費盡心思把他們帶到洗禮之水那裡，普通的美國人似乎也會突然出現，藉著意想不到、上帝所知的方式被帶到正教那裡。

他們第一個為之施洗的人是一個來自雷丁的銀行出納員。這個人是在工作中得知了修道院的存在，當時昆仲會的一張支票剛好從他手中經過。這引起了他極大的興趣，前去參觀修道院，看看它是什麼樣子的；不到一年，他就成了一個新受光照的正教基督徒。

另一事例發生在雷丁的達爾頓（B. Dalton）的書店裡的哲學／宗教區。一天，革爾曼神父碰巧在那裡駐足，查看他的書是否已經售出，在看到書並沒有售出後，他很失望。突然，他感到有人拍他的肩膀，聽到一個聲音驚叫道：「你是誰？！」他轉過身來，看到一個長著一頭濃密短髮的年輕人正熱切地看著他。革爾曼神父微笑著回答道：「我是一名正教的修士，而且是一位司祭！」

「哇！！」這個年輕人高呼道。當他得知革爾曼神父住在普拉蒂納附近的一座修道院時，他更為驚訝，因為他自己在年輕時，經常和家人一起去修道院下面的峽谷中的露營地度假。事實證明，這個年輕人目前是一個名為「敞開之門」的新教組織的牧師，作為他事工的一部分，他在一個「基督教搖滾樂隊」中演奏。早些時候，他曾是一個名為「福音派正統教會」的新團體的成員，在該團體的歷史上，當時該團體與傳統的正教沒有什麼接觸。因此，當他在（書店的）哲學／宗教區看到革爾曼神父時，他不確定他是什麼人：基督徒，猶太拉比，佛教徒？當發現他是一個正教基督徒時，他想了解這意味著什麼。這個非常喜歡交際的年輕人繼續告訴其他人，此後不久，他就和他的七個朋友一起由塞拉芬神父施洗。洗禮發生在1980年朝聖期間，在一條清澈的山澗中進行。身著白袍，新受光照者──男人、女人和孩子──手持蠟燭，在寧靜的大自然中與聚集一處的朝聖者一起唱著聖歌。

在塞拉芬神父五年的司祭生涯中，他和革爾曼神父在這樣的山澗中為一百多人施行了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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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雷丁的「罪人之保障」傳教所不斷成長的同時，其它活動也應運而生。1979年1月，昆仲會在瓦蓮京娜的家裡舉辦了一次婦女會議。週六晚上在傳教所的小聖堂舉行了守夜祈禱，然後在主日由塞拉芬神父主持事奉聖禮。「大約有三十人在場，」塞拉芬神父在他的年鑑中記錄道，「幾乎所有人都領受了聖餐。塞拉芬神父發表了關於如何讀懂時代的徵兆的演講；所有人都饒有興趣地聆聽。會議非常成功；非常有祈禱的氣氛。」

在隨後的幾年裡，兩位神父又在雷丁舉行「聖革爾曼冬季朝聖」活動。他們租了一個大的會議廳，更多的人從其它地方趕來。在1982年在大齋期開始之前的冬季朝聖活動中，塞拉芬神父就大齋期的意義和如何由大齋期獲得最大的屬靈利益進行了一系列的講座。這是塞拉芬神父在雷丁的最後一次朝聖。在朝聖期間的一天，當革爾曼神父前一天晚上為照顧修道院而離開那裡時，革爾曼神父問一位參加朝聖的人事情進展如何。「非常好，」這位朝聖者回答說。「人們渴望了解正教，並真正吸收了講座的內容。」

「塞拉芬神父怎麼樣？」

「他非常高興。」

對塞拉芬神父來說，能夠向屬靈飢渴的人傳遞正教是一種安慰，以至於有多少人在那裡或是他們有多「聰明」都不重要。他關心的不是製造正教的「專家」。他不太關心人們的頭腦是如何對待他所教的東西的，而是關心他們的內心是如何對待它們的。因此，儘管他自己的頭腦比任何人都能更快地掌握事物，但他對那些還在努力理解的「學習遲緩者」非常有耐心。

作為一名傳教士，他最大的喜樂之一就是每個月在雷丁的主日禮儀後進行的聖經研習。進行這些聖經研習的想法是在婦女會議上提出的，一個月後就在瓦蓮京娜的家裡開始研習聖經了。當塞拉芬神父向人們介紹教父的方法和他們對聖經的理解時，看到他們對聖經產生極大的興趣並提出了許多問題，他的內心無比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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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79年，兩位神父的生活已經被朝聖者、傳教旅行、靈修講座、以及與人進行靈修談話的需要所填滿，人們不禁要問，他們怎麼會有時間做其它事情。光是閱讀塞拉芬神父在這一時期的年鑑條目就會讓人感到累。

塞拉芬神父在世上的所有行程，他在最後幾年裡為滿足牧靈需求所做的所有努力，不僅對他的羊群，對他自己也有益處。當他以這種方式為他人奉獻自己的時候，他的靈魂也在不斷成熟，為天國達到了可以被採摘的成熟程度。

「我們何其幸運，」塞拉芬神父會對他的修道同工說，「而我們與他人分享這種幸運的時間何其之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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