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章　受苦正教的先知

　

　

在與塞拉芬神父同時代的所有正教作家中，可能沒有人比約旦谷的阿韋爾基總主教對他的影響更大。自從阿韋爾基總主教前來舊金山參加伊望總主教的葬禮、並參觀了昆仲會的商店以來，塞拉芬神父一直保持著對他的清晰記憶；儘管在這之後他再也沒有見到他本人，但他一直對他抱有最高的敬意。「直到阿韋爾基總主教在1976年去世，」塞拉芬神父寫道，「對昆仲會而言，他一直是道德和神學支持的源泉。」塞拉芬神父將阿韋爾基總主教作為正教作家的典範，從塞拉芬神父著作的主題、方法和要旨，甚至在某些地方的文學風格中，都可以看出這一事實。多年後，當我們回顧並注意到塞拉芬神父與阿韋爾基總主教一生的工作是如此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時，可以看出伊望總主教在1965年的建議是睿智的，當時他指示塞拉芬神父把阿韋爾基總主教作為他藉由印刷文字介紹真正的正教的忠實嚮導。【十年後，米哈伊爾•波馬贊斯基神父證實了伊望總主教的看法。在一封信中，塞拉芬神父說：「我們剛剛問過米哈伊爾•波馬贊斯基神父：誰是現今可靠的正教神學嚮導，他回答：阿韋爾基總主教。」（寫給阿萊克西•楊的信，1975年11月4日）】

作為一個人和一位作家，阿韋爾基總主教非常像塞拉芬神父。他的舉止見證了一種與生俱來的高尚品格，一種寧靜的屬靈尊嚴。他從不匆忙，也不散漫。人們永遠無法發現他處於漫不經心的狀態或心情。他不關心人們對他的看法，也從不為了行使個人權力而試圖打動或傷害任何人。雖然他非常瞭解世俗生活的原則，對周圍發生的事情有一種現實的態度，但他顯然是脫離了世俗的事物。在他身上看不到任何世俗的東西。

那些在阿韋爾基總主教擔任聖三修道院／神學院的院長時認識他的人都記得他引人注目的體態。他身材高大，留著濃密的白鬍鬚，頭髮飄逸，眉毛非常濃密。他的大眼睛似乎能直視人的靈魂和良知，使得一些人評論說，這讓他們想起了塞拉芬神父的眼睛。他聽力不好──這一點幫助了他，使他的思想免受世俗言談的污染。每當附近有瑣碎的爭吵或無意義的談話發生時，他就會故意關掉助聽器。在教堂裡，他會閉著眼睛站著祈禱。

正如革爾曼神父所回憶的，「阿韋爾基總主教是一位真正的基督教牧者。他不只是說『要這樣做，不要那樣做』，而是給出了『全貌』──整個的正教生活哲學，由此人們可以理解為什麼他們應該做一事而非另一事。」

雖然阿韋爾基總主教和塞拉芬神父都很沉默寡言，但他們兩人的著作中都對我們這個時代的背信進行了大膽的揭露和控訴。論及他的導師，塞拉芬神父寫道：「阿韋爾基總主教對當代世界的看法是清醒的、精確的，而且完全是受聖經和教會的諸聖教父啟發的。他教導說，我們生活在背信的時代，即脫離真正的基督信仰的時代，此時『邪惡的奧秘』已進入為『罪惡之人』──敵基督做準備的最後階段。」

與塞拉芬神父一樣，阿韋爾基總主教對背信的哲學根源進行了廣泛研究。正如塞拉芬神父所指出的。「阿韋爾基總主教追溯了這種背信的發展，特別從羅馬教會的分裂之時（1054年），經過人文主義時代、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法國大革命、十九世紀的唯物主義和共產主義，最後是1917年的俄國革命，它為邪惡奧秘的運作和敵基督的到來消除了最後的巨大障礙。」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阿韋爾基總主教身處十九世紀俄羅斯的先知隱士聖德奧梵的直接屬靈法脈，他看到聖德奧梵的預言──就如同和他同時代的聖伊格納提•布里安恰尼諾夫的預言那樣──正在他的周圍顯而易見地得以應驗。聖德奧梵預言了正教沙皇的倒臺及其可怕的結局，他說這必須作為對其同胞中的無信仰、自由思想、無道德和褻瀆行為的懲罰。德奧梵說：「當皇權陷落時，各地人民建立了自治政府（共和國、民主國家），那時敵基督就有了行動的空間。撒殫不難準備好支持捨棄基督的聲音，正如法國大革命期間的經驗所示。將沒有人宣告具有權威性的否決權。因此，當這種適合顯露敵基督願望的政權在各地建立起來時，敵基督就會出現。」

這正是阿韋爾基總主教所看到的在當代世界發生的事情。他寫道：「即將到來的敵基督的僕從的基本任務是摧毀舊世界及其先前的概念和『偏見』，為能在其原有位置上建立一個適合接受其即將到來的『新主人』的新世界，他將為人們取代基督的位置，在地上給予他們基督未給予他們的東西。」用聖伊格納提•布里安恰尼諾夫的話來說，「敵基督將是人類總體道德和屬靈方向的合乎邏輯、公正和自然的結果。」

就像他深愛的喀琅施塔得的聖約安一樣，阿韋爾基總主教發現，作為一個正教牧者，最難忍受的事情就是目睹世界上邪惡的明顯勝利。他看到所有不同教派的基督徒「與時俱進」，不自覺地與即將到來的敵基督的僕從合作，宣揚關於「世界進步」和塵世幸福的人文主義、千禧年思想──這些思想看起來是出於「基督徒的愛」，但實際上卻與真正的基督教非常陌生。阿韋爾基總主教說：「背負十字架是每個真正的基督徒的自然之道，沒有它就沒有基督信仰。」

當看到正教領袖為了「普世」的進步而試圖跟上這些背信潮流，從而助長了敵基督的「新基督教」──「沒有十字架的基督教」時，阿韋爾基總主教的內心格外受傷。

革爾曼神父回憶他在約旦谷的時日說，有一次他在神學院辦公室工作時，聽到阿韋爾基總主教在大廳裡踱了很久時間的步。當時也在辦公室工作的弗拉基米爾神父說：「顯然主教大人被什麼事所重壓。」革爾曼神父（當時的格列布弟兄）出去查看。當他走近總主教時，發現他正在沉思默想。「哦，格列布弟兄，」總主教抬起頭來，一臉憂慮地說，「我一直在想……。今天，『正教』這個詞已經不再有意義了。『非正教』現在正將自己偽裝在正教的假面具下。有必要為我們所稱的正教創造一個新的短語，就像曾經需要創造『正教』一詞一樣。──而這並不容易。」

革爾曼神父還記得，阿韋爾基總主教是如何一顧一切地向失去「鹽」的正教徒傳達另一世界的基督教味道，他在講道的時候會痛悔地哭泣。當他毫不費力地用優美的古典俄語傾訴深刻的教導時，淚水會順著這位義德大司牧的臉頰滾落。

1970年代初期，當阿韋爾基總主教已經體弱多病，不久於人世時，他的牧靈勸言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力量。在閱讀他在《正教俄羅斯》上發表的文章時，塞拉芬與革爾曼兩位神父欣喜地看到這位可敬司教的公開發言，他不僅談到了普世主義、革新主義及千年主義對正教的明顯威脅，還談到了似乎很少有人願意承認、更不用說談及的敏感的教會問題。總主教談到，當我們開始把教會首先看作塵世組織的時候，屬靈的死亡就會悄然而至，政黨政治在公正的「正確性」幌子下進入教會生活。他寫道：「真正的正教，與每一死氣沉沉的形式主義都是格格不入的。在它內沒有對『法律文字』的盲目遵守，因為它是『靈』，是『生命』（約安福音6:63）。即便從外在和純粹的形式的觀點來看，一切似乎都很正確而又嚴格合法的，但這並不意味著它在現實中也如此。」

在阿韋爾基總主教生命的最後時刻，也許最令他痛心的是看到在他所屬的俄羅斯域外教會中，正在興起的新一代正教領導人，他們並非由只想接受並傳承傳統的謙卑者，而是由那些受權力政治驅使的「熱忱」的機會主義者組成。1975年，在他去世前一年，當他開始受到超級無誤派的攻擊時，他本人也成了這種「不合乎真知超見」（致羅馬人書10:2）的受害者。他之所以受到批評，首先是因為他與紐約的一位名叫斐特若的希臘主教的私人友誼，該派人士認為他是美國舊曆法派希臘人的敵對權威。他們得知了阿韋爾基總主教與斐特若主教共祭，便向總主教發出了一封臭名昭著的「公開信」，然後實際上與他「斷絕共融」，同時還試圖通過散佈謠言破壞他的神學權威，說他「受到西方的影響」、是個「學術派」等等。

阿韋爾基總主教親自向普拉蒂納的兩位神父通報了所發生的事情。顯然，他對教會中（他所稱的）「厚顏無恥」的語調感到難過。正如塞拉芬神父後來所記錄的：「他在憂傷中給我們寫了……一封令人心碎的信，表明教會的偉大長老和年輕一代之間的差距有多大，年輕一代沒有得到他們的指導，現在卻認為自己比他們『懂得更多』。」

1975年9月10日，伊望總主教祝福昆仲會的周年紀念日，涅克塔里主教來到修道院舉行事奉聖禮，之後與兩位神父分享了他對最近所發生的事件的悲痛。涅克塔里主教也非常仰慕阿韋爾基總主教，甚至把他看作活聖人。涅克塔里主教告訴兩位神父，反對他的運動表明現今真正的正教道路多麼狹窄而又令人悲傷。「在未來的考驗中，」塞拉芬神父在涅克塔里主教來訪後評論說，「我們仍然相當孤獨！但我們有這些末後的偉大修士的光輝榜樣──阿韋爾基和安德列【即先前的阿德里安神父，新迪維耶沃的安德列總主教。】兩位總主教，以及涅克塔里主教。願上帝保守我們於祂真正的羊群之中！」

就在反對阿韋爾基總主教的運動進行時，塞拉芬和革爾曼兩位神父決定專門為總主教出一期《正教之言》，封面上有他的照片，裡面刊登塞拉芬神父所寫的一篇短文，稱他是「與諸聖教父的生活的聯繫」，還有一篇阿韋爾基總主教本人所寫的文章，題為「神聖的熱忱」。當時，塞拉芬神父指出：「我們計劃了一年，讓阿韋爾基主教登上封面──但現在才是最後的推動力！隨他們怎麼想都可以──這是一位真正的正教大司牧和神學家，沒有任何虛假或政治，而且他自己也直接因教會中的『政治』受苦。我們發現這個封面令人非常欣慰──我們已經為這個義德之人履行了我們的職責！」

阿韋爾基總主教論「神聖的熱忱」的那篇鼓舞人心的文章最後明確區分了真正的正教熱忱和隱藏著個人利益和「冒著凡人情慾的泡沫」的虛假熱忱。總主教寫道：「在一切行為與行動中指導我們的，所必須的，惟有對上帝、對基督的神聖熱忱，不摻雜任何形式的詭詐或曖昧狡猾的政治。」

在專門為阿韋爾基總主教出的那一期《正教之言》發表兩個月後，塞拉芬神父在一封信中寫道：「刊載著我們的阿韋爾基主教照片的封面似乎肯定會將我們歸入了某個『類別』──這可能是最好的結果。我們現在感覺到一些無法確定的『重量』壓在我們身上，彷彿我們在一場前線不明確的『戰鬥』中首當其衝。也許我們的孤立（在某些意義上）使我們能夠更好地承受這種重量，所以我們感謝上帝。在〔超級無誤派〕周圍似乎有一些陰雲，即使是清醒的人也無法想得太清楚或以某種方式『處理』這種情況，而且我們已經得到了一些跡象，表明老一代人期望我們在時機到來時說出正確的『話語』。願上帝給我們力量。」

事實上，阿韋爾基總主教確實期待聖革爾曼昆仲會講說正確的「話語」。正如塞拉芬神父所記錄的：「在他去世前不久，他告訴兩位神父：『你們的道路是正確的。我祝福你們所做的一切。』」他還寫信給兩位神父，感謝他們在他所謂的「非常困難的時期」給予他的道義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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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著教會因阿韋爾基總主教這樣一位明顯正義的司牧而產生分歧，塞拉芬神父受到引導，做了一些深刻的自我反省。在1975年聖誕節所寫的一篇年鑑紀事中，塞拉芬神父試圖對教會的總體情況進行評估，尋求在這一切中找到意義，但卻拒絕在簡單、膚淺的解決方案中避難。他寫道：「在這一年裡，我們聽到了教會不和諧的消息。在一座修道院（約旦谷）裡，修士們說：『我們是沒有牧人的羊。』──然而，如果修道院院長突然變得嚴厲而苛求，為達致（修士的）同心一意，他們會怎麼做？在另一座修道院（波士頓）裡，（修士們）似乎同心一意，但給人的印象是，它並不太深，過於依賴於『意見』──修道院院長之聖潔的意見，或修道院神學的正確性（和其他人的錯誤），『希臘語』比『俄語』優越，等等。在每個地方──在教區，在家庭和小團體裡──都會無緣無故地爆發出敵意，最好的和最溫順的人都會受到迫害。

「今天發現這種普遍現象的原因在哪裡呢？真正的領袖在教會中消失了嗎？還是追隨者拒絕信任那些可能成為領袖的人？當然，這兩件事都在發生，總的來說，許多人的愛越來越冷淡，在一個基於革命的粗暴和自我中心的世界裡，領導和信任都在崩潰。

「答案是什麼呢？獲得領導地位並強迫人服從嗎？──這在今天的世界上是不可能的。盲目服從某個領袖，最好是一個『有神恩』的領袖？──這極其危險；許多人以這種方式跟隨波士頓的潘特雷蒙神父，其結局看起來是災難性的，在路上產生不和諧和摩擦。

「在自己所在的小圈子裡，按照教父的要求去實踐愛、信任和生活──似乎沒有其它方式能解決今天的『屬靈危機』，這種危機表現為缺乏同心一意。如果一個人找到了教父的思想，那麼他就會與其他找到這種思想的人成為一體。這比只聽從某某的說法，相信他是不可錯的要好得多。但要找到教父的思想似乎很困難！與教父們有多少分歧？與其他同樣真誠之人的分歧何其之多！或者這是因為我們尋找的時間不夠長，不夠深入嗎？

「但願上帝給予我們這個令人痛苦的問題的答案！如果我們的努力能夠幫助其他人在真正的正教中找到同心一意，雖然我們思想獨立，但首先要忠實於真正的教父思想──那麼，我們在曠野中的存在就有其合理性。然而，我們通向這種合一的道路似乎是通過不和諧來實現的──例如，在蒙福者奧古斯丁是否是正教教父和聖人的問題上，存在著公開的分歧。這種暫時的不和諧真會產生更深的和諧嗎？但願上帝賜下它──這似乎是盲目追隨非教父路線者的唯一選擇！」

在寫了上面這段話後的幾個月後，塞拉芬神父寫了一封信，在信中他思考了同樣的問題：「我歎息，思考，現在有那麼多的人『懂得更多』，而不懂的人卻像意大利麵條那樣軟弱無力，為了傳遞對正教的真正理解，這真的值得嗎？或者，正如我們年輕的托馬斯〔•安德森〕曾經爽朗地說：如果其他人有不同的想法，那麼也許我們真的錯了？但我又想到阿韋爾基主教、米哈依爾•波瑪贊斯基神父，以及所有那些現在幾乎全已作古了的老一代人──我想為那些錯過了重點的年輕『知識分子』而哭泣。但是，只有藉著真正的痛苦才能理解，而有多少人能夠真正受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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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苦正教」──神學家聖格里高利所說的一句話──經常掛在阿韋爾基總主教的嘴邊。這指的是兩件事：正教基督徒在跟隨基督前往樂園時必須背負的十字架，也指永恆的真理本身在這個墮落的世界上所承受的迫害。正如阿韋爾基總主教所觀察到的，「遵循自己的良心和主的教導的人，最終可能會付出沉重的代價。這在現代生活的各個方面都是如此──有時甚至在宗教和教會領域。」

阿韋爾基總主教深深地嚐到了「受苦正教」的滋味。1973年革爾曼神父到訪約旦谷，探訪患病的總主教的情況時，他得到了這樣的回答：「當正教的榮耀正在減弱，邪惡正在得勝，基督徒變得如此受人仇恨和唾棄，而正教基督徒也好不到哪裡去──也許因為他們所得到的更多……，我能有怎麼的感覺呢？在這可怕的末後時代，誰會為可憐的受苦正教站出來呢？」

在他所寫的最後一本書中，阿韋爾基總主教提到他對他所處時代的「屬靈毀壞」的牧靈關懷是如何導致他最終長期臥病的。「由於我對當今所發生的一切所承受的情感痛苦，我為幾種嚴重的疾病所困擾（至少醫生是這麼說的），這些疾病幾乎把我從這暫時的塵世生活中帶走，因為我無法接受發生在我周圍的一切，也無法漠然地對待它們。」

後來他總結說：「我將受到審判，就像我們所有人都將受到審判一樣，受公正的上帝審判。但我可以說一件事：我所做的一切都是誠實的，按照我的良心，不考慮個人因素。」

1976年3月31日／4月13日，阿韋爾基總主教終於擺脫了他的牧民負擔，安息了。在他最終患病的最後一天，他打著瞌睡，人聽到他說：「拉匝若病了。」顯然這是一種對福音中基督的朋友的神秘認同，因為阿韋爾基總主教在教會紀念拉匝若之死的那一天去世。三天后，他被埋葬，在拉匝若星期六的前夕──那個星期六是拉匝若從墳墓中復活的日子。

在總主教去世的第二天，塞拉芬神父在他的年鑑中寫道：「弟兄們被告知我們的靈修和神學的指導者，約旦谷的阿韋爾基總主教去世了，留下了我們，現在我們成了真正的孤兒。……一個『過渡期』到來了，還不確定是否有人會繼承『約旦谷的思想』。我們昆仲會會現在被置於一個更要負責的位置。對我們來說，傳承真正的教導和正教教父的精神變得更為重要。」

兩天後，塞拉芬神父再次寫下了有關阿韋爾基總主教的去世。「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很大很大的損失。我們感謝上帝，在他還活著的時候，我們能夠把他作為一個『生活的聯繫』來介紹，而不是（像往常那樣）等到他去世後才開始欣賞他。」

為參加阿韋爾基總主教在聖三修道院的葬禮，革爾曼神父與安東尼總主教、涅克塔里主教和克利夫蘭的阿利皮主教一起飛往紐約。在那裡他發現，即使在去世後，阿韋爾基總主教仍不得安寧。在葬禮上──阿韋爾基的朋友斐特若主教在葬禮上事奉──來自超級無誤團體的司祭僵硬地站在祭台上，雙手抱胸，拒絕參加禮儀。喜愛阿韋爾基總主教的心地單純的人目睹了這種厚顏無恥的行為，既震驚又受傷。這些來訪的司祭利用禮儀事奉──更不用說是一位義德之人的葬禮──來進行政治示威。正如塞拉芬神父在一封信中指出的那樣：「約旦谷的潘泰雷蒙神父【修士大司祭潘泰雷蒙（+1984年）是約旦谷的聖三修道院的創建者之一。他與前面所提及的波士頓的主顯聖容修道院的潘泰雷蒙修士大司祭並非同一人。】看到這一幕時，告訴革爾曼神父（他能在場向他的阿爸告別）：『看看我們現在有什麼樣的修士。他們來這裡是為了示威。這一定是世界末日了。』」他們的所作所為受到阿韋爾基總主教本人所說過的話語的指責，他強調說：「教會是為了拯救我們的靈魂而給予我們的，不是為了別的！我們不能把它變成一個工具，或是讓它成為表演我們的情慾、解決我們個人問題的舞臺。」

當革爾曼神父旅行歸來時，帶來了一盤阿韋爾基總主教葬禮的錄音帶。塞拉芬神父將錄音帶寄給阿萊克西•楊和他在埃特納的團體，他寫道：「這將是我們送給你們團體的復活節禮物；你們將因此接觸到我們教會中的一個真正的屬靈『事件』。我幾乎無法聽下去；我只想哭泣。他是一位義德之人，而我們突然震驚地發現，很少有人珍惜他。」

從世俗的角度來看，阿韋爾基總主教的去世似乎是一次失敗。撒殫對所有形式的正義的戰爭仍在繼續，並將在邪惡的統治中達到頂峰。但在天國裡，阿韋爾基總主教已經是一位勝利者。他一直過著虔誠的生活，為自己成為諸聖中的一員做準備。他在去世前一年才寫下的話，激勵著其他人跟隨他：「讓虔敬和虔誠成為我們手持的唯一火把──就像老西麥翁那樣，以一種更神秘的方式──在我們的心靈深處。然後，我們就能在離開人世時發自內心地宣告：『主啊！現在可照你的話，放你的僕人平安去了！因為我親眼看見了你的救援。』」

在阿韋爾基總主教去世時，他的心裡並沒有絕望──即相信缺乏真理和愛。他曾生活在這種真理和愛的臨在之中，他知道敵基督在統治「很短的時間」之後（約安啟示錄12:12），總有一天會被擊敗。他寫道：「敵基督的僕人，如果可能，甚至連被選的人也試圖欺騙。（瑪特泰福音24:24）。然而，想到這一點，我們不應感到壓抑或沮喪；相反，正如主自己所說的，『你們應當挺起身來，抬起你們的頭，因為你們的救援近了。』（路喀福音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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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拉芬神父非常清楚地意識到，隨著阿韋爾基總主教的去世，昆仲會又獲得了一位天上的代禱者。這位義德總主教進入另一個世界僅兩天後，塞拉芬神父在一封信中寫道：「我們相信伊望主教，現在則是阿韋爾基主教在天上的祈禱。」塞拉芬神父現在把阿韋爾基總主教的相片放在他修道小室的聖像角裡。【即本章開頭的那張相片。】

1976年11月，塞拉芬神父得到來自上帝的確據，阿韋爾基總主教確實與基督和祂的諸聖同在天堂裡。正如革爾曼神父所回憶的：「塞拉芬神父來到教堂參加晨禱，他告訴我前一天晚上做了一個神奇的夢。他看到他心愛的阿韋爾基總主教站在長滿青草的美麗臺階上，臺階是向上的。那裡有一大群的人，就像在戶外聚會一樣，而塞拉芬神父也和他們在一起。阿韋爾基總主教看起來容光煥發。他和所有的人一樣都穿著光耀的白衣，包括附近的執事和塞拉芬神父本人，他站在阿韋爾基總主教前面，位置稍低。某種歡樂的慶典正在進行中。執事本應幫助總主教的事奉，但他不知道該詠唱什麼禱詞。然而，塞拉芬神父卻知道這些禱詞，他抬頭看了看阿韋爾基總主教──意思是說他有正確的禱詞。然後總主教示意他，要他高聲詠唱出來。

「『願天主興起！』塞拉芬神父用特殊的曲調高聲詠唱了這篇在慶祝主復活的葩斯哈禮儀上使用的聖詠，『使他的仇敵四散！阿肋路亞！』（聖詠67:1）他剛唱完這節聖詠，巨大的唱經班就將這節經文重複了一遍；如同雷鳴一般，像波浪一樣奔湧向遠方。這時，阿韋爾基總主教露出了深深的欣慰笑容。他開始慢慢地上升，同時揮動散發著馨香之氣的香爐。當宏偉的千人唱經班持續不斷地詠唱之時，塞拉芬神父不知為何竟然知道這是一個新的禮儀，這種盛大的、如同葩斯哈慶典一樣的禮儀以前從未舉行過。」

在塞拉芬神父講述了他的夢境後，革爾曼神父向他指出，那一天是亞使徒聖阿韋爾基的慶節：阿韋爾基總主教在天上的第一個命名日。當天還紀念以弗所的七位沉睡者，他們的生平預示著公復活，還紀念喀山聖母像，俄羅斯遭外國入侵時，多次藉著這一聖像獲救。因此，革爾曼神父認為，在塞拉芬神父夢中所舉行全新而又聞所未聞的禮儀是俄羅斯復活的慶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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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拉芬神父不願讓阿韋爾基總主教的信息被淹沒、被遺忘。總主教去世後不久，他用俄語為《正教俄羅斯》撰寫了一篇文章，題為《末後時代的金口者：阿韋爾基總主教的重要性》。在這篇文裡裡，他向他的偉大導師表達了如下敬意：

「阿韋爾基總主教是二十世紀正教最後的偉人之一，不僅是俄國域外教會的偉人，也是二十世紀整個正教的偉人。我們已經習慣了他針對我們這個時代的背信行為所發表的激烈而又大膽的言論，以至於我們沒有注意到，他幾乎是唯一一位在所有正教會中以各種語言寫作、且如此大膽而又正直地捍衛神聖的正教真理的主教……。

「確實，在我們這個可憐的時代，缺乏正義的人。但是，即使我們沒有看到這樣的維護真理的人，他的教導仍然和我們同在，並可以成為我們在他所預見到的、更加黑暗的未來日子裡的指導明燈，正如《約安之啟示錄》中所說，教會將不得不進入曠野。【諸聖教父把逃到曠野的「身披太陽的女人」（《約安啟示錄》第12章）看作是末後時代的教會的象徵。阿韋爾基總主教在他對《啟示錄》所作的註釋中闡述了這一教導，該書由塞拉芬神父翻譯成英文，由聖革爾曼昆仲會於1985年出版。】

「對那些真誠地渴望保持對正教的忠誠的人而言，沒有什麼比從阿韋爾基總主教的金口發出的聲音更加正義。」【「金口」是金口聖約安的尊號，塞拉芬神父將這一尊號加於阿韋爾基總主教，將他比作金口聖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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