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八章　西方正教的根源

　

　

　　一個三十五歲的人受曠野靜獨的吸引，曾深入森林。「他出發了，不是前往任何遙遠的地方，而是去了自己家附近的荒野。他希望藉此達到什麼目的？他為什麼不呆在一個已建立起來的修道團體裡，或者尋找一個有更多知名長老的團體呢？……他生活中的一切……似乎表明他沒有任何宗教的『浪漫主義』：他沒有夢想過遙遠的地方、『理想的修道院』或『神聖的長老』。他只想著一件事：如何在屬靈生活入門的堅實基礎上和嚴格的修道實踐中，拯救自己的靈魂，為進入天國做準備。」

　　這些話完全可以用來描述塞拉芬•羅斯神父，他在三十五歲時就以這樣的方式永久地定居在荒野中，過著修道的生活。但這些話並不是為了那一目的而寫的。它們實際上是塞拉芬神父自己寫的，為了描述聖羅瑪諾，他是古時在塞拉芬神父自己祖先的國家──法國，於五世紀創立曠野修道生活的人。

　　隨著塞拉芬神父深入研究古代法國（當時稱為高盧）的基督教世界，他在其被遺忘的屬靈財富前深感敬畏。他在一封信中寫道：「五世紀和六世紀高盧的氛圍，是極其生氣勃勃而又鼓舞人心的。」這是一個純粹的正教世界──具有我們在東方正教土地上所發現的同樣的虔誠、實踐和觀念，同時又是完全屬於西方的。塞拉芬神父的父親是法國後裔，他在這裡找到了與自己的正教根源的重要聯繫。在他修道之初，他從俄羅斯北部的林居現象中得到了啟發，現在他也要從他祖先的土地上的同樣現象中得到啟發。追求上帝的男女逃進古代高盧的侏羅山，其實正是近一千年後在俄羅斯開始的運動的先驅。「侏羅山的修道院，」塞拉芬神父在1976年給一位年輕的有志修道者寫道，「是我們特別感興趣的，因為那裡是一片森林覆蓋的曠野，非常接近《北方的代巴依德》的精神（或者說，非常接近美國的代巴依德，如果有與這些山相匹配的靈魂的話！）。」值得注意的是，塞拉芬神父在準備《北方的代巴依德》一書的同時，就開始對高盧的修道生活做深入研究了。

　　高盧修道主義的早期階段最吸引塞拉芬神父的，就是它的自由和新鮮。他寫道：「在這一時期，高盧正教的修道史根本不是具有制度性的。西方中世紀的『修會』，其集中的管理和統一的會規，在這新出現的修道熱潮的早期，當然是聞所未聞的。……在這幾個世紀裡，高盧修道生活的屬靈基調是由東方的正教設定的。」──這主要是由於聖約安•卡西安（＋435年）的努力，他把曠野教父的克修智慧從埃及帶回高盧。

　　在圖爾的聖格里高利（＋594年）的著作中，塞拉芬神父發現了西方正教修道生活在最初幾個世紀的最普遍圖景。塞拉芬神父指出：「但是，如果我們在他的著作中尋找修道制度的記述，將會是徒勞的；我們會發現，在他的著作中很少有修道院的名字，幾乎沒有關於修道規章或修院治理的內容。他首先感興趣的甚至不是修士和修女（即受過正式剃度的修道人），而是修行奮鬥的人和他們的靈修作為。在大多數情況下，他所敘述的是以聖德和顯靈跡著稱的修行人的事跡；但他也敘述了那些誤入歧途的人的故事，把這些作為對那些將要走上屬靈奮鬥的道路的人的警告。他和高盧修道主義所關注的中心是屬靈奮鬥本身。此時正教高盧的為森林所覆蓋的「曠野」，就像《勞西亞史》和其他這類東方早期修道生活的經典記述一樣，呼吸著與埃及和巴勒斯坦的曠野一樣的新鮮、熱情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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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伊望總主教與法國正教會的工作，最初喚起了兩位神父對古代高盧的興趣。總主教去世後，兩位神父想起了他對西方正教聖人的熱愛，他為在正教基督徒中傳播對他們的敬禮所做的工作，他對他們說的關於敬禮不列顛的聖阿爾班的遺言──他們把這看作是他對他們昆仲會的遺囑：號召大家敬禮並宣傳西方的聖人。為了完成這一遺囑，他們早在1969年就在《正教之言》上發表了有關高盧聖人的材料：伊萬•康采維奇所寫的聖約安•卡西安的生平，隨後塞拉芬神父發表了一篇關於「西方正教修道生活的基礎」的文章。在那之前，正教作家還沒有用英語談論過這個問題。因此，兩位神父的努力並不是沒有得到一些驚訝甚至是憤慨的回應。在他們在搬到曠野前幾個月，當他們在書店工作時，一位年輕的「傳統派」正教學者走進書店，開始貶低新一期的《正教之言》。這期雜誌的封面上有一張萊林斯的修道小島的照片和「聖約安•卡西安和西方的正教修道生活」的字樣。

　　「根本就沒有『西方的正教修道生活』這回事。」那大學生激烈地反對，並開始闡述他「傳統派」的東方正教觀點。塞拉芬神父禮貌地聽著這些論據，但在他眼裡，它們顯得相當幼稚。他與這種反西方的偏見無關──同樣的偏見也激起了其他人一有機會就貶低蒙福者奧古斯丁。他知道，西方人為了一種人為的「東方」純粹主義而割斷自己的西方之根，這是屬靈的衰弱。他從伊望總主教那裡，被賦予了使西方的基督徒恢復自己的正教遺產的任務，這就是他想要做的，無論詆毀他的人怎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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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年，塞拉芬神父又重拾正教高盧的議題。當時修道院裡住著一位名叫帕弗羅的初學修士，他是第一屆「新瓦爾拉穆神學研究院」課程的四名畢業生之一。帕弗羅弟兄是正教的皈依者，曾在羅馬天主教神學院學習了拉丁文。塞拉芬神父雖然拉丁文知識有限，但很容易就能讀懂法文；因此，他們兩人可以理解幾乎所有關於五世紀和六世紀高盧的資料。

　　1975年4月11日，塞拉芬神父和帕弗羅弟兄一起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圖書館（塞拉芬神父在那裡獲得了碩士學位，可以免費進入封閉的書庫），研究西方的聖人。在那裡，他們發現了圖爾的聖格里高利的《教父生平》（Vita Patrum）的原始拉丁文本，與法語譯文並排列印。這本書是聖格里高利的八本《奇跡之書》的第七本，作為原始資料，它具有特殊的價值，因為聖格里高利所寫的許多聖人都是他親身認識的，其中有三位是他的近親。令人驚訝的是，由於人們對西方早期聖人的興趣日減，《教父生平》還沒有被翻譯成英文。塞拉芬神父萌生了翻譯出版這本書的想法，他的靈感被帕弗羅弟兄捕捉到了，當時帕弗羅弟兄正經歷著人生的彷徨期，不知要該如何生活。不到一個月後，塞拉芬神父在他的年鑑中寫道：「在葩斯哈主日晚上，給帕弗羅弟兄提出一個項目，幫助他自己決定要如何侍奉上帝：用這個夏天翻譯圖爾的聖格里高利的《教父生平》，並為它排字，同時懇求這些偉大的高盧聖人幫助他找到人生的道路。如果他能夠重視並做出這一犧牲，上帝一定會賞報並引導他。」

　　塞拉芬神父與帕弗羅弟兄密切合作，將拉丁文原文與法文譯文進行核對。到了10月，這項工作已經完成。然而，在《正教之言》上發表它之前，塞拉芬神父認為必須指導讀者如何閱讀這本書。他寫道：「這些基本的正教資料，有很多已經被翻譯成英文，但正教基督徒卻將它們置於一旁，不加利用，因為沒有提供給他們適當的正教方法或介紹。讓我們在這裡試著提供這一方法，特別是關於西方的正教聖人，他們至今還很少為美國的正教基督徒所瞭解，儘管他們中的一些人很多世紀以來已在東方受到敬禮了。」

　　塞拉芬神父所寫的有關西方正教的文章，最終發表時有一百多頁的篇幅，成功地提供了這一前所未有的方法，彌合了許多世紀的隔閡，使他的西方同胞能夠深入地進入古代正教及其文獻的精神之中。正如革爾曼神父所言：「這不僅僅是某人以現代的方式看待古代文獻的問題。塞拉芬神父對它們並沒有現代的『感覺』，他有一種古代的『感覺』。」這一點並不體現在塞拉芬神父的寫作風格上──像很多人所做的那樣，在外表上模仿古代作家的「虔誠風格」並不難──而是體現在文字背後所感受到的思想和心靈。塞拉芬神父給人的印象是一個絕對的現代人，他在處理當代的問題和難題，但他顯然沒有按照他所處的時代精神去思考、感受和看待現實。作為一個基督徒，尤其是作為一個修道人，他其實是在呼吸古代高盧的那種生氣勃勃的空氣。在他研究和寫作期間，有一天，他熱情地寫信給阿萊克西•楊：「我深入到六世紀的正教高盧。它所具有的芬芳多麼美妙！願上帝賜予我們印刷出版這本書，這是我們對伊望主教應盡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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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拉芬神父為介紹《教父生平》而寫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他的那篇出色的「西方的正教聖人序言」。在這篇文章裡，他詳細談論了西方正教的聖人傳記的幾個主要來源：蘇爾彼基•塞維魯（Sulpicius Severus）的《對話錄》和《圖爾的聖瑪爾提諾的生平》、大聖格里高利的《對話錄》和圖爾的聖格里高利的《奇跡之書》。由於所有這些著作都充滿了奇跡的記述，塞拉芬神父認為有必要解釋一下，正教傳統對聖人所顯奇跡的接受絕不意味著輕信。他寫道：「我們總是非常謹慎地保證聖人傳記中包含真實的記載而不是寓言；因為確實，在羅馬最終脫離基督的教會（1054年）之後的始於西方中世紀的『浪漫』時代，這種寓言被引入許多聖人傳記中，使得所有後來的拉丁資料特別值得懷疑。另一方面，正教的聖人傳記作者卻總是把羅斯托夫的聖迪彌特里在他所寫的《聖人傳記》的第一頁上所寫的格言作為他們的原則：我不可以說有關聖人的謊言。這也是為什麼在正教會中，非常在意所傳遞的是講述聖人事跡的原始資料：即那些基於作者的直接經驗和親身認識他的證人的見證的生平傳記。這樣，就保存了一個親身認識聖人的人的第一手資料和奇跡異事，在『字裡行間』直接向我們傳遞了聖善生活的真實『基調』。」

　　儘管原始的正教資料具有歷史真實性，但現代學者很可能因它們的「道德化」及它們的奇跡而對其不屑一顧。然而，正如塞拉芬神父所指出的：「也許我們可以在這些如此侮辱『現代人的心靈』的奇跡和道德中找到當代觀點所缺失的一個維度，當代人在對二維『客觀性』的難以捉摸的尋求中，失去了通向真正智慧的鑰匙，而非他所認為的已經獲得了它。今天，『科學的客觀性』實際上已經走進了一條死胡同，每一種真理都受到質疑。但是，這種世俗知識的死胡同也許是通往更高的知識之路的開端，在那裡，真理和生活不再分離，如果沒有道德和靈性生活的相應進步，真正知識的進步是不可能的。在不經意間，從西方國家皈依正教的人──以及西方化的『本土正教』──被送回了那個更早的時代，當時異教羅馬的驕傲理性主義被基督教的真正智慧所征服。」

　　當它刊登在《正教之言》上時，塞拉芬神父的《西方的正教聖人序言》得到了海倫•康采維奇的高度稱讚。「康采維奇夫人剛給我們寫信，」塞拉芬神父指出，「她非常喜歡『序言』，並寫道：『如果你不是坐在曠野裡，你永遠不會想到寫這樣一篇文章！』」

　　除了總論性質的「序言」之外，塞拉芬神父還專門寫了三篇關於正教高盧的文章。第一篇研究了聖格里高利時代高盧基督教的各個方面：聖像畫、教堂結構、祭衣、禮儀、守齋、教會管理等。對塞拉芬神父神父來說，將當代正教讀者直接帶入聖格里高利的世界並不困難。正如他所指出的，古代高盧基督教的許多方面，雖然在天主教－新教世界中有所改變，但在東方正教中卻保留了相同的基本形式。在這個意義上，今天的東方基督教比現今的西方更接近早期的西方基督教。

　　在總結他對圖爾的聖格里高利的基督教世界的描述時，塞拉芬神父談到了它在我們時代的屬靈意義。「今日的正教基督徒在打開聖格里高利的《奇跡之書》時，會不知所措，他在其中發現了他的靈魂在這個沒有靈魂、機械的現代世界裡渴望的東西。他找到了他在正教禮儀、聖人傳記、教父著作中所認識的那條基督徒的救恩之路，但在今天，甚至在最好的現代『基督徒』中，它是如此的缺失，以至於人們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真的瘋了，或者自己是某種歷史的化石，因為他仍繼續相信並感受到教會一直以來所相信和感受的。承認正統基督教的知識真理是一回事；但當它與時代如此不協調時，人又該如何活出它來？然後，人們讀到聖格里高利的著作，發現所有這些正教的真理也是非常正常的，整個社會曾經建立在它的基礎之上，而不信且又『革新』的基督教才是非常不正常的，它並非正統基督教。這才是西方的遺產和與生俱來的權利，很久之前，西方在與唯一的基督教會分離時拋棄了它，由此喪失了開啟令現代學者困惑的『秘密』──真正的基督教的『秘密』──的鑰匙，要接近這『秘密』必須用一顆熱誠的、有信仰的心，而非以冷漠的超然態度和現代的不信，這一超然與不信並非人的本性，而是歷史的反常現象。」

　　第二篇文章專門論述了高盧的修道生活：聖約安•卡西安的教導、萊林斯的聖法鄔斯特的指示、里昂的聖艾弗赫里的《曠野讚》中的讚頌詩歌，最後是聖羅瑪諾和盧彼基諾的故事，他們是在高盧發起「逃往曠野」運動的修士兄弟。在整個文章中，塞拉芬神父暫時沒有將古代著作應用於現代的環境。他在第三篇、也是最後一篇文章中──《從高盧的修道生活看今日的正教修道生活》──進一步闡述了這種實際應用。看到當代美國的情景，他描述了有志修道的人可能遇到的一般類型的修道狀況，坦率地講述了在每種狀況下固有的益處和危險，然後根據正教高盧的經驗，向處於任何狀況下的有志修道的人給出了一個信息。關於這一信息，我們將在後面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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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撰寫他的導言文章的時候，塞拉芬神父得知他以前的一位修道弟兄丹尼爾•奧爾森最近成為軍隊的一名士兵，即將被派駐到德國。他寫信給丹尼爾，鼓勵他利用這個機會到附近的侏羅山，即古代高盧的曠野居民的故鄉，做一次正教朝聖之旅。塞拉芬神父在信中提到了他最感興趣的六個聖地的位置及其重要意義，這些聖地幾乎都與聖羅瑪諾和盧彼基諾有關。他在信中寫道：「僅僅山和森林的『感覺』，如果可能，一些照片，特別是有關聖髑的信息，至少是這些地方的一點紀念品──泥土和杉樹枝！──對我們來說，將是非常珍貴的。」

　　丹尼爾聽從了塞拉芬神父的建議。不久之後，他寄回了侏羅山和聖羅瑪諾與盧彼基諾的聖髑的照片，以及一份關於他的朝聖之旅的詳細報告，兩位神父很快在《正教之言》上發表了這一報告。丹尼爾寫道：「我全心全意地感謝你，因為你向我建議了這次朝聖之旅，也為了你對要看些什麼的建議和意見。願上帝祝福你在這末後時日的正教基督徒中點燃火種的努力，這一火種在西方的聖人身上閃耀著光芒，並持續不斷地照耀著那些有眼可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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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奇跡之書》之外，塞拉芬神父對圖爾的聖格里高利的《法蘭克人史》一書有著濃厚的興趣，這本書在今天廣為人知。作為一個歷史學家，聖格里高利不僅僅只是一個記錄歷史事實的人：他是一位屬靈之人，有豐富的經驗與智慧，他尋求歷史的模式。「在聖格里高利身上，」塞拉芬神父寫道，「我們可以看到在幾乎所有現代學術中都已失去了的整體性觀點。」塞拉芬神父曾在餐廳的餐桌上對弟兄姐妹們非正式地說過，現代學者如何傾向于把歷史事件歸因於次要的原因，認為它們是真正的原因。他說：「真正的原因是靈魂和上帝：無論上帝在做什麼，無論靈魂在做什麼。這兩件事實現了整個歷史；而所有的外部事件──簽署了什麼條約，或令民眾不滿的經濟原因，等等──完全是次要的。事實上，如果你看一下現代歷史，看一下整個革命運動，很明顯，主導因素不是經濟，而是進入人們靈魂之中的有關真正在地球上建立樂園的種種想法。一旦有了這種想法，就會有奇妙的事情發生，因為這是一種屬靈的事物。儘管它來自魔鬼，但它是在屬靈層面上的，實際歷史就是在這屬靈層面上創造的……。

　　「因此，聖格里高利實際上是在以正確的方式看歷史，因為他看到有一個首要原因，也就是上帝在歷史中的作為以及靈魂對它的反應，普通事件則是次要原因……。他一直在向上看，而非向下看。」

　　塞拉芬神父對聖格里高利著作的熱愛導致了他對聖格里高利本人的興趣和敬禮。1976年2月，塞拉芬神父在舊金山大學、斯坦福大學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圖書館呆了三天，獲得了有關聖格里高利和其他西方聖人的寶貴資料。在他帶回家的著作中，有修道院院長奧多所寫的原始的《聖格里高利生平》，拉丁文和法文雙語版。一周後，他在一封信中寫道：「圖爾的聖格里高利給人以極大的啟發！我們發現了一部寫於十世紀的他的生平傳記，主要取自他自己的著作──這是我讀過的最感人的傳記之一。」塞拉芬神父將整整三十頁的傳記翻譯成英文，並把它在《正教之言》上連載。

　　此後不久，開始連載《教父生平》。塞拉芬神父寫道：「沒有必要為將這二十個有關五、六世紀高盧地區修道聖人的章節呈現給大家而辯解。對於正教基督徒而言，它們是引人入勝的讀物；每篇傳記之前的教誨性講道對我們今天的屬靈奮鬥極具教益；這本書的精神完全是正教的，其中描述的正教實踐在今天仍然是正教基督徒（但並非羅馬天主教徒）的遺產，包括第十二章中對『聖人聖像』（拉丁文用的是iconicas，而非人們所預期的imagines）的敬禮。有些事件，就像曠野教父的故事一樣，對我們今天的問題有確切的意義──例如，『具神神恩』的執事的故事，他『因耶穌之名治病』，直到聖弗里阿爾德揭露了他是撒殫的欺騙（第十章）。」當兩位神父告訴涅克塔裡主教這個有關聖弗里阿爾德的故事時，主教相當感興趣，革爾曼神父答應為他把這個故事翻譯成俄語。

　　兩位神父將他們的《教父生平》英譯本題獻給蒙福者伊望總主教，正如塞拉芬神父所指出的，他不僅是推動敬禮西方聖人的人，也是「高盧地區近代偉大的正教主教」，就像《教父生平》中所描述的主教那樣，因為他曾經在法國擔任過主教。塞拉芬神父不止一次地提到伊望總主教和四世紀的圖爾的聖瑪爾提諾之間的相似之處。這兩位法國的主教都是偉大的修行人和聖愚，都不修邊幅；兩人都有大無畏的特點；兩人都關心窮人和有需要的人；兩人都行了不可思議的奇跡。正如塞拉芬神父在某處所指出的，雖然現代學者可能難以相信聖瑪爾提諾所行的奇跡記述，但那些認識伊望總主教的人對此卻一點也不難相信！他們所行的奇跡是一樣的。其現像是同一的。在他所寫的向伊望總主教的弗坐詞中，塞拉芬神父稱總主教為「你因所行的奇跡與修行功績而成了新瑪爾提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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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10月11日，在他去世前不到一年，塞拉芬神父帶領八個弟兄徒步前往約拉波利山項（Mount Yolla Bolly），這座山位於修道院以南約二十五英里處。開車到山腳後，他們徒步走了三個小時，直至到達海拔八千英尺的山頂。其中一位弟兄回憶起這次經歷：

　　「在山上，樹上覆蓋著冰霜，還有成片的雪。景色晶瑩剔透，極其雄偉。我們可以看到北部的山脈邊緣，東部的拉森山，西部的沿海山脈，以及向南延伸的高山谷地。塞拉芬神父告訴我們，在谷地中，有世界上活著的最古老的樹之一：刺果松。

　　「弟兄在山巔坐下，在大風和霜凍的空氣中瑟瑟發抖。塞拉芬神父看起來深受感動，似乎一點也不受寒冷的困擾。他站起身來，開始朗讀《正教之言》中有關高盧山區裡的修道生活的內容，聖羅瑪諾和聖盧彼基諾就住在那裡。在閱讀過程中和閱讀結束時，他談到了這些古代高盧聖人在荒郊野外的處女地建立修道生活的意義。他告訴我們，這樣的努力仍然是有效而又合法的，它在今天仍然具有現實的可能性。

　　「隨著廣袤無垠的美國西部荒野在我們面前展開，這次談話深深進入我的心靈，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聖羅瑪諾和聖盧彼基諾曾居住在歐洲大陸西部類似的山區，在我們現在看到的周圍有樹木和峽谷的地方。塞拉芬神父講述了他們是如何逃離體制主義，使自己與世界隔絕，來到他們成長的自然環境中。他們在一棵杉樹下定居，多年來這棵樹為他們提供了唯一的庇護，他們在那裡向上帝祈禱，生活在與上帝的共融之中。

　　「塞拉芬神父將聖羅瑪諾和聖盧彼基諾，以及其他高盧的居住在曠野裡的人的經驗與俄羅斯的北方代巴依德的經驗相比較。他講述了高盧的居住在曠野裡的人的光明開端是如何延續的，直到一場大火燒毀了最初簡單的修道小室，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共修修道院，中斷了聖羅瑪諾和聖盧彼基諾的非正式、半隱修的修道傳統，而這一傳統後來為北方代巴依德的聖人們所珍愛。

　　「那是難忘的一天。我們帶著對西方修道奮鬥的重要意義的全新理解，回到了我們小小的普拉蒂納。」

　　在有關古代高盧和今天的修道生活的文章中，塞拉芬神父對這一重要意義說得更多：「正教高盧的修道生活給我們表明，修道之路不僅僅是『東方』的東西；相反，它是普遍屬於基督教的，事實上，以前它也在西方嘗試過，而且取得了巨大的屬靈成功。東方和西方的正教修道教父教導是相同的，它為那些有耳可聽的人提供的，是通向基督國度的捷徑。」

　　然而，這條道路需要的遠不止是穿上修道長袍和遵循各種修道實踐。塞拉芬神父寫道：「不幸的是，對正教修道生活及其入門知識的認識，即使是現在，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個外在的問題。人們更多的是談論『長老』、『靜修』和『迷亂』，而非富有成效的修道奮鬥本身。的確，接受最純粹、最崇高的修道傳統的所有外在標誌是完全可能的：對長老的絕對服從，每天告明思想，長時間的教堂禮儀或個人誦唸耶穌禱文和行叩拜的規則，勤領聖餐，閱讀領悟靈修生活的基本文獻，並在做這一切的時候感到深深的心理平靜和輕鬆──與此同時，在靈性上仍是不成熟的。有可能藉著假像或『正確的』靈修技巧來掩蓋一個人內心未經處理的情慾，卻沒有對基督和弟兄的真愛。一般而言，現代人的理性主義和冷酷無情，使之成為今天對有志修道者的最陰險的誘惑。正教的修道形式，確實正被栽植在西方；但修道生活和正教基督信仰的核心：悔改、謙卑、對我們的上帝基督的愛和對祂的國度的永不止息的渴求，又如何呢？」

　　這就是古代高盧的修道生活對這末後時代的修士極具教益之處。它是新生的，在其最初的衝動下生機勃勃，超越了「屬靈計算」的煙霧，翱翔於福音純樸的純淨山間空氣之間。正如塞拉芬神父所說的：「它總是貼近它的根源，意識到它的目標，從不陷於它的紀律和形式的文字困境中。它的新鮮感和直接性即使在今天也是一巨大靈感的來源。

　　「最後，高盧的正教修道生活給我們揭示了真正的修道生活與福音是多麼的接近。聖格里高利的《教父生平》特別堅持這一點：每一位教父的生平都以福音開始，每一聖人的行為都以福音為源泉。無論他描寫的正教高盧是什麼──無論是聖像繪畫、修行勞作、還是敬禮聖人的聖髑──都是為了愛基督而做的，我們決不要忘記這一點。

　　「的確，即使在我們這個信仰薄弱的時代，修道生活仍然首先是對基督的愛，是卓越的基督徒生活，經歷了眾多耐心忍受的苦難和痛苦。即使在今天，也有一些人洞悉了這個人間樂園的秘密──更多的時候是藉著謙卑受苦，而不是藉著外在的『正確性』──世俗之人幾乎無法想像的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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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拉芬神父一直努力執行伊望總主教給他的遺囑，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刻。雖然他首先專注于高盧的聖人，但他渴望促進對所有西方國家──英國、愛爾蘭、西班牙、意大利、德國、斯堪的納維亞、荷蘭等國──的正教聖人的敬禮。就像伊望總主教那樣，他對那些在正教日曆中找不到名字的西方正教聖人進行了研究，希望信徒們能夠恭敬他們，再次向他們祈禱。他給一位要求提供其中一些聖人的報告的司祭寫道：

我們自己也在逐步編寫有關西方聖徒的資料，並得出一些結論，即如何將西方真正的正教聖人（當然他們絕大多數是大分裂前的西方聖人）與少數因這樣或那樣的原因而值得懷疑、甚或肯定是非正教的聖人區分開。由於我們根本無法相信任何近幾個世紀的西方資料，事實上大多數西方資料都可以追溯到十一世紀（那是浪漫主義和傳說開始出現的時候），所以關鍵是要盡可能地回到原始資料，並在可能的情況下將它們與東方和西方無可置疑的正教資料聯繫起來。我已在隨附的報告中簡要介紹了這一點……。【塞拉芬神父的報告，包括了以下聖人：羅馬教宗聖克萊托（4月26日）；羅馬教宗聖卡利斯托（†218-22年，4月14日）；羅馬教宗聖猶利（†352年，4月12日）；聖索拉斯提卡（†543年，2月10日）；迦太基主教聖歐根尼（†505年，7月13日）；烏爾蘇拉（三世紀？，10月21日）和諾昂主教聖埃利吉（†659，12月1日）。】請為我們祈禱，使我們能夠繼續伊望總主教作為他的遺囑交給我們的這項工作。

　　關於對不見於正教日曆中的聖人的敬禮：在正教歷史上的不同時期和不同地方有不同的做法，沒有一個規則可以指導我們。等待所有這些聖人的正式「宣聖」將是徒勞的（對我們這些熱愛他們的人來說，這是非常令人沮喪的！），事實上從來沒有這樣做過──通常，本地聖人或其他正教會的聖人的名單並不那麼正式地被加入到正教日曆中。但同樣明顯的是，因為至少對大分裂之前的一些西方聖人存在一些疑問，所以我們不應該太過自由地敬禮我們想要敬禮的人。

　　塞拉芬神父對在當地敬禮他研究過其生平、其神聖性毋庸置疑的大分裂前的西方聖人，沒有任何顧慮。他特別敬禮意大利的聖斯霍拉斯提卡，她的哥哥聖本奈迪克特看到她死後進入天堂。【載於大聖格里高利的《對話錄》，第二卷。】

　　1976年，當阿萊克西•楊準備去英國旅行時，塞拉芬神父開始思考傳揚西方正教的更多可能性。「只要上帝再給我們幾年的黃金機會，」他寫信給阿萊克西說，「我們可以把高盧作為一個『灘頭堡』，也給正教的英格蘭和愛爾蘭打上一劑強心針！或許你也可以這樣做！讓你今年夏天的旅行不僅是為你自己，也是為其他人開啟對英國過去的正教意識；藉著伊望主教的祈禱，希望這次旅行能取得豐碩成果。」

　　阿萊克西本人回憶說，塞拉芬神父個人對他的旅行極有興趣：

　　「從我與塞拉芬神父交往的一開始，他就一直對大分裂前的西方非常感興趣。有關它的一切都讓他著迷，特別是因為他看到它與東方的教會有著完全相同的『基調』。……說他喜歡這個議題並不是一種保守的說法！

　　「當我計劃在1976年去英國時，塞拉芬神父不僅鼓勵我尋找各個大分裂前的遺址和聖地，還給了我一份訪問地點的清單和一份大分裂前凱爾特聖人的名單。我是蘇格蘭人的後裔，所以我有凱爾特人的血統。我猜想，如果追溯到足夠久遠的過去，我的祖先都是正教徒，但在此之前我並沒有多想。塞拉芬神父告訴我，『去這個地方，去那個地方。』……在我旅行回來後，他仔細詢問了我所訪問的聖地的情況。

　　「塞拉芬神父勸我們關注我們自己的民族歷史的結果是，我和妻子開始在西方發現越來越多的大分裂前正教的財富。由於我自己是蘇格蘭人的後裔，我把搜索範圍縮小到了不列顛群島。

　　「塞拉芬神父對此非常熱心，認為這非常重要。『這是你的遺產，』他對我說。他認為，如果正教要在今天的西方真正深深地紮根，我們就必須『重新獲得』我們失去的西方正教的過去，並將其完全融入大分裂後的正教經驗中。

　　「然而，儘管這樣，他卻從來沒有表示過親身前往訪問正教高盧或英國的興趣。有一次我問他是否願意讓我帶他去大分裂前的歐洲朝聖。他說：『不──我不想去那裡或俄羅斯，甚或阿托斯山。為我的得救所需要的一切，上帝都在這裡，在這座山上賜予了我。這裡是我要待的地方。其他任何事物都只會分散注意力而已。』因為塞拉芬神父早已在他的內心、靈魂和祈禱中去過所有這些地方了，他藉著基督的奧體以及與諸聖的相通而與西方的教父和聖人結合了在一起。這對他已經足夠了，而且綽綽有餘。這種專一的修道超脫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相比之下，我總是動不動就準備一路小跑著去看某個奇妙的聖地！與我不同的是，塞拉芬神父已經用他靈魂之眼看到了這一切。」

　　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塞拉芬神父還有一個想法。當《教父生平》連載完成後，他計劃在它之後介紹西班牙（伊比利亞）的正教聖人。遺憾的是，他沒有活到完成這一計劃的時候，沒有機會為其他西方正教國家的聖人做他為高盧的聖人所做的事。他把這個任務留給了其他人。

　　作為一個人，塞拉芬神父只能做這麼多。然而，最重要的是，他給後人留下了對待西方正教的適當方法。他給出了一個進入西方正教思想的「藍圖」。對於那些想繼續他的工作的人來說，這個藍圖可以在《教父生平》一書中找到，在上帝的幫助下，他的兄弟們在他去世後成功地出版了這本書，其中包括他寫的關於五、六世紀高盧的幾乎所有文章。【本書於1988年出版後，其中包括的一些聖人的傳記被翻譯成希臘文，並由阿托斯山的克塞若塔穆修道院出版。該書的羅馬尼亞語完整版於2004年在布加勒斯特出版，俄語完整版於2005年在莫斯科出版。聖革爾曼昆仲會計劃以《西方東正教之根》為題出版該書的新英文版。】本書横跨圖爾的聖格里高利和塞拉芬神父之間好幾個世紀的橋樑，可以將當代西方背景的正教基督徒與他的西方正教根源聯繫起來──不是以抽象的學術方式，而是以一種具體的、實用的、達致救恩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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