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一章　正教生存課程

 

 

　　1975年夏天，為了使他們的朝聖者在正教內打下基礎，兩位神父舉辦了為期三週的課程，他們按聖革爾曼在阿拉斯加的居住地給它命名為「新瓦爾拉穆神學研究院」。有四個大學年齡的人參加了課程，他們全都是皈依者；於是，革爾曼神父發表了有關不要成為「狂熱的皈依者」、而要完全地接受正教信仰的開學演講。

　　在接下來的幾週裏，革爾曼神父談論了牧靈神學與文學──正如塞拉芬神父在一封信中所說的，「令人深受啟發」；而塞拉芬神父則做一系列深入論述西方思想從大分裂直到如今的發展的演講。應在埃特納的團體的要求，塞拉芬神父的演講被錄了下來，留下了超過十七小時的錄音帶。對於所有這些講話，塞拉芬神父寫下了詳盡的提綱，將他為《人之國與神之國》一書所做的廣泛的歷史與哲學研究組織在一起。這是成熟的果實，不僅是早年的研究，而是他身為正教基督徒的豐富經驗。與先前相比，如今他得到更好的裝備，以一種能實際應用於當代人生活的方式介紹他的認識。他稱自己的講座為「生存課程」，因為他相信，作為當今的正教基督徒，為能生存下去，他們必須明白何為背信，必須認識為什麼現今的時代是背信的時代。為了自我保護，我們必須對我們敵人的策略有所了解。塞拉芬神父也稱他的課程是「正教自衛課程」。

　　塞拉芬神父的一個學生是在受洗後不久上了這一課程的，他這樣回憶說：

　　「每天，初學生與朝聖者聚集在『沙皇室』。塞拉芬神父開始上課，每個人都本能地認真聆聽每一句話。他並非賣弄學問或是華而不實地講論。每個人都理解他所說的，因為他說得很慢，每句話都經過深思熟慮。

　　「我們學習的一個副產品就要是閱讀世俗的資料。我被迫前往沙斯塔的公共圖書館查閱許多書籍。這些都是我們的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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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開始他的課程之前，塞拉芬神父說：「在我們的時代以及那些來到正教這裡的人士的運動中，存在著一個巨大危險，用務實的話說，我們可以把這一危險稱之為『屬靈狒狒』的現象，即人們在外表上是正教徒，甚至為自己非常正確地加入正教而感到驕傲，但他們在本質上仍沒有真正的改變，並沒有在正教內成長起來，在很大的程度上仍存留於紮根在敵基督信仰的現代世界裡。由於他們沒有成長，他們沒有看到真正的正教與他們仍未拋於腦後的世界之間的衝突有多大。與此相反，對於真正的正教徒而言，皈依必須是完全的；它必須影響人所做的一切，他看待事物的方式，以及在其生活中評價一切的方式。否則，正教就成了只是另一宗派而已，只是在外表上不同於其它諸如現代主義那樣的宗派。如果一個人觀察所有宗派，它們全都處在同一水準之上；它們彷彿全都是一維的，沒有任何更深入的東西；他們只是因為具有不同的教義而不同，只是眾多宗派中的一個。但是，嚴格說來，正教就是真理，完全地改變一個人的生活。因此，為擁有這一完全的正教世界觀，一個人必須不斷教育自己，使自己更深入、更廣泛地進入其中。……

　　「這一課程將有助於形成我們今日所具有的思維方式的最重要的運動與最重要的作家集中在一起。如果一個人沒有意識到所有這一切，當然仍是正教徒，但他將處於大危險之中，因為各種思想運動環繞著他，這些思想運動是在過去八、九個世紀裡形成的，間接地影響著他，他若不知道它們對在哪裡，錯在哪裡，是如何興起的，就不能知道要如何回答它們。一個人會處於一個非常危險的位置上，即使他處在一個『正教基要主義者』的地位上，只是坐在自己的角落裡說：『哦，我相信這些，其它所有的一切都是邪惡的。』當然，這是非常不切實際的，因為你們必須與這世界接觸：你們的孩子們在上學，你們讀過報紙，你們接觸過相信不同之事的人，甚至也接觸過不知道他們所相信的正教人士。如果你們沒有意識到發生了什麼，你們的正教信仰會受到各種現代思想的影響，你們甚至對此一無所知。你們會在主日上教堂，在一週的其它日子裡卻按某種不同的標準生活著，這些標準可能是災難性的。……為了避免這些，我們必須遵照大聖瓦西里的建議而行，開始由我們周圍的世界獲取智慧，在那裡有智慧，在那裡有認識它為什麼是愚昧的愚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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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將正教對現代西方文明的理解告訴他的學生，塞拉芬神父依靠的是他在這一領域的前輩，十九世紀的俄國哲學家伊萬•瓦•基列耶夫斯基。【後來，塞拉芬神父要幫助阿萊克西•楊寫一整本有關基列耶夫斯基的書，他要為此從基列耶夫斯基的著作中翻譯大量段落。參閱《人就是他的信仰：伊萬•基列耶夫斯基與正教基督信仰》（London: St. George Information Service, 1980）。】 關於基列耶夫斯基，他說：「他本人是西方人的兒子，前往德國與年事已高的哲學家黑格爾與謝林學習，基列耶夫斯基完全為西方的精神所充滿，之後徹底皈依正教。因此，他明白這兩樣事物不能放在一起。他想要找出為什麼它們是不同的原因，在人的靈魂內的回答是什麼，人必須選擇的是什麼。」基列耶夫不僅是個思想家，也是生活的正教傳統的傳承者，直接與蒙福者帕伊西的法脈相連：他是奧普提納的瑪喀里長老的親密弟子，他的妻子由薩羅夫的聖塞拉芬接受了靈修教導。他與瑪喀里長老一起，為出版許多卷諸聖教父的著作做準備。正如塞拉芬神父所評論的，他在諸聖教父的著作中為他的哲學找到原則，「不只出版了這些著作，也創造性地接受他們的教導，把它們應用於今天的生活。這就是〔伊萬•〕康采維奇所發現的作為基列耶夫斯基的思想中最重要部分的『整全哲學』，但直到如今它卻很少為人所領會。」【伊萬•康采維奇撰寫了基列耶夫斯基的傳記，這一傳記後來被譯成英文，附在列昂尼德•卡韋林神父的《奧普提納的瑪喀里長老》一書內出版（聖革爾曼昆仲會，1995年）。】

　　塞拉芬神父大量引述了基列耶夫斯基的哲學，追溯始於羅馬大分裂的現代背信，直至現代思想的特徵：確信外在的理性主義重於內在的事物本質。當羅馬仍是普世教會的一部分的時候，這一文化特徵，這一對邏輯三段論的信賴，仍保持其平衡性；但是，當羅馬裂教之後，這一特徵造成了整個錯謬系統，導致對那些外在於邏輯領域的真理的普遍無知。基列耶夫斯基寫道：「對我們而言，為什麼西方的神學家以他們的全部邏輯的一絲不苟，不能以另一種方式，而只能以外在的主教職的合一，來看教會的合一，這是非常明顯的。……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他們會把內在的價值歸因於人的外在工作；為什麼當一個靈魂已做好了內在的準備，但外在的工作卻還不充足，除了煉獄的確定階段外，他們無法想像他救恩的其它方式；最後，為什麼他們甚至會認為某些人的外在行為有剩餘的價值，而將這一價值分施給那些外在行為不充份的人。（即整個大赦與聖人的額外善工的拉丁體系）」

　　塞拉芬神父推斷，在整個歷史上，魔鬼自始至終都試圖藉著各種方法、各種文化思維模式來構成背信。羅馬的思維模式就是這樣的一種起作用的方式：「一旦羅馬脫離了正教，按其自己的原則自由發展時，它就成了一整套新哲學的根源，這一哲學在我們的時代具有最終淹沒一切的能力。」

　　最大的改變發生在「中世紀」期間，正如塞拉芬神父所說的，那是一個只發生在西方的現象。所有其它文明──無論是諸如拜占庭或俄羅斯的基督教文明，還是諸如中國或印度的非基督教文明──都只有兩個時期：古典時期，那時的文明受它們自己的世界觀的統治，以及現代時期，這時的文明都被西方文明淹沒了。

　　在中世紀的經院主義內，基督教的教導變得「系統化」，從屬於邏輯之下。正如塞拉芬神父所觀察到的，「邏輯成了真理的首要測試，而生活的信仰之源則成為次要的了。在這一影響下，西方人喪失了與真理的生活關係。基督信仰退化為一種體系，退化到一種屬人的水準……它是一種藉著人的努力使一些事物變得比基督信仰更好的嘗試。安瑟侖對上帝存在的證明就是一個例子──他比古代的諸聖教父更『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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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列耶夫斯基寫道：「羅馬教會離開了真理，只是因為它希望將不為教會傳統所知、由西方邏輯偶然結論所得出的新教義引入信仰之中。由此，經院哲學在信仰的架構內發展了起來，之後是對信仰的改革，最後則是外在於信仰的哲學。第一種理性主義就是經院主義；我們可以這樣說：十九世紀的歐洲終結了其於九世紀開始的發展周期。」

　　這就是塞拉芬神父在他的一系列講座裡所追隨的主要綫索。他沿著這一綫索，從中世紀直到文藝復興時期，文藝復興將人提升為衡量萬物的尺度，以「科學的方法」取代了「經院主義的方法」；進入了「啟蒙」時代，它對人理性的無限制進展持有一種幼稚的樂觀主義態度。隨著啟蒙的結束，休謨與康德毀滅性的批判使理性主義到達了一個死胡同，他們指出「純粹理性」不能藉著自己而存在：所有「真理」都是主觀的。西方人經過許多世紀，最終將上帝趕下臺，將人的理性安置在上帝的位置上，如今除了他自己以外，什麼也沒有了。現在，他沒有了絕對的標準，一切都是相對的。相應的，這興起了種種存在主義者與虛無主義者的哲學，這一哲學塑造了現今的世代。我們的時代，一個超越了「啟蒙時代」的時代，塞拉芬神父稱之為「革命的時代」。

　　塞拉芬神父還按照另一綫索進行探索。當基督信仰在中世紀開始退化到一種外在的人的層面時，不可避免地，上帝之國會以屬世而又千年主義的方式被人看到。大分裂後不到一百年，羅馬天主教的費奧瑞修道院的院長約雅敬就開始宣講在世上即將到來的「聖靈的第三紀元」，它成了一些早期的方濟會運動的神學基礎。在新教改革時期，千年主義出現在一些諸如德國蒙斯特的再洗禮派那樣的狂熱千年主義者內，他們建立起公社，廢除財產的私有制，藉著恐嚇、殺死任何表示異議的人，再將他們的屍體示眾作為一種公共的警告的方式，強迫他人接受他們的觀點。蒙斯特的再洗禮派人士稱他們的城市為「新耶路撒冷」，聲稱他們生活在「第三紀元」，聖人得勝的紀元。

　　在「啟蒙」時代，千年主義的期待與對上帝的信仰分道揚鑣：神權國家為社會主義所取代。塞拉芬神父詳盡地談論了十八世紀的世俗千年主義者，空想社會主義的「先知」：羅伯特•歐文（他試圖建立一個「秩序井然、整潔乾淨而又有規律」的模範社團，還想要廢除家庭），夏爾•傅立葉（他號召藉著不受抑制的放縱情慾，使人性自由發展，他說，這會在世上導致不切實際的樂園，在那裡人能活一百四十四歲），以及克勞德•昂列•聖西門（他以共濟會作為他的理想，預見到一個新紀元的黎明即將到來，在那時，宗教與國家的隔閡將被拋棄）。

　　在十九世紀，我們在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共產主義中看到了千年主義的期待，正如塞拉芬神父所說的：「它雖然自稱為科學的，但卻是非常烏托邦的。」在二十世紀，千年主義者被嘗試──以蒙斯特的再洗禮者的懷舊方式──首先被列寧，後來被希特勒，希特勒稱他的統治為「三千年帝國」。

　　在背信的歷史中的另一潜在綫索就是普遍君主政體的探索。塞拉芬神父在他的筆記中寫道：「十三世紀看到了教宗的普遍王權的理論──世界上的所有土地都屬於教宗，他是基督在世的代表，他將土地賜予地主。這一觀點的頂峰發生在羅馬1300年的禧年，當時，教宗波尼法爵八世使自己坐上了君士坦丁的御座，他拿著寶劍，頭戴王冠，手持權杖，高呼：『我就是凱撒──我就是皇帝。』這不只是個行動，而是某種極其深入於整個現代思想的事物的宣示：尋求普遍的君王，他就是敵基督。」

　　由於「革命的時代」是我們現今所生活的時代，與先前的時代相比，塞拉芬神父花了更多的時間來談論它。他用整整一次講座的時間談論了法國大革命，指出其根源在於伏爾泰與盧梭的哲學，在於共濟會與光照派的影響。在另一次講座時，他談論了對破壞舊秩序的保守反應：在西方，由約瑟夫•德•邁斯特、多諾索•科爾斯特等人，在俄國則由沙皇尼古拉一世、亞歷山大三世、康斯坦丁•波別多諾斯采夫及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所代表。在另一次講座中，他談論了有關革命哲學家米哈伊爾•巴枯寧與皮埃爾－約瑟夫•普魯東，以及二十世紀的革命運動。

　　塞拉芬神父講座的最後一部分，就如同他為《人之國與神之國》所寫的最後一章，以「新宗教」為其主題。在這一部分，他談論了在啟蒙理性進入死胡同後，由「新主觀主義」所產生的各種哲學，還討論了現代進化論的「宗教」哲學，及其「基督教」發言人。【塞拉芬神父有關進化與「基督教進化論」的講座發表在《起源之書──創造與初人》一書內。】 最後，他指出了虛無主義與千年主義（他稱這二者為現代「核心主題」）的其它症狀：在藝術與建築風格上由人道主義退至半人道主義，通靈現象的興起，千年主義的「先知」德日進，尼古拉•費奧多羅夫，尼古拉•別嘉耶夫，以及亨利•米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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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的內容只是提綱契領的簡單摘要，無法與塞拉芬神父在他的這一課程中對思想與哲學、歷史事件以及政治人物的各種資料所做的仔細而又極為詳盡的組織相比。塞拉芬神父所觸及的許多議題，我們甚至連提都沒有提到，諸如下面這些議題：藝術的轉型、聖人傳記、甚至是中世紀時的聖德觀；異教主義、占星術、煉金術、巫術與迷信的復興，以及在文藝復興期間，個人聲望的觀念的開端；誕生於文藝復興時期的「神秘主義」內的現代科學，它在啟蒙運動時期、在牛頓與笛卡爾的「世界機器」內的後續提升。

　　塞拉芬神父的課程，將所有可能進入任何大學課程的研究都拋在其後，它提供了某些在任何大學裡都無法獲得的東西。塞拉芬神父告訴他的學生：「在今天的大學裡，一個人可以偶爾發現極其博學的人，他們就如同會走路的百科全書一般，但是，知識卻不和諧一致，一點也不和諧。在這一情形裡，最好還是慢慢來，要意識到一個人有多少東西是不知道的，而不要只是為了學習而學習。對所有這些學習必須有一方。……

　　「如今，這樣的教育的原則幾乎已從這個世界上喪失了。你們不能上這樣的大學而獲得這種知識，因為那裡的一切都是破碎的，分成許多不同的科系。擁有整全的知識的想法被認為是中世紀的迷信，是一種倒退；因此，人成為某一特殊領域的專家，有著狹窄的觀念，並不知道知識的整個目的是什麼。有一些偉人，如今都已去世了，他們曾在約旦谷教書，他們擁有學習的這一鑰匙，這一原則。我們應特別強調由他們學習擁有獨一的觀點的必要性，使每一件事，即我們的所有知識，集中於特定的一點。當然，那一點就是正教，它的目標就是人靈的得救。」

　　對一個在今天的大學裡就學的正教基督徒而言，按這一觀點進行學習再次是一件「生存」之事。例如，一個沒有正教歷史觀的學生，如果老師或同齡人告訴他，當今的教會危機要歸咎於「基督教文明」，可能他會發現自己不知所措。他並不會意識到，造成這一危機的並非基督教本身，而是由於它的西方背信──始於最大限度的信賴人的邏輯，終於笛卡爾的機械世界觀──這導致了現代人對大自然的開發。正如塞拉芬神父所解釋的：「現代科學誕生於〔文藝復興時期〕，出自柏拉圖煉金士、占星者與巫師的試驗。新科學世界觀的基本精神就是浮士德的精神，魔法的精神，它被保留為現代科學的確定底色。事實上，原子能的發現會令文藝復興的煉金士極其高興：他們所尋找的正是這樣的力量。現代科學的目標就是掌控大自然的力量。笛卡爾構想出機械的科學世界觀，他說，人要成為『自然的主人與擁有者』。應注意的是，這是一種宗教信仰，它取代了基督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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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夏季課程結束的時候，塞拉芬神父記錄道：「四名參加『新瓦爾拉穆神學研究院』的課程的學生，在精舍就為他們所選擇的福音經文發表了講道。上了最後幾節課，下午是『畢業典禮』，演奏了『1812序曲』。課程……在所有人身上產生了明確有益的效果；但把這些知識應用於生活則有待時日。」

　　阿萊克西•楊正在為《尼科德默》撰寫一篇有關基列耶夫斯基的文章，塞拉芬神父在寫給他的一封信中特別談論了學生對這一課程的反應：

隨信附上有關基列耶夫斯基的文章──非常好！這正是所需要的！我們昨晚給「新瓦爾拉穆神學研究院」（這是我們「夏季學校」的名字）唸了它，它的到來成了我們自己一系列演講的合適結論，這些演講……是有關西方思想的主流的，從方濟各到德日進。順便一提，每個人都對德日進很厭惡──我主要由「基督教進化論」給他們讀了我們的文章──把他當作西方思想的主要反面人物。最受歡迎的演講可能是有關十九世紀的保守主義，其英雄人物是尼古拉一世，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康斯坦丁•波別多諾斯采夫。學生們似乎大為受益，特別是克利斯托弗，對他而言，這是大學教育的一種替代──如今他大受鼓舞。對我而言，將我的所有思想加以組織也是一件好事。

　　1977年夏天，兩位神父又再次舉辦了「新瓦爾拉穆神學研究院」，之後，每年夏天都舉辦。每年參加課程的人數都有增加，但時間只有第一次的一半。它的似真非真的成份──「研究院」響亮的名稱，「畢業典禮」與看起來正規印刷的畢業文憑──全都是由革爾曼神父設計的。似真非真所開始的課程最終變得具有了一些真正的意義。在塞拉芬神父有生之年，至少有十個人（許多是皈依者）被祝聖為神職人員，除了「研究院」外，他們沒有受過其它神學訓練。安東尼總主教非常重視研究院的文憑，他要求他教區裡神職人員提供他們所受神學教育的證明，以備有人前來查問。

　　每一學期結束時，兩位神父都強調文憑並不表示學生所受的正教教育已經結束，而只是個開始。在他們的餘生，他們要在他們所獲得的上面建造，以基督徒行動的形式做為還報。許多朝聖者最初來獨修所時初入正教的生手，當他們離開獨修所時，已被賦予了信心，在已準備好收割的傳教土地裡做了許多工作。

　　塞拉芬神父去世後，研究院繼續授予一百多人畢業證書，有超過四十人如今成了正教的神職人員。但是，1975年的第一屆「夏季學校」的最為深遠的影響也許來自塞拉芬神父的「生存課程」講座的筆記與錄音帶，如今我們已準備把它們出版發行。僅僅只是提綱文字，以手寫的形式，就已經引起那些有幸能讀到它們的人的驚人回應。

　　也許塞拉芬神父從未意識到，他的課程會具有如此大的能力。如果那些預先看到它的人的反應是一種象徵的話，這一工作──這一為了教育四個大學年齡的男生而「對他的思想加以組織」的夏季練習──會成為塞拉芬神父一生中最意義重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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