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章　新美國朝聖者

 

 

　　在傳統的正教社會裏，修道院總是在塵世裏的人們的靈修生活所必需的一部分。正教的平信徒定期前往修道院朝聖，在靈性上獲得修整。他們會從修道院將來自彼岸世界的酵母帶進他們在世界裏的日常生活之中。

　　如今，這種古老的正教朝聖實踐已來到了美國。在昆仲會的早年，兩位神父通過一系列刊登在《正教之言》上的題為「美國的朝聖地」的文章，倡導了這一做法。革爾曼神父甚至繪製了這些聖地的地圖，讓朝聖者使用。他指出：「現代美國的朝聖者並不像往日的朝聖者那樣，行走在這塊廣闊的土地上，手裏拿着朝聖者的棍杖，口袋裏裝着一本聖經，《慕善集》，一些乾麵包作為食物，在他內心的視野裏注視着按天上耶路撒冷的神聖居所而建立的輝煌修道院。但今天的朝聖者卻在舒適的汽車上坐着軟軟的坐墊旅行。他幾乎找不到任何真正朝聖必不可少的『克修奮鬥』的空間。但是，這就是今天的現實，他要做什麼呢？在每個現代的尋求上帝者的心裏，仍有屬神的居所及靈魂的港灣的概念。現代美國朝聖者要創造出一種全新的等同於古老朝聖的朝聖，這就是我們當代人在修道院裏所做的謙卑嘗試要加以適應之處。」

　　塞拉芬神父的年鑑裏充滿了對到聖革爾曼修道院來的朝聖者的記錄，特別是十幾二十歲的朝聖者。他們有許多人來到修道院，並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就如同塞拉芬神父自己曾做過的那樣，他們想要使他們的生活有意義。經由兩位神父所不知道的某一方式，他們的獨修所作為一個靈修團體而被收錄於《全球概覧》之中，人們在那裏度着回歸大地的生活。這給修道院帶來了大量非正教來訪者，若不是《全球概覧》，他們對聖革爾曼修道院一無所知。

　　塞拉芬神父會不厭其煩地與真正在尋找某些東西的朝聖者交談。為使談話不受打擾，與此同時也為了使住在城市裏的人嚐到大自然的滋味，他會和他們一起散步，帶領他們前往較低的山脊頂部──在那裏，豎立了一些巨大的俄國式十字架，從那裏可看到廣闊的山巒起伏的景色。一個有幸與塞拉芬神父多次這樣散步的年青人回憶道：「在這些場合裏，幾乎能够談論任何事情。塞拉芬神父對世界有着廣博的認識，他會熟練地談論任何主題。他總是引導談話指向屬靈的終向。」在其它時候，塞拉芬神父會坐在修道院附近的茂密橡樹林的原木上，與朝聖者個別談話。

　　不少朝聖者在獨修所經歷了生命的轉變。1976年2月，塞拉芬神父記錄道：「一位來自〔加里弗尼亞的〕伯靈格姆的年青朝聖者，P•H，度過了週末假日。他住到星期一，2月16日，似乎對禮儀和靜默（以及意外的暴風雪，積雪達兩英寸之厚）反應良好，他參加了我們的工作，寄發新一期《正教之言》。他加入正教才兩年，二十一歲，希望能在秋季上約旦谷的神學院。回去後，他寫信給我說：『我想衷心為了你的和善及你給我的幫助而感謝你。……我在精舍裏為自己決定選擇〔上神學院〕。我祈求聖革爾曼的助祐，並獲得了滿意的答覆。我知道自己並不堪當這一召叫，但願上帝幫助我承行祂的聖意。』革爾曼神父送給他一本日記本，教他記下自己屬靈生命的進展。他又進而寫信給我們：『我發現，當你們從世界被取走，被安置在一個由上帝所選的地方時，平安就能被栽植在心裏。我非常喜歡我的參訪，我明白了所謂的世俗生活的必需品對靈魂做了些什麼。它們使靈魂與上帝疏離，並否認上帝。當我回到伯靈格姆時，我們明白了世界真得有多麼敗壞。……但願上帝繼續祝福你們。我希望你們能成長壯大起來，藉着宣講真正的正教之言，繼續幫助這末後時代的正教徒！』」後來，這個年青人成了一位修士司祭。

　　兩位神父和他們的獨修所也能夠給予那些由於各種原因而生活在塵世之中的修道人力量與希望。來自聖迭戈的一個手臂生來就不能動的修士就是其中之一。他心性和善溫良，耐心而又謙卑地接受這一殘疾所帶來的十字架。在他第一次來訪修道院的第三天，他被帶到樹林中新建成的小室那裏，正如塞拉芬神父所寫的，在那裏，「屬靈的友誼與同心一意相結合被印刻在他身上，他成了我們修道院的一位缺席弟兄。」

　　還有許多全家來精舍朝聖的，就如在正教國家那樣。許多世紀以來，只有當平信徒「想要魚和熊掌兼得」時，才會由此產生問題；亦即，危險地與他們全家一起搬到與世隔絕的修道團體附近，由此既享有修道生活的好處與慰藉，又享受婚姻生活的所有好處與慰藉。通常這導致修士也「想要魚和熊掌兼得」──這意味着因為各自獨修而導致修道生活的死亡，修士還俗，關閉修道院。

　　幸運的是，兩位神父並沒有這個問題。他們嚴苛的生活有助於預防這一情況的發生，因此，在修士與有規律地前來修道院朝聖的家庭之間保持了一種健康而碩果纍纍的關係。1974年的聖革爾曼慶節，一個朝聖者在用餐結束後起身代表他的家人與所有聚集在一起的朝聖者講話，講述了他們參訪精舍的喜樂──「我們只有一次一次來這裏參訪時，才有屬靈的生活，我們珍惜每次在這裏所獲得的一切。」

　　安德森一家也表達了相似的感受。當他們在瑪吉去世三週年來修道院度週末時，塞拉芬神父寫道：「他們一家不想離開，他們和我們修道院的聯繫如此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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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朝聖者中，有些人在某種程度上已在靈性上「熄火」了。塞拉芬神父寫下了下面的有關兩個正教青年人的記載，他們從薩克拉曼多來修道院參訪了幾個小時：「他們是今日的年青人靈性混亂的典型代表，僅僅『作為正教徒』對他們並沒有什麼幫助，因為在他們週圍的那些人已『習慣』了信仰，並沒有教導他們要珍惜信仰。那個較年青的男孩想要住幾天，但卻害怕。也許與正教修道院的這一相識，會幫助他們找到回歸真信仰的道路。塞拉芬神父與他們交談，與他們一起詠唱了向上帝聖母的祈請聖頌典。」

　　另一個朝聖者也處於相似的狀態，但卻是為了不同的原因。他是一個皈依正教的人士，曾經歷過東方的宗教，在沙斯塔山【沙斯塔山在聖革爾曼獨修所北部大約一百英里處，很長時間以來，那裏一直都是神秘主義團體與活動的中心。】度過了幾個月，又在波士頓的修道院裏住了一年半，之後結婚成家。正如塞拉芬神父在他的年鑑裏所記的，此人「來加里弗尼亞，首先是為了重遊沙斯塔山，抱着一種模糊的希望，想要找到他往日的神秘學家同伴──但卻白費功夫。他『想要』定居在像沙斯塔山那樣的小鎮上，卻認識到那是不現實的──但是，他並沒有給人一種清醒的印象，反而讓人覺得他在某種程度上『已熄火了』──他完全聽命於一位長老，沒有給自己留下任何東西。我們在加里尼亞『小鎮』的正教家庭則要好得多。」

　　錯誤地運用長老制對這位皈依者產生了怎樣的影響，第二次梵蒂崗大公會議也成功地在一位來訪獨修所的羅馬天主教隱修士身上造成這樣的影響。這位修士為人仁慈慷慨，是個很好的基督徒，但是，正如塞拉芬神父所寫的，他似乎「感到厭煩，如同熄火了一樣，彷彿有人告訴他：『戰爭結束了，你們戰敗了。』」

　　兩位神父盡他們的力之所及，來重新點燃那些失落了它的人的熱火。他們並不強迫人作出決定──他們並不試圖將「新酒裝入舊皮囊」（路喀福音5:37）。例如，當一個有志修道的人離開修道院，對任何事物都沒有表示更大的興趣，塞拉芬神父寫道：「我們並不試圖給他過份大劑量的靈感，因為我們由經驗知道，在修道生活在他身上產生任何美好的結果之前，一個人必須自由而熱切地渴望它。」

　　雖然塞拉芬神父不辭辛勞地耐心對待那些以純樸的心靈尋求真理的受苦靈魂，他並不喜歡在那些只是想要「玩弄」正教、想要嘗試另一種基督信仰的滋味的人身上浪費時間。正如我們所看到的，蜻蜓點水般地認識正教信仰是令塞拉芬神父特別擔憂的事。他察覺到正教信仰是如何具有一種令那些自以為「知道得更好」的人大發議論的傾向。

　　1975年8月29日，有三位聖公會的修道弟兄來訪獨修所。一年前，他們開始在一所租來的房子裏建立他們自己的修道院。塞拉芬神父寫道：「他們的修道規章仍在草擬之中，更好說是一種安立甘－本篤會的修道規章，儘管已被非常自由地加以『發展』了。

　　「聽到他們感到『凱爾特基督教』是他們的根（他們全都具有英格蘭血統）時，兩位神父喜樂地與他們談論聖卡思伯特及其他西方的聖人──沒想到竟發現他們對這些聖人一無所知，就如同他們對東方的基督宗教一無所知一樣……

　　「8月17日／30日，星期六，塞拉芬神父帶他們去伊利亞精舍，之後又沿着路繼續向上走，與他們討論，並回答他們的問題。他們並沒有問許多問題，當聽到塞拉芬神父說『正教就是你們所作探索的答案；獲得了它，就擁有了其它一切』時，他們顯然非常不悅。他們顯然想要擁有基督信仰，又擁有一個他們自己所制造的修道生活，因此，他們能對它感到愜意，正如他們多次所說的那樣。」

　　在吃飯時，他們並不吃由兩位神父提供給他們的食物，也不喝水，甚至也不用神父給他們的銀餐具，而只使用他們隨身帶來的裝在塑料盒裏的東西。在聖堂裏，他們站在後面，置身於兩位神父所舉行的禮儀之外，唸着他們自己的禮儀經文。

　　塞拉芬神父繼續寫道；「下午，……他們說要提前一天回去，為能在第二天早晨在聖公會的退修中心裏領受聖餐。……顯然，到那時為止，他們對正教並不感到愜意，因為正教要求的如此多（他們說，這令他們『難以承受』）。星期六早晨，他們沒有來參加禮儀，而是在客廳裏舉行自己的禮儀。他們離去了，穿着他們的白袍（他們以白袍代替黑色與灰色的長袍），光着頭，胸前戴着十字架，光腳穿着凉鞋──他們對神聖的正教顯然是陌生者，準備『按自己的方式做』。塞拉芬神父對他們說的最後話語是：不要將正教摻雜在其它任何東西裏。如果你們想要擁有正教信仰，就要深入其中；否則，就獨自離開它，不要從中帶走任何東西──不要用〔拜占庭式〕聖像、耶穌禱文或任何其它東西。

　　「一週後，〔他們中的一位弟兄〕寄來了一封責斥的信，指責兩位神父待人傲慢、譏諷他人，『自封為神父』，等等。我們對沙皇〔的敬禮〕令他們備受侮辱。」

　　與塞拉芬神父對他們的最後建議相反，他們後來出版了一本有關耶穌禱文的小冊子，這是正教令他們感到愜意的事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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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來修道院的朝聖者來自非法的正教聖統，即，那些並沒有保持與教會的合法關係的聖統。如果朝聖者處於這樣的地位，只是因為他們堅持要「按他們自己的意見」持守正教，對他們，兩位神父幾乎什麼也不能做。但是，如果他們的境況是由不幸的環境或無知所導致的，兩位神父會盡其所能地給予他們幫助。

　　有些朝聖者被他們的領導者誤導了，以致聆聽他們的故事令塞拉芬神父心碎。有一個朝聖者，一位來自非法聖統的司祭，他牧養的羊群只剩下了五個人。塞拉芬神父寫道：「現在，他不知道要怎麼做──是繼續下去，接受一份有良好收入的工作，在某個社會福利公司裏做主管，還是『成為一個修士』，還是其它的什麼。顯然，他急需與某個經歷過他所遭遇到的事的人談談，因為他在靈性上與理智上都很孤獨。他已去過波士頓與約旦谷。1970年，他在我們先前在舊金山的書店裏發現了《正教之言》，這是出於對封面上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肖像感到好奇的緣故──現在，他自己的房間裏也有沙皇的肖像，認為沙皇是殉道者。他的來訪明顯給他很大的觸動，但是上帝知道他的未來將會怎樣。他給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是個『真正的美國人』，毫無詭詐，正教可能會在他身上紮根──但只有上帝知道是否會這樣。」

　　另一位來自非法聖統的司祭，他來到獨修所，請兩位神父找出他要如何才能被接納加入合法的正教會。塞拉芬神父與他進了好幾次長談。後來，他寫信給約旦谷的勞魯斯主教，將這位神父的處境詳細地告訴了他，並問能為他做些什麼。他寫道：「我們自己非常想看到他被接納加入我們的教會……因為他似乎是個『標準的美國人』……他應該能夠將正教給予一些從未想過加入『俄國』教會的普通人。」最後，這個人按教會法被祝聖為俄國域外教會的司祭，成為一位多產的英語正教書籍與雜誌的出版人。

　　如果一個人屬於非法教會，但卻謙卑地尋求正道，一般而言，與那些屬於合法聖統、卻因自己是合法聖統成員而自以為義的人相比，塞拉芬神父會在他身上看到更大的希望。對一位準備成為一名神學生的朝聖者，他這樣寫道：「經過多年在〔莫斯科宗主教區轄下的〕美國都主教區的經歷，及對其意識形態的認識，他變得對〔俄國域外教會〕主教公會極為熱忱，但我們卻發現他相當自以為是，沒有意識到今天在我們的教會內所具有的較為敏感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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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尋求靈修的人之外，還有一些人來獨修所只是為了尋求神志正常：毒品成癮的人，有犯罪前科及嚴重的感情問題的人，不知在世界上要做什麼或是要如何調整生活的思想混亂的年青人。《全球概覧》的名單吸引了一些這樣的人，但是許多人卻是來自正教堂區與家庭。

　　「不是健康的人須要醫生，而是有病的人。」（瑪特泰福音9:12-13）正如主在被人拋棄、受人蔑視的人中間度過了許多傳道時間，因此，普拉蒂納的兩位神父也投入了大量時間與精力，給予不適應社會的人希望與支持。

　　在精舍存在的最初幾年裏，塞拉芬神父預見到，它會吸引行為異常的人與有病的人前來──這部分是由於那是當時普遍的疾病，也是由於病人自然會群集於宗教以求醫治這一事實。他甚至感到聖革爾曼昆仲會對此有一特別的召叫。他注意到在先前的書店附近的主教座堂的名字──「眾哀傷者的歡樂」──的重要意義，看到在他們的工作與他們的創立司教伊望總主教的工作之間可能的相似之處，總主教吸引並幫助了許多心理失常的人，甚到有其他主教將他們介紹給他。塞拉芬神父意識到，與病人接觸存在着受到傷害的危險，因此，他相信昆仲會不應做任何公開吸引他們來的事情。他肯定地說：「但是，如果他們來了，我們有責任盡我們所能地給予幫助。也許，我們昆仲會──雖然我們自己不這樣做，因為我們沒有這方面的天賦──可以成為這類人的一種最後援助，他們不能在諸如約旦谷的聖三修道院那樣的較『正常』的環境裏茁壯成長。」

　　他繼續寫道：「我們沒有醫治的天賦，沒有心理學，沒有屬靈的能力與洞見。我們所能提供的一切就是在基督的葡萄裏工作，將正教的真理提供給所有願意接受它的人。工作與祈禱（修道日課）令人精疲力竭，這幾乎使魔鬼沒有機會藉着思想攻擊人，也使不能利用較為粗暴的、能直接引起爭鬥的方式（火、丟失財物等）來攻擊人。」

　　幫助有諸多問題的人的克修奮鬥經常是吃力不討好的，只是偶爾才有──就如潜在的暴力事件──令人極其恐懼。但是，塞拉芬神父本人多年的孤獨與受苦，在他的心裏為那些為生命所傷害的人留下了深深的位置。他也曾知道與他周圍的社會疏離有怎樣的感受。

　　那些在痛苦中來到塞拉芬神父那裏的人，總是感到他為他們留有時間。晚禱經束很久之後，他會犧牲他的睡眠和他所愛的靜獨，為能在點着蠟燭的聖堂裏照顧某個有諸多問題的靈魂。

　　有一位慕道者曾來獨修所住了幾星期，他已在另一座修道院裏過了幾個月。關於他，塞拉芬神父這樣寫道：「他顯然心理非常失常，非常困惑，深受傷害，待人冷淡。他答應像機器人一樣的聽命，有好多次，他會因為『魔鬼在打我』而高聲大叫。」

　　「我們要如何對待這個人？」革爾曼神父感到驚奇。

　　「我們要照顧他。」塞拉芬神父回答說。塞拉芬神父盡力與他談話，好能多多了解他，但是那人只是冷面以待，他的動作僵硬，像機器人一樣，機械地答以是或不是。兩天後，塞拉芬神父成功地由他得到一些自然的反應：微笑。但那之後，這人卻留下他的手提箱及幾本書，突然離開了。兩位神父等待他回來，但他卻從未再回來。塞拉芬神父懷着沉重的心情寫道：「上帝知道我們是否能幫助這樣的人，但如果他們來，我們必須盡力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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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仍有另一些朝聖者前來，他們是兩位神父進入世界作短暫的旅行傳教時所遇到的。下面的故事就是一個例子。

　　1974年春天裏的一天，一個留着鬍鬚的名叫加里的年青人正坐在雷丁的公共圖書館裏。那時他二十三歲，正在從墨西哥到華盛頓進行另一次為期五年的毫無結果的「探索生命的意義」的行程。他在世界上的所有財產全部都在他留在雷丁汽車站裏的背包裏；他幾乎身無分文──只有某個人在雜貨店裏給他的一袋香蕉。他將頭放在圖書館的桌子上，在絕望中，他發現他所讀的哲學與宗教書籍中的一切全然都是空洞的，沒有他所提出的問題的答案。

　　大約十分鐘後，加里看到一個個子高高的男子走進圖書館，他留着長髮與鬍鬚，身穿黑色長袍，他走到書架前查書。這個男子看起來比加里本人更窮。加里拿着那袋香蕉走到他身邊，說：「這是給你所屬團體的，或隨便任何人。」

　　塞拉芬神父謝了他，幾分鐘後，他帶着幾本書離開了圖書館。當他沿着人行道走下去時，突然看到加里向他跑來。加里幾乎不知道這個身穿黑色長袍的男子四天前剛慶祝了復活節，在心裏仍保持着復活節的喜樂。

　　後來，塞拉芬神父回憶道：「我與加里談了幾分鐘之後，發現他為人真誠，當我得知他『沒有地方』可住時，就邀請他來與我們住一段時間，了解正教。他立即接受了邀請，他與我們待在一起，直到主日，他參加了我們所有的禮儀，讀書工作，當我們試圖給他打開正教的時候，他目瞪口呆地坐着──他從未聽說過正教，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處於絕望之中，當他發現有人仍相信上帝、而非作做時，感到不知所措。葩斯哈頌調觸動了他的心靈，他請求我們準許他與我們一起柔和地詠唱『基督復活了』。……他離開時，並不完全知道在他身上發生了什麼，但至少他知道『曙光出現了』。」

　　當加里在汽車站與塞拉芬神父道別時，哭泣了起來。他說：「我不知道我會怎樣，但你們給了我希望。我深深地感恩你們使我與耶穌基督聯繫了起來！」

　　幾天後，塞拉芬神父關於加里這樣寫道：「就某種程度而言，我對他有一種非常好的感覺，他似乎屬於『標準的美國人』，在不知不覺間渴望正教。……但願上帝賞賜他，正如我對他說的，以一袋香蕉的代價，使他能獲得天國！」

　　「在某種程度上，所有這一切都有力地提醒我們──就如我們的救主論納塔尼伊爾說的『這確是一個以色列人，在他內毫無詭詐。』──同樣，這裏也有一位『真正的美國人』：一個誠實、坦率、標準的人，對他而言，神聖正教非常『自然』；收穫這些『真正的美國人』只是個開端。毫無疑問，『信奉正教的美國人』在數目上會很少，但這確實是美國人最優秀的部分，他們正等待着聆聽正教的喜訊。……

　　「看到一個像加里這樣的在遇到正教時全然目瞪口呆的『局外人』，我們要更緊密地保守我們這些不配的人所擁有的珍貴寶藏，它並非只屬於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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