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三章 超級無誤
「傳統主義」與真正傳統的觀點並非一回事。
——勒內•蓋農
狂熱妨礙了人的理解，但真信仰卻給予它自由。
——奧普提納修道院的聖瑪喀里
身為一名學校教師，後來又成為主管，阿萊克西•楊所面對的所有現代哲學中，其中最有影響力的一種學說也許是進化論。他看到絕大多數父母都忽略了強有力的相反進化論的科學證據，也無視人們（常常是非常故意的）用進化論來破壞基督教世界觀的根基這一事實。於是，他決定為這些父母寫一篇文章，使他們更多地意識到人們在理智上給他們的孩子提供了些怎樣的食糧。他將文章寄給塞拉芬神父審查，塞拉芬神父給文章提出了一些建議，將它們寄還給他，並鼓勵他將文章刊登在《尼科德默》上。
過了一段時間後，令革爾曼與塞拉芬兩位神父感到意外的是，他們收到一封信，信是一位俄國域外教會的司祭寫的，他在靈性上接受波士頓主顯聖容修道院的指導，信中表達了他對這篇文章的不滿。按照波士頓修道院的神父們的觀點，進化論是「被禁止談論的議題」；令這位司祭感到不快的是，他看到阿萊克西不認同這些權威人士的觀點。令這位司祭驚奇的是，他竟在《尼科德默》上讀到一篇反對像進化論這樣的一個既定「事實」的文章，他寫道，作為一名仍持有「羅馬（天主教）觀點」的皈依者，阿萊克西不應獲得「出版的特權」，他說他「收回了對《尼科德默》的所有資助」。
塞拉芬神父在寫《人之國與神之國》一書時，對進化論的社會、哲學及屬靈的根源做了研究。後來，在參加伊望總主教所辦的神學課程時，他學習了通過聖經與諸聖教父的著作所傳承下來的正教會有關宇宙創造的教導【那時他的指導者是列昂尼德•烏普辛斯基神父，他按教父的註釋講授《起源之書》的最初幾章的課程。】。長久以來他就深知進化論與正教世界觀互不相容，因此，他得出結論，批評阿萊克西文章的正教人士「只是沒有意識到整個進化論的議題，無論是在它的科學性方面，還是在它的宗教－神學內涵方面。」他給阿萊克西寫信說：「顯然，你的文章觸動了某些極其深刻的問題（坦率地說，我們很震驚，人們對教會事務、普世主義等問題如此熱衷，但似乎卻從來沒有對像進化論這樣重要的問題做過太多的思考；顯然，這是因為這一問題似乎是在教會範圍之外的）。」
塞拉芬神父勸阿萊克西不要過於「錯誤地」認為批評他的人只是出於「無意」。他說他根本就不應爭辯，他們反而要一起「為更全面的陳述整個議題做準備」。他寫道：「你的文章毫無疑問會使你在一些地方『不受歡迎』。你不要因此而沮喪，或是強迫自己採取『自我辯護』的態度。」
但是，更多的事接踵而來。阿萊克西想要出版一篇他所得到的有關都林裹屍布的文章。當他把文章寄給塞拉芬神父審查時，塞拉芬神父回信建議他不要以它目前的形式出版，因為文章裡充滿了羅馬天主教的表述方式，這會立即使一些正教徒對它產生抵觸情緒。令人遺憾的是，這一回信來得太晚了：在阿萊克西就塞拉芬神父的反對意見與文章作者進行溝通之前，作者就將那篇文章出版了，並按《尼科德默》的郵寄名單寄給了每一訂戶。阿萊克西後來寫道：「當我得知此事後，心急如焚，因為塞拉芬神父的反對意見很中肯，且是經過深思熟慮的，這些反對意見本應毫無困難地被吸收到文章之中。」
都林裹屍布的文章使阿萊克西的批評者更加確信他是一個執迷不悟的天主教徒。正如塞拉芬神父所回憶的：「我們給××神父寫了兩封很長的信，為阿萊克西辯護（同時也承認他的錯誤），求他運用伊望主教信賴並鼓勵傳教工人的原則，我們並不試圖使他們接納一種先入為主的模式，或是強迫他們服從某種標準的『權威』。令我們感到傷心的是，××神父回信說，在這一點上，伊望主教是錯的，皈依者有時必須『受到懲治』。」
塞拉芬神父注意到同一心態的其它徵兆。他寫道：「坦率地說，當我們聽到××神父大約在一年前提議，以某種方式將〔加拿大的〕維塔利主教置於『主管』皈依者或皈依的司祭的位置上，以避免再發生過去的『錯誤』，我們對此感到驚駭。的確，這也許意味着過去『錯誤』的終結（但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對此表示懷疑），但這也意味着在域外教會內的傳教運動的終結，給它劃上了句號。（即使由某個更佳人選負責此事，也不會有什麼幫助——這一原則本身就是危險的。）」
不久，阿萊克西收到了一封二十一頁長的發自波士頓修道院的「公開信」，反對他出版的文章。塞拉芬神父寫信給阿萊克西說：「信的作者顯然不公正地利用了你，完全是為了證明你是不可信的，他基於修道院的聲望來反對你——一個『無足輕重的人』。他所依靠的是知識份子時尚的潮流，這都會過去，這對修道院並沒有好處，修道院允許自己這樣做，卻沒有面對當今知識份子的真實問題。你要向伊望主教祈禱，求他引領。你要知道，凡事並不依賴於某些人對你有什麼『想法』，在適當的時候，其他人會為你辯護的。」
「公開信」刊登在一份通訊上，被寄往全國各地。幾年後，當塞拉芬神父回憶起波士頓修道院及其追隨者所做的這件事與其它行為時，這樣寫道：「我們並沒有因他們反對這些文章這一事實本身而難過，……令我們感到難過的是他們反對的方式。通過我們與〔他們〕廣泛的通信【我們在本章後面引述的塞拉芬神父與他們的通信中的段落時，略去了個人姓名。】，顯然，他們相信在這樣的議題上，不可能有不同的意見或解釋：『正教的觀點』必須是一致的，支持進化論（！），反對〔都林的〕裹屍布。我們則認為正教基督徒至少可以以一種友善的方式一起討論這些議題；但按照他們的意見，人們不能討論這些問題，卻必須接受『正教專家』對它們的意見。……在這之後，他們開始告訴人們『遠離埃特納』，因為阿萊克西•楊『只是一個羅馬天主教徒』，我們知道有人遵照這一建議而行……
「因此，我們與他們之間的不和的第一個原因是，我們發現他們在我們的教會內形成了一個政治黨派，凡不認同『黨派路綫』的人，都會被摒棄，視同無物，人們甚至受到警告，與這樣的人接觸是『危險』的。……因俄國『長時受苦』的傳統，在很長的時間裡，我們很少和人談論此事，我們對他們並不抱有類似的感受，希望在某種程度上這是一種『誤解』，時間會使情況得到改善。」
到了1973年，塞拉芬神父與革爾曼神父開始發現，他們不但形成了一個「政治黨派」，還使用政治技巧來實現它的目標。例如，1972年，該團體中的一位司祭建議阿萊克西•楊將他的《尼科德默》與他們自己的通訊「合並」，這樣，他們會很高興地發行合並後的刊物，這可使阿萊克西「更輕鬆些」。塞拉芬神父回憶道：「當時，我們認為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我們只是建議阿萊克西繼續自己獨立出版；只有到了後來，我們才意識到他們想要以此方式『接管』《尼科德默》，以確保不再出版不符合『黨派路綫』的東西。後來他們告訴在英國的安德列•邦德，他們要在美國分發他的出版物《舊曆法者》（The Old Calendarist），只是有一個條件，不得刊登未經他們審核過的文章。1973年，當我們問他們是否能幫助我們分發我們提議中的俄語刊物（我們從未能夠開始出版這一刊物）時，他們堅持要我們也要讓他們來印刷這一刊物——我們開始意識到，即使是我們的俄語事工也要『在波士頓受審核』——甚至不是由說俄語的人士，而是由學過一些俄語的皈依者來審核。
「其它『政治技巧』包括『傳話』說某一出版物或個人『不在黨派路綫內』。例如，在阿萊克西出版了有關都林『裹屍布』的文章後，他收到許多〔屬於該團體的人的〕來信，他們全都中止訂閱《尼科德默》，並且不再對它提供資助，他們沒有像一個人所期待於正教基督徒同伴的那樣，向他提出友善的批評，反而冷酷地將他切割掉。阿萊克西非常沮喪，當時他們這樣對待他令他深受傷害，以致如果不是我們支持他，告訴他我們教會裡的其他人士的態度根本不像他們那樣冷酷無情，他就要完全放棄出版事工了。」
就這樣，在許多場合裡，兩位神父都看到明確的跡象：這個新「黨派」想要使他們的「黨派路綫」至少盛行於俄國域外教會的皈依者中間，如果可能的話，也能盛行於俄國人中間。塞拉芬神父寫道：「對正教精神而言，這整個企圖是非常陌生的，我們發現它是極其令人不快的，是一種潛伏進入我們教會的『耶穌會主義』。」
塞拉芬神父指出，這個新「黨派」是如何開始實踐「耶穌會」的「為達致目的不擇手段」的原則的。「當我在1973年去參加他們的會議時，」塞拉芬神父回憶道，「〔他們的一位司祭〕告訴了我一些當時我並不完全欣賞的事，但是，現在我看出，對我們而言，它們成了部分的『問題』所在：他告訴我，如果一個人為了美好的教會理由而工作，那麼，他是可以為了『美好』的理由而撒謊、欺騙、以及做諸如此類的事的。不幸的是，我們已經看到這一『耶穌會』的原則在他們中間正以下面的方式運作着，即：傳播他們不喜歡的人的謠言，歪曲他們想要批判的人的觀點，等等。」這個小集團一度開始引用阿萊克西確知自己從未寫過的書信來反對他！「那些被引用來反對你的書信根本不存在，」塞拉芬神父建議阿萊克西，「這一事實應使你冷靜下來，你要意識到，如果你是個誠實的人，就不要與那樣的一種攻擊做鬥爭。因此，你不要〔與之對抗〕。凡他們想要的，就讓他們去做、去說吧。」
正是發自這個小集團的「公開信」使兩位神父得出結論，有些事出了差錯。自從1973年以來，這些信開始直接針對這夥人想要加以批判與改正的俄國域外教會中的人士，包括域外教會的首席主教與其他一些主教。塞拉芬神父指出：「幾乎毫無例外的，這些書信給了我們很壞的印像。在他們大多數的個人觀點中，他們都是『正確的』，但在他們的語調中，充滿了自我辯護，嘲笑他人，以及冷漠的優越心態。」
實際上，這些信中有許多是冗長的論文，充滿了冗長的神學段落，這些段落至多也只是與所討論的議題有一些鬆散的關聯。英國的一個年青的皈依者，當他收到這樣的一封有關自己的信時，非常灰心；但是，塞拉芬神父卻為他辨別出了這封信的背後所包含的信息。他說，「為他們的自尊而言」，這是「一種冷漠而又精於算計的工具，隱藏在絕對虛假的謙卑與『屬靈』（俄國人稱之為『油滑』）的面具後面……革爾曼神父對這樣的事持有徹底的俄國態度，讀了這封信後，他說：『寫這封信的人不信上帝。』這就是說：在這封信中所具有的一切神聖、屬靈、合乎教會法的事物，都被用於不可告人的動機，這封信缺乏正教的心靈與感覺……這封信本身不值得回覆。他們都精於此道，會將你的回信撕得粉粹，他們知道如何讓人看來無論你說什麼都是錯的。」
塞拉芬神父稱導致這些書信產生的態度「是屬靈的，但卻是在鏡子中所看到的〔虛假屬靈〕」。他注意到，所有發自那一團體的人士的書信「都有着相同的精神，彷彿是同一個人所寫的——即便是在我們親身所認識的一些作家身上也完全沒有發生過這樣的情形……就在最近，我們無意中發現了一些十二年前從波士頓寫給我們的書信——這有多麼不同啊！那時，他們只是奮鬥者，每日日常的工作使他們無法寫出這樣冗長的書信。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 ※ ※
為了使自己的觀點在俄國域外教會內盛行，這個新派系並沒有停在「公開信」上，進而開始系統地破壞最近幾個世紀最受人尊敬的正教教師的權威。塞拉芬神父寫道，在這過程中，其主要的武器是「近來在我們的神學文獻中到處尋找『西方影響』的學術時尚」。大多數近代的教師，從聖山的聖尼科德默到阿韋爾基總主教，都被指責受到這一影響，是「經院派人士」。該派的神學家正在讓人們相信他們比般塔頗利的聖奈克塔里、喀琅斯塔得的聖約安（他講論基督的「功德」）、伊望總主教（他舉行了為西方的聖教父蒙福者奧古斯丁而寫的禮儀）、以及奧普提納眾長老更了解正教神學。塞拉芬神父寫道：「這樣的假設只會傷害更新正教生活的眞正動機，這一生活是由正教傳統的清新泉源裏所汲取的。」
正如塞拉芬神父所意識到的，對「西方影響」的憂慮是基於一種眞假參半的事實之上。他寫道：「米哈伊爾•波瑪贊斯基神父與其他優秀的神學家樂意承認在俄國（與希臘）歷史的後期的神學文獻中存在着這樣的『西方影響』──但是，他們也強調這些影響是外在的，決沒有觸及正教信理的核心。若不這樣說，就是承認在這些末後的世紀中，正教已失落了（！），只有到了現在，年青的『神學家』……才又『找到』了教父所傳的正教……如果像莫斯科的斐拉瑞特都主教【有關莫斯科的斐拉瑞特都主教，參閱第六十章及第六十二章。】、隱士德奧梵主教、伊格納提•布里安恰尼諾夫主教、約旦谷的阿韋爾基總主教、米哈伊爾•波瑪贊斯基神父，這樣的神學巨人，總的來說，在這末後的世紀中在我們的神學院裏所教授的神學，如果它們根本就不是『正教的』──那麼，我們就處於一個非常危險的處境之下了，我們要到哪裏去尋找我們的神學權威，可以藉以堅定地駁斥這些時代的所有錯誤與試探呢？〔這個新興派別的神學家〕教導：我們要教導你們正確的道理，我們要為你們閱讀諸聖教父的著作，教導你們正確的信理，我們有優秀的翻譯家與釋經家，他們比德奧梵主教、莫斯科的斐拉瑞特、阿韋爾基總主教及所有其他人更為正統。他們正在玩極其危險的遊戲；正在不知不覺地破壞他們立足於其上的正教土地。」
塞拉芬神父相信，這些貌似的傳統主義者與熱忱者所做的事，恰恰是所謂的巴黎學派的自由主義人士所做的：斷絕聯繫，切斷與古代教父的近代之根，為了能使他們自己成為權威。如今，這些「保守」派的新神學家聲稱他們「能夠檢驗出我們神學的學術損耗，回歸教父的信仰」。這也是巴黎學派所聲稱的。正如塞拉芬神父在寫給一位司祭的信中所說的：「這指示你朝向一種新教的方向，在正教的神學傳統內設置一條鴻溝，只有你們的團體設法跨越『拉丁束縛』的鴻溝，回歸『原始的資料』。……『拉丁束縛』這一觀念恰恰是亞歷山大•施梅曼神父和他的同事所渲染的，其目的是破壞人們對正教傳統歷世歷代的持續不斷性所持的觀念。千萬不要掉進這一陷阱！過去幾個世紀裏，有一些偉大的神學家，他們使用了一些人們可能樂見對其進行改進的表述；但是，這並不意味着他們受到『拉丁束縛』，或名譽掃地。他們只是沒有在像拉丁人那樣的同一背景裏使用這些表述，因此，這一議題並非十分重要的問題。」
塞拉芬神父在另一處寫道：「均衡發展的正教能容易地接受臨於自身的任何外來影響，處理解決它們，使它們成為正教的；但是，片面的『派系路綫』卻把自己由正教的主流上切割下來。」
最後，塞拉芬神父將這一新傳統主義等同於一種「從右而來的革新主義」。他寫道：「『波士頓的正教』實際上是『巴黎的正教』的一種右翼──一種『改革』的正教，它碰巧大部份都是『正確』的。但是，實際上，它像巴黎學派一樣多地外在於正教傳統，像它們一樣地是人邏輯的創造。這是我們所處時代的可怕試探。」
論到在這一新傳統主義的這種缺乏根源，塞拉芬神父寫道：「他們不得不『親自去做』，沒有誰或可靠的傳統來糾正他們。他們的『根源』更是在二十世紀的美國之內，導致了他們書信中的『現代』論調，使他們不能理解『進化論』的整個意義、宗教起源及背景。……我們已經看到一些事例，他們是如何激烈地批評某些觀點，這純粹只是基於印象與一時的興致，（特別是在他們試圖進入俄國的領域時，這是他們完全失去了的，）這恰恰是因為他們缺乏全面的神學背景。他們不信賴他們的俄國長老（我們更懷疑他們是否有一些希臘長老，好能征求意見）……他們差不多是在誇耀只有他們是『偉大的神學家』，他們現在又再次發現了已失落的神學傳統；但實際上，他們的神學顯然是粗糙而又過於簡單的，特別是當他們將眞正在從未中斷過的正教傳統中的偉大神學家置之一邊的時候──我們自己時代的約旦谷的米哈伊爾•波瑪贊斯基神父，他是敏銳、優雅而深刻的〔神學家〕──他完全被『聰明的年青神學家』所忽視。……我們自己並非『神學家』……卻不斷征求米哈伊爾神父的建議，我們信賴並尊重他的判斷，我們知道我們就是這樣處於良好的傳統之中的，對所有的答案，我們不得信任我們自己的錯誤判斷。」
新傳統主義者對於使用十九世紀莫斯科都主教斐拉瑞特的正教《教理問答》持有異議，後來的安東尼•克拉波維斯基都主教的《教理問答》曾有意取代它。即便正如我們已看到的那樣，伊望總主教總是向皈依者推薦這一《教理問答》，他們卻稱斐拉瑞特都主教的著作是「受羅馬天主教影響的」，是「令人厭惡的」。
新傳統主義者持有異議的另一點是有關一些聖人的，他們說這些聖人是「非正統的」，甚至是異端，應將他們從教會年曆中除去。當他們的通訊發表了一篇不得要領的抨擊塞拉芬神父所熱愛的蒙福者奧古斯丁的文章時，他感到非常失望。這篇文章稱那些敬禮奧古斯丁的人是「未受過神學訓練的」，是「具有拉丁傾向的」。正如塞拉芬神父在一封信裡所指出的，這包括聖伊望總主教、聖山的聖尼科德默，十九、二十世紀希臘與俄羅斯的神學傳統，更不用說參加第五次普世大公會議的眾教父了。他寫道：「正教會的普世傳統接受蒙福者奧古斯丁是一位聖教父，儘管他有一些〔神學〕瑕疵──這與尼薩的聖格里高利在東方教會裏的情形非常相似。」
對蒙福者奧古斯丁的抨擊給塞拉芬神父揭示了：新傳統主義神學家外在於正教的神學精神。他說：「這並不是因為他們不聰明或是不夠博學，而是因為他們過份熱情地想要表明他們是如何總是正確的。」在另一封信中，他寫道：「眞正的正教觀點是，首先，不要信賴人抽象的『神學』觀點，而要問：我們的長老是如何想的？近代教父是如何想的？當一個人恭恭敬敬地接受這些觀點，他就開始為自己將圖像拼合起來……凡是懷着認同之情閱讀蒙福者奧古斯丁的《懺悔錄》的人，是不會欣然想要『將他由教會年曆中除去』的──因為他在這本書中，將要看到那一熾熱的熱情與愛，這恰恰就是我們今天教會生活中所缺乏的！……也許蒙福者奧古斯丁的特別『西方化』，使他對我們而言，具有更重要的意義，因為今天我們都沉浸於西方及其思想方式內。」
塞拉芬神父回憶道，有一次，當他向伊望總主教詢問有關安東尼都主教的「教義」的時候，主教對此並沒有加以理會，反而開始談論蒙福者奧古斯丁，彷彿在他的思想中，他將安東尼都主教與蒙福者奧古斯丁聯繫在一起。【參閱第六十二章。】有一次，塞拉芬神父以此為例，說：「如果一個人稱蒙福者奧古斯丁是異端份子，那麼，他必須也稱安東尼都主教是異端份子；但是，如果一個人認為安東尼都主教是一位偉大的主教，原諒他所犯的錯誤，那麼，他也必須同樣對待蒙福者奧古斯丁。」這一觀點與新傳統主義神學家的邏輯有着鮮明的對比，他們在拒不接受蒙福者奧古斯丁的同時，卻斷言安東尼都主教幾乎是當代唯一一位徹底擺脫了「西方影響」的教師。
有一次，塞拉芬神父告訴革爾曼神父，我們要在那些將一個人（在這一情形下，即他們團體的領袖）的觀點置於生活的傳統的見證之上的人身上看到眞正的「西方影響」。他說，正是這樣的一種權威觀念，導致當代羅馬教會的神學錯誤。他在一封信中哀歎說：「難道我們美國正教變得如此狹隘，以致我們必須處於一位『像教宗那樣的專家』（pope-expert）的發號施令之下，在每一可想像的議題中，必須接受『派系路綫』嗎？這相反伊望主教教導我們的每一件事，也相反他在傳教事工中所做的每一件事。」
※ ※ ※
塞拉芬神父以「超級無誤」這一術語指稱這種狹隘。他看到它是如何對年青人——無論是皈依者還是出生在西方的生來就是正教徒的人——具有強烈的影響力。他說，這些「超級無誤」的新權威「給他們提供了一些對複雜問題所做的『簡單』答案，這對那些對自己信仰還有一些不確定或是動搖的人非常具有吸引力……我們知道有許多皈依者牢牢抓住『正確性』，就如同嬰兒奶瓶一樣，我認為他們若稍有『錯誤』，但卻更為謙卑，這樣，他們倒能更好地拯救自己的靈魂。」
「超級無誤」的翅膀以其現代而又過度邏輯的神學取向，翼覆着希臘「舊式」的純樸信徒；塞拉芬神父發覺他們的心態也與長久受苦的俄國人不相干。他在一封信中寫道：「在他們的所有『智慧』中缺乏一個基本的要素，諸聖教父強調這一要素是眞正的正教生活不可或缺的：受苦。由閑暇與無意義的爭辯所產生的『智慧』是不值得擁有的；但是，惟有由深受痛苦而產生的智慧（諸如上帝在一切之上賜予今天的俄國人的）才是眞正和諧而又健全的，即便它不能為每一嘲諷的問題給出一個膚淺的回答。讓我們試着更深地進入這一痛苦之中，上帝賜予我們恩寵去這樣受苦！」
由超級無誤的群體所給出的一個「簡單的回答」，就是有關各正教教會之間的關係問題。這些人堅持認為，所有使用新曆或參與普世運動的教會都是「異端」，都是「無效」的，他們堅稱那些「根本就不是教會」，他們的主教都是「假主教」，這些教會的聖事沒有恩寵。
這一新派別的一些主要司祭在被接納加入俄國域外教會之前，都是由這些守新曆法的教會之一——美國的希臘總主教區所祝聖的。這些司祭有一整套理論，他們假定由於希臘總主教區參與普世主義活動，它已在他們被祝聖為司祭後的某個時間失落了它的恩寵。
不幸的是，這些司祭中有一人的弟兄仍是希臘總主教區的司祭。有一次，在他拜訪普拉蒂納時，對革爾曼神父說：「我當然不為我的弟兄祈禱！」——意思是他在舉行事奉聖禮時紀念正教徒時，不會為他祈禱。革爾曼神父很震驚，就去告訴塞拉芬神父。他問：「你能想像嗎？他在談論他的同胞弟兄，由祝聖他的同一位主教所祝聖（的司祭）！」
塞拉芬神父震驚地眨着眼睛，哀歎說：「哦，那肯定是『正確的』。」
當《正教之言》刊登了一則來自為貧窮所困的烏干達正教會的呼籲時——他們急切需要食物、衣服、靈性書籍、聖像等。另一位超級無誤的司祭寫信給兩位神父，詢問這些非洲的正教徒是否「眞是弟兄」。這位司祭堅持認為，如果他們屬於守新曆的教會，按他所說，那是「沒有恩寵」的聖統（事實上他們是有恩寵的），他們不應得到幫助。最後他說：「我寧可盡我所能地捐助一些配得的正教家庭或組織。」
讀了這封信後，塞拉芬神父問：「我們要怎要防止這種冷酷無情的精英主義呢？」
超級無誤的恩寵觀——更好說是無恩寵觀——給俄國域外教會造成了許多問題。這一派別的領袖們正向人們指出——特別是向易受影響的皈依者——俄國域外教會的主教們認為這個教會幾乎是這個世上僅存的正教團體，其它教會大多是沒有恩寵的。但是，正如塞拉芬神父所說的，「我們的主教對這件事拒不加以『確定』，他們並沒有使一切都『涇渭分明』；我肯定，也許是毫無例外的，我們的主教不但拒不斷言他們是沒有恩寵的，他們還明確地相信（至少是善意地認為）他們是有恩寵的。」許多主教強烈地反對普世主義、謝爾蓋主義等思想，但他們並沒有正式中斷與任何教會（除了莫斯科宗主教區）的共融——即使是對莫斯科宗主教區，他們也不敢斷言它是「沒有恩寵」的。正如塞拉芬神父在另一處所寫的，「〔俄國域外教會的〕主教們，在不同的場合裡，明確地拒絕做出這樣的聲明；在他們於1976年所召開的主教公會議的聲明裡，他們特別向莫斯科宗主教區的正在奮鬥之中的眞誠司祭講話，所用的術語是唯獨為那些擁有並分施上帝恩寵的司祭而保留的。」
超級無誤派去了希臘，他們試圖在俄國域外教會與所有舊曆法派團體中最為極端的一派——「瑪特泰派」之間建立起政治聯繫。「瑪特泰派」不僅相信所有使用新曆的教會沒有恩寵，還相信凡是不與他們有任何聯繫的教會也沒有恩寵。這一計劃後來適得其反，因為瑪特泰派得知，與他們被引領相信的正相反，俄國域外教會對他們而言太「自由」了。
1976年，當超級無誤派的一些人指導在其它聖統的正教團體裡受洗的人們（最不穩定的皈依者）在俄國域外教會裡再受洗時，說英語的正教傳教還遭致反對。塞拉芬神父寫道：「近來，一些人希望看到在我們的西部美國教區實行這種『再受洗』，但是，我們的安東尼總主教卻睿智地拒絕批準這一做法，我們完全支持他的決定——事實上，這樣做等同於公開宣佈希臘總教區沒有恩寵存在。」
涅克塔利主教聽到這一前所未有的做法時，嚇了一跳。他說：「也許再次施洗洗去了前一次受洗的恩寵。」
1976年，在這種狂熱的追求無誤達致巔峰之時，塞拉芬神父給一位皈依者解釋了為什麼他的行事之道並不認同這一「熱忱」的類型。他寫道：「他們的『嚴格』迫使他們過於捲入教會政治，以致屬靈的問題變成極為次要的了。對我而言，我知道，如果我必須坐下，為我自己確切地想出今天哪一種『熱忱行為』是『正確』的——那麼，我就會喪失所有的內心平安，不斷專注於諸如破壞共融、這對他人會是怎樣的、『希臘人會想些什麼』（哪些希臘人？）、『都主教會想些什麼？』之類的問題。我就沒有時間為曠野、諸聖教父以及生活在更為崇高的世界裡的古代與現代的超凡聖人所啟迪，或是不想要受他們的啟迪。尤其在我們的時代，要完全擺脫這些問題，是不可能的，讓我們將首要的事放在首位吧。」
他在另一封信中寫道：「我們希望存留在真正的正教傳統裡的人，必須要熱心，我們必須堅定於我們的正教信仰而不需成為狂熱者，也不需要擅敢教訓我們的主教應做什麼。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努力保存真正的正教馨香，至少要略微『不屬於此世』，擺脫所有的掛慮，甚至是對教會政治的關心，我們要以教會豐盛的給予我們的彼岸世界的食物養育自己。」
※ ※ ※
有很多次，革爾曼神父害怕超級無誤派實際上已十分強大，足以給所有前來加入美國的傳統正教（特別是俄國域外教會）的皈依者確定了基調。雖然守護那些被這一極端主義所捕獲的人們也使塞拉芬神父感到傷心難過，但他卻不認同〔革爾曼神父的悲觀看法〕。他引述亞伯拉罕•林肯的話，對革爾曼神父說：「的確，你可以愚弄所有人一段時間，甚至可以一直愚弄一些人，但你卻不可能永遠愚弄所有的人。」
塞拉芬由事情發展的方式加以判斷，預言了超級無誤派最終會演變為裂教，成為一個狹隘而又孤立的教派。在他歷年來的信件中，他多次談及此事：
1976年6月15日：「將來，正教的『右翼』可能會分裂成許多小『聖統』，他們中的多數人不詛咒他人，並與他人爭辯。……我們必須與年長的俄國神職人員保持生活的聯繫，即使他們中的一些人對我們而言，可能似乎有些『自由』——否則我們就會迷失在我們身邊不斷發展壯大起來的『熱忱』叢林中！」
1980年7月8日：「我們自己已有一段時間覺得○○神父與其他與他持有相同看法的人正朝着裂教發展，如今，如果他不改變方向，裂教似乎幾乎是不可避免的了。沒有人需要這樣的裂教；現在，在希臘有許多『正確』的正教團體（他們彼此互不共融），新的團體只能證明魔鬼分裂正教基督徒的能力。」
1980年10月27日：「我痛苦而又難過地看着這整個局面的發展；……對此卻無能為力，什麼事也做不了。……雖然他們現在並不準備裂教，（如果他們不馬上改變的話，）不可避免的裂教將是這一進程的最後一步，只有他們才能改變它。」
1981年9月17日：「由最後的爆發來判斷，裂教已臨近，我擔心當麻煩的製造者離去時，我們的司祭與平信徒中『沉默的大多數』只會發出如獲重釋的歎息——這些麻煩的製造者留下了惡意的嚴重後果，在他們的新『聖統』裡繼續他們的謾罵與仇恨。
「但願上帝保守我們免於所有這一切！請原諒我的坦率，但我感到時間已非常臨近了，凡能做什麼的人最好現在就做。我知道上帝會繼續保守祂的教會，我相信祂會使在我們的教會內剛開始的真正的正教傳教事業興盛起來。……但是，在一場任性的裂教中被俘靈魂的悲劇將不計其數。」
1981年12月8日：「這是多麼可悲啊！一些人現在正帶領他們的羊群（雖然他們仍只是非常小的羊群），不與那僅有的、仍能教導他們何為正教的人共融，只有這些人才能幫助他們由他們的『超級無誤』的正教的幻想中清醒過來。在這世界上，不存在這種『超級無誤』的正教。」
不幸的是，塞拉芬神父去世後不久，他的預言成真了，就如同他所寫的那樣。
「所有這一切都會過去，就如同一場可怕的噩夢。」塞拉芬神父在一封信中說。回顧了他在先前的歲月裡對超級無誤團體的支持，他寫道：「我們感到自己被嚴重地背叛了。……這些年來，我們相信他們與我們有着同一個精神、同一個靈魂，將他們的一切都奉獻給了英語傳教事業。其實，在這段時間裡，他們似乎只是在建築自己的榮耀，無情地濫用了我們純樸的俄國主教、司祭與平信徒對他們的信任。……我們擔心在過去的歲月裡，我們所有有關『熱忱』的文章促進了怪物的形成！」
當然，雙方都感到失望。新團體的領導者受到鼓舞，採取熱忱的立場，這首先主要得感謝普拉蒂納的兩位神父，他們認為兩位神父自然會參加他們的運動，開始接受他們發自波士頓修道院的指示。當普拉蒂納的兩位神父日益明顯地不遵循他們的路綫時，他們中的一些人確實感到很失望。他們以為塞拉芬神父想要絕對的嚴格，就如同他們所想要的那樣，但是，在這一點上，他們錯了。塞拉芬神父想要的是真理，這完全是在一個更深的層次上。塞拉芬神父寫道：「他們在這一錯誤的、但卻吸引人的前提下，為自己建造了教會事業：今日教會的主要危險是缺乏嚴格性。不——主要的危險是某種更為深刻的問題——正教滋味的失落，他們自己也有份於這一運動，甚至在他們的『嚴格』之中。……如果我們不再具有正教的感覺與滋味，『嚴格』也拯救不了我們。」
在塞拉芬神父生命的最後十年裡，他將難以置信的時間與精力傾注在「超級無誤」的問題之上，他必須維護由他的教父所傳下的正教意識，以對抗眾多新傳統主義者的「神學」特色。他不但寫了許多必要的文章，對於眾多因為想要了解教會中所出現的新論調而來到他那裡的人，他還給出了經過深思熟慮後而得出的答案。
當一個人回顧這些時，他可能會傾向於認為這是在浪費時間。用塞拉芬神父的話說，這些都是「玩耍正教的大學生」，他們試圖證明與其他人相比，他們更是思想家。他們並非像塞拉芬神父那樣敏銳的思想家，如果他所想的不符合黨派路綫，他又必須說些什麼，對此他們絲毫也不感興趣。
但是，〔對這些問題的〕一些思考卻令人得出結論，他的時間根本沒有白費。首先，正如塞拉芬神父所敏銳意識到的，在這一事件中，靈魂處於危險的境地之中，因為當領導者從教會分裂出去後，超級無誤派封閉了他們得救的方法。塞拉芬神父寫道：「許多人早已在憤怒之中離開了我們的教會，我看到其他人顯然也準備走同樣的路。我們在《正教之言》上對這一議題所做的警告，就是想要從這一邁向自殺的過程中拯救儘可能多的人士。〔已有了〕一些危險的徵兆：就在最近，某地某教堂的司祭告訴我的兩個靈性之子（是我派他們去那裡的），我們的俄國主教以他們的『普世主義』『背叛』了他；另一位希臘司祭告訴他的羊群，不久他們又要再次沒有主教了，因為他們不得不離開俄國域外教會；另一位神職人員公開稱我們的一些主教為『異端』。我們所警告的危險處境並非出於想像，絕對不是。」
其次，我們應加以考慮的是，這一事件令塞拉芬神父對現代世界的信息更為圓融。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為這末後時代的正教信徒而言——在這末後的時代，「許多人的愛情必要冷淡。」【參閱瑪特泰福音24:12。】——超級無誤（它並非總以上面所提到的明顯形式出現）是一大誘惑。實際上，「正〔確〕」已被建構於「正教」一詞內，「正教」意為「正確的敬拜」。我們這一時代的核心問題——塞拉芬神父必須面對這一問題——不是如何使一個人依然是正信者（正教徒），而不自以為義。【漢譯者註：這句話的原文是：「How does one remain a right (Orthodox) believer without becoming self-righteous?」句中的正信者（right believer）的「正」字與「自以為義」的「義」（righteous）字，在英語中有着相同的字根。】
正是因為塞拉芬神父與「正確」的極端主義發生了正面衝突，使他能夠幫助他同時代的人免於落入這一陷阱之中。如果他沒有與之發生衝突，很可能他的著作會顯得很片面。即使他本人免於落入這一陷阱，他的話語卻不能阻止那些觀點較不平衡的人對更為深刻的目標產生興趣。但照目前的情形來看，他對當代人的信息充滿了冷靜的警告，駁斥來自各方面的改革主義，並對偽裝成「傳統主義」的法律主義及毫無愛心的外在主義加以批判。他說：「任何外在的事物都能成為膺品。」
最後，我們不應忽略提及所有這些對塞拉芬神父自己靈魂的塑造所具有的意義。他本人所皈依的就是「熱忱者的正教」；他必須更深入熱忱的現象之中，這一現象本身並非答案。在應對這一現象的過程中，或更好說是通過多年來忍受它所帶來的痛苦，他被迫從自己的基督教信仰中將冷酷的精英主義的遺跡除掉，儘管仍保留了他獻身於「真正的正教」的原因。正如他在一封信中所說：「我認為在所有這些事上，不管外表看起來如何，上帝都在幫助我們進入更深、更真的基督信仰。我們今日的正教，有如此多的自以為義而又自以為是，或至少是不冷不熱而又安逸舒適的，以致我們需要被稍事改變。但願上帝只賞賜祂的羊不致喪亡！」在另一封信中，他說：「在內心深處，我確實希望我會通過這整個問題而受苦，我們教會更深邃的心靈會最終使自己為眾人所知。」
正如我們要看到的，在這一痛苦之中，塞拉芬神父罕見地將毫不妥協的捍衛真理與活出「心靈的正教」（Orthodox of the heart）結合在了一起。這就是令死「傳統」的專家與生活的傳統的真正承載者（如伊望總主教）有所不同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