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四章 剃度
瓦拉穆修道院的「非經人手所作」之救主基督的聖像,來自瑪利亞•斯塔霍維奇修女的祝福,藉着她,來自瓦拉穆修道院的米哈伊爾長老。
你希望成為一名修士:這意味着離開舊人,使你自己成為新人。昨天你是世界的肖像;但是,如今你披上了不同的肖像;因此,你要以不同的方式思想,以不同的方式說話,以不同的方式看東西,以不同的方式行走,以不同的方式活動,一切都將是新的了。
——瓦拉穆修道院的蒙福者奈克塔里
自從兩位弟兄搬到山裡,熱愛修道生活的人聽說了他們的生活,顯露出他們的愛與關注。他們中的一個就是新迪維耶沃修女院的瑪利亞•斯塔霍維奇修女。瑪利亞修女是由瓦拉穆修道院最後一位偉大長老天使修士司祭瞽者米哈伊爾剃度出家的,當蘇聯當局在1940年關閉瓦拉穆修道院時,長老離開了那裡。早在1959年,當米哈伊爾長老住在俄國普斯科夫的洞窟修道院的時候,瑪利亞修女寫信給他,請他為格列布的修道意向祈禱。米哈伊爾於1962年去世,但是,因着這一聯繫,昆仲會的修道生活已為一位瓦拉穆修道院的長老的祈禱所預示。多年以後,就在兩位弟兄搬到普拉蒂納後不久,瑪利亞修女寄給他們一幅在瓦拉穆修道院所繪製的美麗的基督聖像,這像是米哈伊爾長老給她的。她希望他們的剃度禮在這幅聖像前舉行,好使他們能在精神上成為瓦拉穆修道院的修士。她還把她所寫的米哈伊爾長老的傳記給了他們,還給了他們一些其它來自瓦拉穆修道院的聖髑。她將弟兄們在普拉蒂納的生活視作瓦拉穆修道院生活的延續,並告訴他們,要成為瓦拉穆修道院的修士,他們有責任為舊瓦拉穆修道院的重開與復興祈禱。
瓦拉穆修道院的天使修士司祭米哈伊爾(1877-1962年),不久前於普斯科夫的洞窟修道院去世。在這一相片背後,瑪利亞•斯塔霍維奇修女為了格列布和尤金的剃度寫道:「願上帝的祝福,溫和安靜的米哈伊爾長的祝福,臨於你們的神聖工作。」新迪維耶沃修女院,196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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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聖革爾曼的宣聖,兩位弟兄覺得加入身為他們主保的瓦拉穆修道院的修士團體的時候到了。他們將自己的剃度出家看作對這位新聖人的獻禮,是一種委身,進一步認識到他為美洲所懷有的修道希望。
按照正教傳統,兩位弟兄要在剃度前獲得父母的祝福。羅斯夫人和波德莫申斯基夫人都已接受了她們的兒子都真地選擇了他們的生活道路這一事實,現在,她們毫不猶豫地同意了他們的決定。(人們甚至得知埃絲特私下向親戚誇耀說:「我的兒子買下了一座山頂。」)
格列布寫信給舊金山的安東尼主教,請他以正權主教的身份,到他們的精舍來剃度他們。在信中,他引用了拉多奈哲的聖塞爾吉的生平,聖人請求靈性長老彌特羅梵剃度說:「神父,求你憐憫,剃度我出家,成為修士。從孩提時代以來,我就熱切地渴望成為修士,但是我父母的需求阻止了我。現在我從這一切中得到釋放,我渴望曠野中的修道生活,就如小鹿渴望永生的泉水一樣。」
安東尼總主教接到格列布的信後不久,就來精舍商討剃度事宜。尤金後來寫道:「我感到有些不安,主教把格列布帶到一邊,與他私下談論這些事情(毫無疑問,這是因為他是俄國人,因此更容易交流),因為我們在一切事上都總是一起做的,絕對同心一意,沒有對方的祝福,絕不會做任何事。」
總主教和格列布在小圖書室裡談話。「我們不想建立一座大修道院,」格列布說:「我們能仍繼續做我們正在做的事,只是以受過剃度的修士身份來做嗎?」
「當然,」總主教回答說,「可以這樣。我不反對在我的教區有一座修道院。」
「但我剛才說了,我們不想創建一座教區修道院。」
格列布試圖介紹給他的精舍模式,有少數幾個修士一起在曠野裡工作,沒有司祭,按十五至十八世紀俄國北方森林裡的修行者、以及在他們之前的埃及曠野裡的修行者為先例。另一方面,總主教的標準則是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初、直到俄國革命之前的在俄國盛行的那種修道團體。對他而言,修士——哪怕只是他們兩人——就意味着創建一座教區修道院;一座修道院就意味着要有修士司祭,要有新修士加入,不斷有朝聖者來懺悔,令聖餐,接受屬靈勸言。總主教的觀念最終將在普拉蒂納精舍成為現實;但是,兩位弟兄感到他們還未為此做好準備。
總主教在圖書室裡與格列布的交談持續着,他問昆仲會現在被叫作什麼。格列布回答說,它仍被叫作昆仲會。
總主教說:「但現在,你們將成為一個修道團體。你們必須要給這地方取個名字。」
格列布建議,可把它稱作「pustin」:這是個俄文單詞,字面意思是「曠野」,但常被譯成英語的「hermitage」(獨修所)。這是給予諸如薩羅夫和奧普提納那樣的與世隔絕的俄國修道團體的名稱。總主教對這建議感到滿意,認為它會得到主教公會的批準的。
聖革爾曼的宣聖禮過去一個月後,安東尼總主教再次來到精舍,將格列布帶到一邊,私下與他交談。這次會面後,兩位弟兄開始關心起總主教對精舍的想法及計劃。正如尤金在一封信中所寫的【尤金對這件事以及在下一章所發生的事的回憶,皆取自他寫於1971年1月10日、1月17日和3月25日的信。】:「我們意識到,為了剃度我們,安東尼主教將成為我們的『修道院長』,這純粹是形式上的,且是暫時的,按他所做的許諾,在這之後,或者很快,他要指定我們中的一人接替這個位置。對此,我們並不特別歡迎,但是,我們明白,一旦組建一座『修道院』(我們並不要求這樣,我們只是由於害怕過份宏大的想法,所以請求主教剃度我們),當然就需要某種形式的『修道院長』,雖然我們彼此協商的原則仍會像先前那樣的繼續執行。之後,在我們受剃度後不久,主教問我們,為了那些將要加入我們中間的人的便利,是否要考慮一下搬到一個有水的地方去,這令我們感到震驚;我們被迫讓主教明白,現在還沒有人想要加入我們,無論如何,吸引有相同思想的人的,並非水和便利,更不用說,事實上,正是在伊望主教明顯的幫助之下,經過我們向他的熱忱祈禱,我們才獲得了這塊土地。
「我們非常關心安當主教給我們提出的看來並不現實的計劃,於是我們立即就給他寫信,更詳細地解釋了我們的立場(我們也把這信給勞魯斯主教寄去了一份)。」
安東尼總主教在給兩位弟兄的回信上寫道:
你們的來信很好地解釋了你們的意圖,但我早已大約地明白了。如果我建議你們在受剃度之前檢查一下找水的可能性,我根本不想,我也沒有想過,要在這件事上運用某種總主教的強制力。只是尼古拉神父【即前面所說的尼古拉•波爾什尼科夫輔祭。1963年,他由伊望總主教祝聖為輔祭,1970年由菲拉列特都主教擢升為首輔祭,於2004年去世。】提醒我,你們還沒有嘗試着鑽井,「當地人」說那裡很難找到水,無論如何,你們已談論了找水的事。你們自己告訴我,你們想要在你們想要住的地方宣發修道聖願。因此,提前找水並沒有什麼害處(因為它對於生活——即使是對修道生活——仍是重要的因素)。……但是,你們提醒了我更高要求的因素——即屬靈的因素:伊望總主教的祝福。當然,伊望主教的祝福首先指示出,並持續指示出你們行動的方向!但是,你們虔誠地感受到他也在你們選擇地點這件事上的指示。如果那樣的話:就照主教的祈禱及你們的信德而行吧,阿們。
至於你們的意向及你們現在與將來的活動,你們將會在我這裡找到祝福,因為我們所需要的的正是這樣的活動。
讀了總主教的這些話後,兩位弟兄安下心來。「我們完全信任安東尼總主教。」尤金寫道,「以為他真地理解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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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十個雨天之後,剃度的那一天(1970年10月14/27日),天氣晴朗而又平靜。天一亮,涅克塔里主教就和斯皮里東神父來了。涅克塔里主教看上去非常擔憂。就如尤金後來所寫的:「就在禮儀和我們的剃度禮開始之前,(彷彿是魔鬼在這最後的時刻阻止我們邁出這一決定的一步的最後試探那樣)涅克塔里主教通知我們,主教公會和其它地方的每個人都在談論我們,有報告說我們在一週內就要被祝聖為司祭,不久就被擢升到神職品級,『你們不會在這裡很久!』等等,等等。」兩位弟兄不相信這消息,決定不管怎樣也要剃度出家。
半小時後,安東尼總主教與尼古拉•波爾什尼科夫首輔祭到了。總主教在由尼古拉輔祭主動承諾興建起來的、奉獻給阿拉斯加的聖革爾曼的精舍教堂裡舉行了剃度禮。那時,教堂只建成了一半,禮儀是在露天舉行的。有十幾個人參加禮儀,包括弗拉迪彌爾•安德森和其他幾個兩位弟兄在書店裡工作時認識的人。
當兩位弟兄來到教堂前面接受剃度時,斯皮里東神父以自己的修道斗篷蓋住格列布,涅克塔里主教以自己的斗篷蓋住尤金。因此,斯皮里東神父與涅克塔里主教成了他們兩人的「依止師」(elders from the mantle),這是個用來指示一個人在修道生活中的「教父」的詞語。因此,他們與新修士奧秘地聯繫在一起,成了他們的神師,在上帝前為他們的靈魂負責。
尤金寫道:「我們無法懷疑,是上帝的祝福帶領我們完成我們生命中的這一決定性行動,它真是第二次受洗。」兩位弟兄在瓦拉穆修道院的救主聖像前宣發聖願,就如瑪利亞修女所希望的那樣。
在成為修士時,兩位弟兄獲得了新的名字(法名):格列布被稱為革爾曼神父,成為以新近宣聖的阿拉斯加的聖革爾曼為法名的第一位修士;尤金被稱為塞拉芬神父,以薩羅夫的聖塞拉芬為法名。在兩位弟兄的一生中,這兩位聖人都表明自己在天上與這兩人緊密相連。【有趣的是,格列布所見證的第一次修士剃度禮,1954年在聖三修道院,新修士取名為革爾曼(以瓦拉穆修道院的聖革爾曼為法名),而尤金所見證的第一次修士剃度禮,1964年涅克塔里主教在阿拉米達的庫爾斯克聖母聖像小堂裡主持,新修士取法名為塞拉芬。】
新修士塞拉芬寫道:「剃度禮後,安東尼主教宣佈(按主教公會的勅令),阿拉斯加的聖革爾曼獨修所成立了,暫時由他自己擔任院長。」輔祭在一些祝文(ektenias)中宣告了他的這一名銜,這令我們,儘管只是我們自己,感到略有些不自在。」
之後,總主教為精舍聖堂舉行了小祝聖禮。大家與身穿黑色長袍和斗篷、戴着修士頭巾的新修士一起列隊環繞巡遊。涅克塔里主教非常高興,忘記了他先前的顧慮。因為修道院沒有鐘可以在遊行時敲響,一位朝聖者手持一口鍋子,用勺子敲打。涅克塔里主教也加入其中,開始一起敲打鍋蓋。他非常高興,開始唱起了適合那一場合的舊俄羅斯童謠:「我們的軍團壯大了!」
之後舉行了晨時課。在後來的進餐過程中,革爾曼神父誦唸天梯聖約安所著的《天梯論》,塞拉芬神父則為大家服務。
用餐結束後,客人們都離開了餐廳,兩位主教、兩位新修士和斯皮里東神父還在餐桌旁。就在此時,就如塞拉芬神父在他的年鑑裡所記的,「第一個考驗臨到了新修士身上。」涅克塔里主教在他們剃度前對他們的驚告,並非空穴來風。正如塞拉芬神父後來在一封信中所回憶的:「安東尼主教當着涅克塔里主教和我們的長老——斯皮里東神父——的面宣佈,我們兩人都將在五天內被祝聖為修士司祭。這令我們兩人感到震驚,因為我們認為主教已告知我們,這個問題在一段時間內不會再被提起。以我們現在所處的過度工作的狀況,在冬天又沒有地方舉行禮儀(我們的教堂甚至還未建成),這個問題無論如何是不切實際的,如此快速而又根本的改變我們的身份,我感到這是對我們早已具有的狀況的一種威脅。我們迫切懇求他能允許在修道生活中建立我們,最終勸阻了主教,雖然他非常不高興,宣佈說他個人感到受了冒犯,但是我們的『不聽命』可能對我們具有屬靈的利益。涅克塔里主教事後安慰我們,他確實是來在安東尼主教面前保護我們的。」
在受剃度後,塞拉芬修士與革爾曼修士於精舍教堂前,1970年10月14/27日。
斯皮里東神父也來保護新修士。他朝他們微笑,以之作為安慰,說最睿智的東西可能就在當前環境之下:「如果你不能做,就不能做。」
安東尼總主教想要馬上祝聖修士為司祭,是因為他們每主日都需要領聖餐。涅克塔里主教對此表示反對,指出過去好幾個世紀裡的林居者常常長時間見不到一位司祭。
最後,斯皮里東神父解決了問題:「我會來給他們送聖餐的。」他謙卑地插話說。
後來塞拉芬神父描述那次談話是如何結束的:「當安東尼主教無法說服我們馬上接受司祭職時,他搖着頭說:『但我要如何對主教公會交待呢?』顯然,他已將他對我們的計劃告知了主教公會,至少這計劃並不符合我們自己的想法。對此,涅克塔里主教非常明智地對他說:『您就將事情的發展如實告訴主教公會;這並沒有什麼問題!』」
神職人員於是都離開了餐桌,留下兩位修士獨自待在那裡。革爾曼神父問塞拉芬神父說:「我們應怎麼做?」
「他們老了,……想要盡力做得最好,」塞拉芬神父以令革爾曼神父更感平安的睿智同情心回答說:「……我深感高興,因我們已死於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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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當其他訪客離去後,兩位神父發現自己對所發生的衝突感到沮喪。塞拉芬神父感到精疲力竭,革爾曼神父去了印刷所裡被稱為「北角」的地方。北角的聖像角有一幅薩羅夫與瓦拉穆的院長蒙福者納匝里的畫像。革爾曼神父在像前祈禱,突然,他意識到自己和塞拉芬神父是在納匝里院長的本名日【那天是米蘭的殉道者納匝里、格爾瓦西、普若塔西和凱爾索的紀念日。】剃度的。這是多麼恰當啊,因為納匝里院長是他們的兩位主保——阿拉斯加的聖革爾曼與薩羅夫的聖塞拉芬——的神師。
在那之後不久,革爾曼神父讓塞拉芬神父開車下山去取信。在他們的郵箱裡有一封弗拉基米爾•滕凱維奇寄來的信,他就是將尤金和格列布帶到一起的伊望總主教收養的孤兒。弗拉基米爾已是一位修士司祭了,已在希臘的一座修女院舉行事奉聖禮一段時間了。在他寫給兩位神父的信中,他寫道,他要到舊金山住一段時間,想到聖革爾曼獨修所來舉行禮儀。後來的結果是,弗拉基米爾神父沒有能實現他的願望,在那時候,他的提議對兩位神父來說是個極大的安慰,就在那天,他們被告知他們需要一位司祭舉行事奉。這表明上帝與他們在一起。
就在他們成為修士之後,兩位神父感到一種內心的轉變,給他們表明,在剃度禮中確實存在着某種聖事性。就如革爾曼神父所描寫的,可以說,現在,他感受到在自己心裡燃燒着小小火焰。他問了塞拉芬神父,發現他也經歷到了同樣的事。這是愛的火焰,熱心的火焰,默感的火焰,被證明是非常有價值的,事實上,是不可缺少的,因為他們承受了修道生活所給予他們的極大困擾。
涅克塔里主教在雷丁過夜,第二天早上,他來到獨修所給修士們舉行事奉。就如塞拉芬神父在年鑑中所說的,涅克塔里主教「首次聽了新神父的修道懺悔,給他們送了聖餐,之後花了好幾個小時的時間談論他對奧普提納修道院的回憶。」部份由於他們藉着涅克塔里主教與奧普提納修道院所有的聯繫,兩位神父開始按照奧普提納修道院的私人祈禱法則進行祈禱。這一實踐,在每日規定的時課禮儀循環之外實行,包括:「奧普提納的五百禱文」的持名儀軌和其它的禱文,誦唸一章福音和二章新約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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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拉芬神父在受剃度後不久,寫了一份詳細說明,解釋他和革爾曼神父為什麼要拒絕在那時候接受司祭職:「兩位神父也許沒有向總主教清楚的表明他們拒絕接受司祭職的基本原因:這[即馬上受祝聖接受司祭職]不符合用以管理獨修所的想法及法則,可能會傷害或毀壞它的完整性,這不但是因為在神父尚未使自己稍微在修道生活與法則中紮下根去,就過份快速地加入教會的神職界,也是因為它會給外界一種草率的印象,願意服務正教群眾,使獨修所成為一個靈修中心,有修士司祭和聽懺悔神父,有他們可以參加的事奉聖禮。相反,在開始的時候,最重要的是,所有的神父應好好地在將要管理獨修所未來發展進程的生活法則中紮根、建立起來,這完全排斥任何想要服務外界(除了出版文字資料的使命外)的想法。另一種遠景是:成為靈修中心及朝聖之地,特別是對美國正教徒,這將是上帝在祂自己的時候,當它在靈性成為自然而現實的時候,所賜予的恩賜——如果這是祂所悅樂的——而非基於現時的假設。神父在一個時間裡總是只走一步,他們相信上帝及伊望主教和聖革爾曼的祈禱會指引他們的腳步,給他們揭示祂的旨意。神父不希望只信賴自己的感覺,也不願不服從他們的總主教,他們向他宣發了聖願,但是,他們堅定地確信,為了修道院的利益,現在應拒絕草率地領受司祭職。」
幾個月後,塞拉芬神父寫信給一位昆仲會的朋友說:「順便說一下,好讓你知道:我們並不真地要勸人加入我們。我們到這裡來並不是要『建立一座修道院』,而是為了拯救我們的靈魂,出版《正教之言》。如果有其他人瘋狂地要加入我們,也許上帝會祝福在此真地建一座修道院;如果祂祝福,那麼,祂就會賜下滋養它的方法,即是屬肉體的,也是屬靈的……。如果在這裡建一座修道院是上帝所喜悅的,那麼,它就『自己建成』,或者我們是這樣相信的。」
雖然兩位神父並不尋求也不需要想要修道的人,但他們也意識到他們不能將他們趕走。塞拉芬神父寫道:「我們非常明白,修道生活並沒有被設想為是容易的,我們也明白必須準備好坦率地接受而非回避我們的責任——因為我們作為傳教修道院的狀況就是對美國的尋求真理者及想要做修士的人前來、妨礙我們蒙福的平安與寂靜的公開邀請,即使他們只能發現我們是如何的不堪。上帝是否會祝福在這裡有一個或大或小的傳教團體,或者,我們是否會依舊只是兩個『在森林裡的瘋狂修士』,我們預備接受上帝為了推進伊望主教祝福我們、將我們帶領到這裡來的原因而加給我們的一切:正教的文字出版——特別是以英語——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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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的舊瓦爾拉穆修道院。
1864年的版畫,顯示了由納匝若院長所建造的教堂。
瓦爾拉穆修道院的納匝若院長(1735-1809年)。
兩位神父已經看到伊望總主教在1965年所說的話應驗了,當時他表達了自己相信,有一天在加里弗尼亞會有一座傳教修道院。論到這位聖人的另一個預言,塞拉芬神父在他的年鑑中寫道:「在一些場合中,伊望總主教稱我們的革爾曼神父昆仲會為『瓦爾拉穆的映像』,在外表看起來,由於我們書店適度而又世俗的一面,這似乎是荒唐的,但是,我們把它解釋為是指我們的主保革爾曼神父。但是,如今,當革爾曼神父已經宣聖時,當已經有了阿拉斯加的聖革爾曼獨修所時,當兩位弟兄中的一位取了這位來自瓦爾拉穆修道院的新聖人的名字時,當在瓦爾拉穆的納匝若院長的本名慶節上最初的兩個修士接受了剃度時,當我們新教堂的聖像屏上的主要聖像就是來自瓦爾拉穆的救主聖像時,當兩位弟兄收到了來自瓦爾拉穆修道院的其它聖物時,現在他們有機會也有責任編輯一部瓦爾拉穆聖父集【即瓦爾拉穆修道院的聖人與長老的生平選集。在塞拉芬神父生前,昆仲會就開始了這一工作,一直持續到他去世,這些傳記發表在《正教之言》上。】——這些話只能是對我們的一個預言,即使我們是不配的,它卻如此出色地應驗了。願榮耀歸於我們的上帝!」
塞拉芬神父把伊望總主教有關「在加里弗尼亞的傳教修道院」和「瓦爾拉穆的映像」的論述看作這位聖人給昆仲會的遺囑。在一封信中,他寫道:「我們的屬靈定位是:奉獻於聖革爾曼,伊望主教的弟子身份,忠實於他給予我們的遺囑及傳統,包括在某種程度成為『瓦爾拉穆的映像』。……作為基督的奴僕,我們不能給上帝和祂的教會奉獻偉大的靈修、智慧、組織,或克修奮鬥(podvigs);但是,我們卻能獻上我們無條件的決心,竭盡全力忠實於伊望主教給我們的建立一個以某種方式保存他的精神的遺囑,在我們軟弱跌倒時,彼此相互幫助、鼓勵、堅固,彼此開放,彼此坦誠以待。」
塞拉芬神父歷年所寫的書信與年鑑記錄裡不斷提到「向伊望主教祈禱」及「信賴伊望主教的祈禱」。毫無疑問,塞拉芬神父一直是這樣做的。雖然伊望已在另一個世界裡了,塞拉芬神父仍繼續是他的弟子,他將自己與他新的修道團體托付於這位神聖主教的靈性照顧及他在上帝前的代禱的大能之下。正如塞拉芬神父在他受剃度後不久所寫的一封信裡所說的:「我們是伊望主教的門徒,他從一開始就祝福並啟發了我們的工作,我們堅定地相信,他現在在靈裡仍與我們在一起;事實上,無論迄今為止我們有多麼成功,我們都完全把它歸功於他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