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二章 正教的熱忱者
你們要知道，我們必須事奉的，不是這個時代，而是上帝。
——大聖阿塔納西
在今日的正教會內，到處都是謝爾蓋主義的法律主義精神以及與此世的妥協。但是，儘管如此，我們受召成為基督的士兵！
——塞拉芬•羅斯神父，1980年
弟兄們在他們的雜誌中一直保持着正教信仰的純潔性，捍衛正教信仰，以對抗這一信仰的某些主要代表對它的背叛與妥協。作為俄國域外教會的忠實成員，他們從未中止對被他們稱之為「真正的正教」——它是毫無摻雜而又純正的——採取堅定的立場。
在捍衛正教不做妥協上，普世主義被視為當時的主要問題。按照古教會的理解，「普世（oikouméne）」一詞（意為「整個有人居住的大地」）被用來確定在完全而純正的真理內的所有人；但在現代，這詞的意義恰好相反——為了與非正教徒外在的合一，削弱或掩蓋救恩真理。當然，對尤金而言，這更是為敵基督的世界大同做準備，諸聖教父清楚地寫到了這一點。在整個歷史中，數不清的宣信者為了保衛教會免於神學錯謬、為了維護教會作為救恩的方舟的純潔性而獻出生命。現在，某些主要的正教主教，按照他們「受啟迪」的現代理解，正試圖忽略這些錯謬，尋求與那些持守它們的人相合的方法。
此時，最為人所見的正教普世主義者就是君士坦丁堡宗主教——阿特納哥拉斯一世。1963年，他在聖地與教宗保祿六世會晤，開始操控非信理導向的大公交談進程，聲稱：「把教義放在貯藏室裡」，「教義的世代已過去了」。1965年12月，通過一個與教宗保祿六世一起的「彼此寬恕」的行動，他試圖使正教與羅馬教會合一——卻沒有先要求後者放棄其錯誤的信理。正如在他任宗主教期間他的一位顧問後來所說的：「主後1054年的使教會分為正教與羅馬天主教的分裂，已不再有效了。藉着君士坦丁堡宗主教阿特納哥拉斯一世與西方的宗主教教宗保祿六世彼此簽署的協議，這一分裂已從兩個教會的歷史與生活中被抹去了。」阿特納哥拉斯宗主教在他去世前一年（1972年）所發表的講話中，親自聲明，他與教宗保祿六世「在此地與羅馬撤銷了裂教」，他斷言，「當天主教徒或新教徒前來要求領受共融聖事時，我給他們送上（聖餐）聖爵！」
由於正教不像羅馬天主教那樣具有單一的「不可錯」的元首，宗主教沒有正教世界的普遍認同前，不能真正地做到這一點。有一些稱讚阿特納哥拉斯宗主教是新時代的「先知」的人，甚至在他尚在人世時就要求將他列入聖品，但是，大多數正教的地方教會卻沒有對此表示附和。就如在先前的時代所有的情形那樣，當一些主教背叛了正教信仰時，那些真正熱愛信仰的主教對此卻保持警覺，以捍衛信仰不受神學及教義的玷汚。在反對阿特納哥拉斯宗主教的合一計劃的最為傑出的人士中有：希臘教會的首席主教金口約安總主教；開天眼者、顯行靈跡者希臘長老，斐洛德奧•澤爾瓦柯（Philotheos Zervakos）修士大司祭（†1980）；以及著名的塞爾維亞神學家，猶斯定•波波維奇（Justin Popovich）修士大司祭（†1979）。【猶斯定•波波維奇修士大司祭在塞爾維亞，被當作聖人一樣地敬禮。當伊望•瑪克西莫維奇總主教在塞爾維亞生活時，是猶斯定的朋友。】
在1966年到1969年這段時間裡，尤金和格列布在《正教之言》上發表了一些文章，指出阿特納哥拉斯宗主教是如何走入歧途的，並要求他回到真正的正教上來。為將當代發生的事件放在歷史的觀點內，他們在1967年出版了由十五世紀偉大的正教宣信者艾弗所的聖瑪爾克所寫的文章及有關他的資料，聖人在佛羅倫薩偽公會議上挫敗了將正教信仰與拉丁教會的錯誤信仰合而為一的企圖。
尤金後來在回想起讀者對他們有關阿特納哥拉斯宗主教的文章的最初反應時，寫道：「在我們最初的期刊裡，我們開始受到別人的不滿，抱怨我們對阿特納哥拉斯宗主教太直言不諱……，那時我們心存疑慮去見伊望總主教——也許我們真地不應如此說話毫無保留。但是，榮耀歸於上帝，伊望總主教完全支持我們，並祝福保持同樣的精神繼續下去。」
由於他們住在美國，弟兄們也感到有責任出版向美國希臘正教總教區的首席主教——雅科弗總主教的懇求。雅科弗總主教稱阿特納哥拉斯宗主教為「正教復興的靈性之父」，他緊密地追隨宗主教的政策，參與了不同的大公交談事件與禮儀。
※ ※ ※
由於尤金曾是一位哲學家，他並不滿足於僅僅認識現代普世主義的錯謬，知道它們與基督的真教會的意識是不相干的。他想要進一步深入其中，想要辨別為什麼像阿特納哥拉斯宗主教與雅科弗總主教這樣的人對他們所做的事深信不疑，是什麼導致了這一對「唯一、神聖、大公、傳自使徒的教會」觀念的明顯的再定位。這些主教自己所做的聲明給他提供了綫索。
我們已看到尤金對「新基督教」——當代羅馬教宗幾乎未加掩飾的人道主義及世俗的理想主義——有怎樣的感受。人可以想像，當他見證了他自己的正教會的主教們追隨這些教宗的領導，擁護同樣時髦的觀念時，這令他感到何等困擾。在這些觀念背後，尤金看到他在1960年代初就將之等同於虛無主義的第一個必然結果的開創「新紀元」——一種新的時代——的觀念。
在1970年的一封信中，尤金給一位寫了一篇論述阿特納哥拉斯宗主教與雅科弗總主教的思想的文章的司祭寫道：
幾年前，我自己開始研究什麼可以被稱作「二十世紀的基礎哲學」。如今這一研究的一部份存在於未完成的手稿裡，一部份存在於我的思想裡，但我以為我已對這一問題做了足夠多的深入研究，發現儘管現代思想處於無政府狀態之下，歸根究底，這樣的一種基礎哲學還是存在的。一旦我把握住這一哲學的本質，（我相信尼采和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說中的一個人物用一句話最明晰地把它表達了出來：「上帝死了，因此人成了上帝，一切都是可能的。」——現代虛無主義、無政府主義及敵基督的宗教的核心），其它一切就都各就其位了，現代哲學家、作家、藝術家等等，都成了可理解的了，因為他們多多少少清楚而直接地表述了這一「哲學」。
因此，就在前幾天，當我在閱讀雅科弗總主教在《正教觀察者》（Orthodox Observer）七－八月號上所發表的《新時代？》一文時，我突然感到我已領悟了「雅科弗主義的本質」。這不正是「千年主義」的基本異端嗎？的確，對於在正教內所有的如此巨大的改變、如此駭人聽聞的曲解，還能作出什麼更好的解釋呢？除非以這樣的一種觀念，即：我們正在進入全新的歷史環境，一種全新類型的時間，在這一觀念裡，過去的觀念不再具有重要性，我們必須受新的時代之聲的指引。在過去的幾期《正教觀察者》中，〔尼康•〕帕特利纳柯斯神父不正是為阿特納哥拉斯宗主教辯護，並非以宗主教為神學家，亦非以他為傳統主義者，而是以他為先知，他的異端不能受到判罰，因為他已先於他自己所處的時代而生活於「新時代」裡了。在談論「聖神的第三紀元」的到來時，阿特納哥拉斯宗主教本人的話就被引用過——一種明顯的千年主義觀點，在别爾嘉耶夫的思想裡找到其近代的捍衛者，這一觀點可以直接追溯至弗洛倫斯的約雅敬，間接追溯至孟他努派的信徒。當然，整個「新紀元」的觀念以其專心於其中的「進步」，滲透於最近二個世紀的方方面面裡，它是革命觀念的要點（從法國大革命到布爾什維克的革命），是現代神秘主義的核心觀念（在流行的層面上，在談論「寶瓶座時代」——星相的後基督徒時代時可見的），其傳播可能主要應歸之於共濟會（在美國有一蘇格蘭禮儀的出版物，稱為「新紀元」）。（很遺憾，我要說整個哲學也以共濟會的遺產、以其「世界新秩序」、及其未完工的金字塔形式（等待着第十三塊石頭放在其上！），出現在美鈔中。）在基督教的術語中，這是使世界顛倒、「改變時間與季節」的敵基督的哲學。……當然，普世主義的整個觀念充滿了這一異端思想及「重建教會」的思想。【1967年，阿特納哥拉斯宗主教在其聖誕節的文告中寫道：「在合一運動中，並非一個教會趨向另一教會的問題；相反，讓我們一起重建唯一、神聖、大公、傳自使徒的教會，在東方與西方同時共存……」】
君士坦丁堡最近的「思想」（給了它一個高貴的名字！），要末充滿了完全將天國等同於「新時代」的思想（狼和羔羊同臥），要末強調廢棄先前的基督教標準的全新類型的時代及／或基督宗教：【在阿特納哥拉斯宗主教在1963年初次與教宗保祿六世會面時，他告訴一家意大利新聞機構說：「聖座完全忘記了醜陋的過去，這令我印象特別深刻，使我們可能開創一個新時代。保祿六世和我收穫了這一新時代的初果。」】 新的倫理，新的宗教，基督宗教的春天，重建教會，不再需要為五穀豐登、風調雨順而祈禱，因為人現在已掌控了這些，【上面所提到的帕特利納柯斯神父就在《正教觀察家》上做出最後的這一論斷。】等等。
這有多麼恰當啊！因為千年主義信徒導致我們（從1917年以來）生活在「後君士坦丁時代」，【君士坦丁時代始於四世紀，在君士坦丁大帝統治下建立起了正教基督徒的君主政體，終於1917年，君士坦丁堡的繼承者，「第三羅馬」，莫斯斯的正教君主政體的陷落。】因為正是在在那一時代（即教父的黃金時代）的開始之際，千年主義的異端被粉碎了……。【主後381年召開的第二次普世大公會議（第一次君士坦丁堡大公會議），諸位聖教父判罰了千年主義異端。他們特意在尼西亞信經裡加上一端（「祂的國度沒有終結」），為了抵制基督將要在世上進行一千年的政治統治的錯誤教導。在最近的時代，千年主義廣泛流傳於新教各教派內，他們拒絕（俄國革命前的）君士坦丁時代基督宗教。他們的期待使他們處於跟隨敵基督的危險之中，敵基督將建立地上的國度，聲稱自己是基督。】
※ ※ ※
做為一個編輯與傳教士，尤金感到必須指出正教領袖們所做的另一種妥協：屈服於無神的共產主義政權。在1927年，這就已經成了一個問題，那時，莫斯科宗主教座的署理人、下諾夫哥羅德的謝爾蓋都主教（Metropolitan Sergius Stragorodsky）從蘇聯監獄的監禁中獲得釋放。7月29日，迫於蘇聯政府的壓力，他發表了俄羅斯正教會效忠於共產黨當局的「聲明」。這一聲明連同對謝爾蓋都主教的採訪，刊登在蘇聯的官方報紙《消息報》上，在採訪中，他肯定了他和他的主教公會將「真誠地順服於蘇聯政權的所有統治之下」。與此同時，按照他向當局所做的承諾，謝爾蓋都主教要求海外的俄國神職人員簽名效忠蘇聯政權。
在共產黨人開始史無前例地攻擊教會時，連異教的羅馬時代也未曾有過，——用列寧的話說，「馬克思主義無情地敵視一切宗教。」——謝爾蓋都主教制定了這一全盤妥協的政策。1927年，也就是謝爾蓋都主教發表他的效忠聲明的同一年，蘇聯領導人斯大林告訴一批美國來訪者說：「我們堅持反宗教宣傳，也要堅持宣傳反對宗教歧視。……黨對宗教不能保持中立。……我們壓迫保守的神職人員嗎？是的，我們壓迫他們。唯一不幸的事，就是他們尚未被完全清除。」
許多謝爾蓋都主教的同儕主教拒絕附和他的政策，他們被貼上了「政治犯」的標簽，被送到蘇聯的死亡集中營裡。謝爾蓋都主教的擁護者聲稱他的政策拯救了教會，使教會免於被完全清除掉，因為俄國教會為了在國家裡擁有合法的存在，不得不向蘇聯政權妥協。但是，尤金的導師伊望•瑪克西莫維奇總主教，卻不贊同這一觀點。在尤金翻譯並刊登在《正教之言》上的一篇文章裡，伊望總主教寫道：「謝爾蓋都主教的聲明沒有給教會帶來任何益處。迫害不但沒有結束，反而增加了。在蘇聯政權指控神職人員與平信徒的罪名之上，又加上了一條——不承認［謝爾蓋都主教的］聲明。與此同時，俄國各地有數不清的教堂被關閉了。在幾年的時間裡，幾乎所有的教堂被毀，或被用作他用。整個行省，沒有剩下一座教堂。集中營和強制勞教所裡拘押着成千的神職人員，相當一部份人永遠不會重獲自由，他們在那裡被處決，或是因過度勞累而死去。連司祭的孩子和所有信徒都受到迫害。」
在謝爾蓋都主教發表他的聲明之後的歲月裡，他仍繼續——或是情願，或是不情願——是蘇聯的喉舌。1930年，西方聽說在蘇聯的基督徒受到迫害，都主教就出來公開聲明［蘇聯］根本不存在任何對信徒的迫害；西方新聞機構這種有關宗教迫害的信息是蘇聯政權的敵人的惡意捏造；神職人員與信徒受到審問與懲罰，不是因為信仰，而是因為反革命行為；雖然時有教堂被關閉，這卻是按照大眾的意願而為的。1942年，（除了少數與當局合作者外，）大多數司祭與幾乎所有主教在集中營中殉道之後，謝爾蓋都主教再次發表聲明，聲稱在蘇聯的宗教迫害只是一種「錯誤的觀念」。
1943年，謝爾蓋都主教當選為莫斯科宗主教，並於1944年去世。由於所有反對他的這一投降政策的人士已被蘇聯當局有組織地清除掉了，在之後的數十年裡，只剩下了不挑戰教會當局的政策的人士。許多信徒，包括在俄國國內與國外的信徒，把它視為一種背叛。他們稱之為「謝爾蓋主義」：這個詞語表示為了保存外在的教會組織，或更普遍地是指為了現世的利益，而出賣對基督的信實。
※ ※ ※
在俄國的教會當局被迫遵循謝爾蓋都主教的政策時；就如伊望總主教所寫的，「對那些在俄國經歷了可怕苦難的人而言，也許還有減輕他們向殘酷的當局做倫理妥協的理由——就如教會法減輕那些在教難期間因可怕的患難而棄絕基督的人的處罰那樣。」但是，尤金所擔憂的是，在1969-1970年間，人們也在自由的西方世界看到了同樣的道德妥協，在那裡並不像苦難中的俄國那樣有使人減輕受罰的環境。這一新的——在尤金看來是完全沒有理由的——妥協產生於在美國的俄國教會之一——美國都主教區——與蘇聯政府所控制的莫斯科宗主教區之間的談判。在一被尤金及其俄國域外教會的同伴稱之為「政變」的行動裡，美國都主教區正準備在莫斯科的贊助下成為一個「自主」教會，或獨立的教會。這又是與在俄國重新發生的教難同時發生的事。幫助安排這一教會自主權的主教是列寧格勒都主教尼科季姆，一個在西方因其公開否認蘇聯的宗教迫害而臭名昭著的人。
「美國都主教區無疑是天真地陷於這一羅網中了，」尤金在1970年寫道，「它的主教們已經表明，它所謂的獨立隱含着一種微妙的心理獨立的形式。」尤金閱讀了報上的那些表明美國都主教的神職人員與主教開始為此辯護的文章，他們不但為蘇聯控制的教會組織，甚至也為蘇維埃體制本身辯護。他寫道，一位司祭「承認一些蘇聯的主教是蘇聯特工，整個教會自治都遵循着由蘇聯政府所展示出來的走向；引用某某主教的言論說，他發現蘇聯人民是幸福的，穿戴得很好，如果有人抱怨政府，那麼，美國人也抱怨政府！」在另一處，尤金引用了同一位主教的話，他說：「身為美國人，我們必須重新評價我們對蘇聯統治下的生活這一觀念。」尤金寫道，這樣的聲明「揭示了［美國都主教區的］『自主』對莫斯科而言，是在西方在政治上『中和』公眾意見的重要的工具。」
尤金斷言，自由地與虛無主義者的國家妥協，比被迫與之妥協來得更糟，他給一位美國都主教區的司祭寫信說：
你會發現，在我們中間對所有人都抱有同情與憐憫——莫斯科主要的教長除外，甚至對於他們中的一些人，你會由於他們處身其中的被迫出賣正教的非人環境而心存同感……。但是，這一同感不能允許處身自由之中的我們……使自己陷於她［莫斯科宗主教區］被迫所處的同樣的陷阱之中！而美國都主教卻正是這樣……我們深切地、全心全靈地厭惡這一自由的被叛行為……難道你沒有明白你們所受到的巨大的屬靈奴役嗎？
在另一處，尤金問道：
對於美國都主教區而言，「踏上世界正教的舞臺」真的那麼重要嗎？以致必須以損害受苦的俄國正教信徒為代價嗎？舉一個小小的例子來說：尼科季姆都主教是美國都主教的大「恩人」，沒有人會懷疑他與美國都主教區的成功鞏固了他和莫斯科宗主教區的地位。另一方面，在蘇聯的平信徒鮑里斯•塔蘭托夫公開稱尼科季姆都主教是教會的叛徒、說謊者及世界敵基督教的代理人，因為他所發表的這一論斷（連同他所發表的其它論斷），他被蘇聯當局關進監獄；尼科季姆都主教告訴西方，他因「反政府行為」而被捕入獄。今年1月4日，鮑里斯•塔蘭托夫死於監獄，無疑成了尼科季姆都主教的犧牲品（除了其他犧牲品之外）。美國都主教區感到自己會站在這位宣信者一邊嗎？我看不出他怎會有如此的感覺。
在尤金為《正教之言》所寫的文章中，他指出了美國都主教所持立場的自相矛盾。為了給整個議題提供背景資料，弟兄們出版了由反對謝爾蓋都主教所發表的聲明的主教與司祭所寫的俄國地窟教會最初時日的稀有文獻。但是，尤金想要進而超越「謝爾蓋主義」的純政治議題。他必須再次更加深入其中，要明白為什麼在俄國與西方，人都要順從它。在寫給一位年青的皈依者的信中，他先對比了土耳奇與共產黨的奴役，由此引出這一問題：
土耳奇人迫害教會，若有可能，就為了政治目的而利用教會。但是，他們最壞的意圖不外是使基督徒成為奴隸，有時強迫他們皈依伊斯蘭教。因此，基督徒可以成為奴隸或殉道者，但在屬靈的一面，卻是自由的；土耳奇人的奴役是外在的。【尤金在晚年也在伊斯蘭與共產主義的極權主義間就其高壓的暴力統治方式做了類似的評論，參閱本書第86章。】
但是，對蘇聯當局而言，目標就更加深刻了。終極而言，他們要利用教會的教長自己（如果可能的話）作為這一圖謀的代理人，完全毀滅教會，在達致這一目的的過程中，讓教會在海外捍衛共產主義，宣講「共產黨的基督宗教」，為在意識形態上為即將到來的世界共產主義的勝利——不但是全世界的政治制度，也是一種意識形態及偽宗教的暴政——預備道路。為了領會這一點，人必須意識到共產主義：不僅是瘋狂的政治統治，而且也是一種「意識形態－宗教」體系，其目標就是推翻並取代所有其它的體系，特別是基督宗教。共產主義實際上是一種非常強大的異端，（如果我沒有搞錯的話，）它的核心點就是千年主義或千禧年主義：歷史將要在屬世福樂的無限國度——生活於圓滿平安與和諧的圓滿人類——中，達致其頂點，你要查考莫斯科的教長出版發表的講道：人一次又一次地發現「在地上的上帝之國」藉着共產主義的傳播而來臨的同一主題。這完全是異端，或者也許是某種更糟的事物：使教會避開其終向——為永生拯救人靈——將他們交付於魔鬼的國度，應許了一種錯誤的在屬世的福樂，判定他們受到永罰。
整個現代西方的基督宗教已彌漫着這一世俗的、主要是千年主義的趨向，較「自由」、較世俗的正教諸教會（諸如美國都主教區）已感染了這一根源；也許大多數美國都主教區的人如此欣然地接受了自主權，原因就在於他們沒有在本質上明瞭所發生的事……
就在前幾天，我讀了一篇有關七、八世紀的聖像破壞危機的精準評論。在第七次普世大公會議之前，正教會並沒有任何明確的「有關聖像的信理」，因此人可以認為破壞聖像者根本不是異端，爭論都在「禮規」與「實踐」的次要議題上。儘管如此，教會（以她的捍衛者為代表，主要是敬禮聖像者）卻感受到她是在與異端——某種破壞教會的思想——作戰；當她的捍衛者為這一正教的敏感性受苦死亡後，她的神學家最終使她早已在自己心裡所認知的信理明確寫了下來——這就是在第七次普世大公會議上正教信仰凱旋的原因，破壞聖像者被明確地判為異端。
我以為同樣的事也發生在今天，只是更為紛繁複雜：那些（藉着活出正教的恩寵生活，接受並在它的基本寶藏——聖人傳記、教父著作等——內受培育）感受到正教的人一起與敵人——異端——爭戰，這異端尚未完全被確定或顯明出來。它的各別方面與現象（千年主義、社會福音、革新主義、普世主義）可以被識別出來，並與之作戰，但是迄今為止，這一戰鬥主要是憑直覺而進行的，那些並未在心靈與骨骸裡感受到正教的人（例如：那些通過受《關注》及《青年生活》【二份由美國都主教區為孩童及青少年出版的雜誌，尤金發現其內極其世俗化。】、而非聖人傳記教育長大的人！），並不真正明白你正在談論的東西，他們不能明白你怎會對並未被公會議判為異端的某種思想如此激動。在1920年代後期的地窟主教的見證裡，人一次又一次地發現，蘇聯國家政治保衛局的特工首先問他們是贊成還是反對謝爾蓋都主教，如果他們反對的話，這些特工就會說明謝爾蓋「既不相反教義，也不違反教會法」。因此，要末是無神論的拷問者在「捍衛教會」，——否則，就有某種可怕的錯誤，教會正面臨着一種極端強大的敵人。最終證明，有一些謝爾蓋都主教建基其上的教義與教會法基礎是錯誤的；但正教靈魂首先要感覺到他處於錯誤的一邊。
※ ※ ※
面對正教信仰所受到的靈性破壞力，尤金感到必須將更多的人領進俄國域外正教會的羊棧中，他將域外教會視為最後堅持不妥協者；為此目的，他寫了許多信和文章。在此教會中，他能與其他已加入此教會的青年熱忱者一起工作。潘泰雷蒙修士大司祭，一位與弟兄們同齡的美國希臘裔的修士司祭，就是其中的一位。格列布從1960年起就認識了它。就在那時，潘泰雷蒙神父正試圖在馬薩諸塞州的波士頓，與來自神學院的朋友一起，創建一座修道院，但是美國的希臘總主教區卻不允許他這樣做。後來，當尤金與格列布住在舊金山時，格列布建議潘泰雷蒙神父加入俄國域外教會，但是潘泰雷蒙神父反對說，這個教會因為拒不處於莫斯科宗主教區權下而不被大多數正教聖統所承認。對此，格列布回答說，為明白俄國域外教會的存在，人必須明白共產主義的性質。潘泰雷蒙神父是希臘人，熟悉土耳奇人對希臘教會的迫害，認為這與在共產主義政權下的宗教迫害基本上是一樣的。
格列布向尤金求助，認為他更有資格解釋共產主義的靈性及哲學的基礎，以及它的軛如何與土耳奇人的軛不同。「潘泰雷蒙神父是個好人，」格列布說，「他所熱心要做的事，與我們所熱心的是同一件事——將正教修道主義移植到美國——這正是美國的皈依者所需要的。你應幫助他。」
尤金高興地同意了。在他們通信的過程中，潘泰雷蒙神父認識到尤金所持觀點的正確性。他感謝尤金，說他會加入俄國域外教會，在那裡他將發現對更為堅定的信仰宣認，更少有人反對他的修道嘗試。到1970年，他在波士頓的主顯聖容修道院是一著名的靈修中心，吸引美國人皈依正教信仰，該院以英文出版正教經典文獻及教會禮書。
※ ※ ※
但是，尤金將要藉着痛苦經驗懂得，時代的欺詐並非如此簡單明瞭的，以致只要通過「加入俄國域外教會」就能克服它們了。「在我們的時代，正教所遭受的極大痛苦，」他將要寫道：「不總是藉着改變聖統就能予以解決的。」他要認識到，在大多數保守的教會中會發現一種特定種類的自由主義，在大多數反共教會中都會發現謝爾蓋主義的精神。在他1972年所寫的一封有關他自己所處的俄國域外教會的一位主要的主教的信中寫道：「到目前為止，他以英文所展現出來的基本態度是『正確的』——但是仍有某些尚未揭示出他自己的思想的東西存在（這在他的俄文出版物中是顯而易見的）。但首要的是在他的『正確』中缺乏某種火花，某種難以確定的正教『馨香』，當時候到來時，可能唯一能使我們分辨並堅持正教的就是這火花。吸引皈依者的正是這一『火花』，而非正確性，當我們在某某主教身上感覺到他缺乏這一火花時，我們感到不安。（『謝爾蓋主義』似乎與缺失這一火花密切相關。）」
尤金在晚年要這樣寫：「謝爾蓋主義的核心與今日所有正教教會的普遍問題有着密切的關係——即喪失了正教的滋味，認為教會是理所當然的，以『組織』代替基督的奧體，相信恩寵與聖事在某種程度上是是『自動』的。邏輯與合理的行為不會使我們立於這些磐石上面；必須多受苦、多經驗，很少有人會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