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受審的聖人

 

　　惡人們胡思亂想自語說：「我們要壓迫窮苦的義人，……（他）自充我們思想的裁判員，我們一見他，就感覺討厭；因為他的生活與衆不同，他的行徑與人兩樣。他竟將我們視作為雜種，遠避我們的行徑，像遠避不潔之物；聲言義人有幸福的結局。」

——索洛蒙的智慧書2:1, 10, 14-16

 

　　我說這話，是為叫你們羞愧……以致弟兄與弟兄互相控告，且在無信仰的人面前控告。

——致科林托多書一6:5–6

 

　　我們的靈魂之劍除非經過他人的惡行的磨礪，不會變得鋒利。

——大聖格里高利

 

　　尤金在舊金山所遇到的「生活聯繫」幾乎全部都是俄國域外教會的成員，正如我們所說過的，那時，俄國域外教會以可敬的阿納斯塔西都主教為首。尤金是俄國教會的這一分枝的熱心成員。據他看來，俄國域外教會蒙受了祝福，她所擁有的成員是生活在散居之地的神聖俄羅斯的最優秀代表：施行靈跡者，先知，長老，眞正的神學家，以及哲學家。

　　尤金成了年輕的正敎熱忱者，在美國，俄國域外教會是最熱衷於持守正教傳統的教會。在西方的教會中，它是少數幾個拒不接受1920年代的敎會曆法改革、仍然採用儒略曆（舊曆）的教會之一。尤金對於現代共產主義運動的邪惡本質有着深刻的認識，對他而言，俄國域外教會不與蘇聯政府妥協，這也很重要。1920年，根據莫斯科宗主敎提弘於同年所簽署的緊急法令【註一】而成立的域外教會，決定與在俄國的教會保持行政上的分離，直到俄國教會從無神的蘇維埃政權的迫害之下獲得解放的時候。與此同時，正如創建域外教會的主教所確認的，域外教會自認為從一開始就是其在俄羅斯的母教會的「不可分割、且在靈性上合一的分枝」【註二】。

　　但是，儘管俄國域外教會中的每個人都應堅持傳統，反對向蘇維埃統治投降，但尤金很快就發現並非每個人都秉持着同樣的精神。正如後來他在一封信中所評論的：「我想你已清楚意識到了，在主教公會中的每一件事並非都有着金子般的品質，為了我們自己，也為了那些信賴並聽從我們的人，我們必須找出品質最好的東西，且要惟獨堅守它們。我們凡是在心裡具有『所需要的那一件事』的人，在今後所要遇到的危險時日裡，更應緊密地團結在一起。」

　　在域外教會自身的主教中，有一些人與尤金所敬愛的主教的意見並不一致。最先使尤金注意到此事的是直言坦率的海倫•康采維奇。在後來的歲月裡，尤金回憶道：「作為在域外教會內的一名正教基督徒，從我吸第一口『奶』起，我就受到這樣的教導：我們有兩種（也許是兩個『傳統』的）主教：一方是伊望主教、阿韋爾基主教、列昂季主教、涅克塔里主教、蕯瓦主教，而另一方則是那些目前看來居於領導地位的主教。」

　　俄國域外教會偉大而又神聖的主教注定要在那「另一」傳統的主教手中蒙受許多的痛苦。他們中受苦最多的就是他們中最神聖的一位——伊望總主教。

　　伊望總主教本人是俄國域外教會的忠實成員，他相信，只要共產黨仍奴役着他的祖國，就必須與在俄國的教會——莫斯科宗主敎區——在行政上保持分離。當他還在中國時，在遠東的其他五位主教歸順莫斯科宗主敎區管轄的時候，他卻仍受阿納斯塔西都主教以及俄國域外教會當局的管轄。但是，正如尤金所寫的，「他完全超越了『宗派』」，他不應被列於那些固執於隔離立場的人之中，儘管許多人都樂見這一立場在域外敎會內盛行。例如，他以與莫斯科宗主敎區、『葉夫洛吉派』【註三】以及守新曆的教會的司祭一起共祭而聞名，這種行為是許多人所忌諱的。1945年，在他擔任上海主教時，人們發現他在教會的禮儀中與阿納斯塔西都主教一起提唸新當選的莫斯科宗主敎阿列克謝一世。為此，一些人猜測他效忠於雙方，並且非常危險地同情受蘇聯當局控制的莫斯科宗主敎區。其實，儘管他本人從來沒有與蘇維埃政權妥協過，他卻同情那些未能逃離而仍處在共產黨政權統治之下的俄國教會人士。鑒於在整個教會內存在着更深層次靈性合一，他以超越由不幸的外部環境所導致的暫時的行政分裂的眼光來看待問題。他告訴尤金，俄國教會的分裂是暫時的，一旦俄國獲得自由，這一分裂就會結束。在所有這些事上，他嚴守俄國域外教會的創建原則。

　　對一些在域外教會中的人士而言，伊望總主教毫無政治黨派的偏見——加上他的古怪外表與行為舉止，以及他是繼承有病在身的阿納斯塔西都主教出任俄國域外教會下一任首席主教的第一人選這一事實——使他成為一個需要加以對付的令人討厭的人。與此同時，域外教會內的其他數以千計的人們則認為他是位活聖人，隨時準備捍衛他，直到生命的最後一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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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舊金山，尤金近距離地見證了俄國域外教會中這兩個「傳統」之間的最為戲劇化的衝突。毫無疑問，這是伊望總主教一生中最為痛苦的時期，加速了他死亡，三年後他就去世。在這場衝突發展到頂點時，他在加里弗尼亞州最高法院公開受審，與其他人一起，被控以舉行非法的教會選舉以及貪汚教會公款的罪名。【註四】

　　對總主教的攻撃是由舊金山主座教堂的堂區議會引起的，但是，正如尤金所發現的，實際上，這是在總主教的一些同儕主教們的支持下發起的。堂區議會本身是由前面所提到過的洛杉磯的安東尼總主教的追隨者所組成的。

　　伊望總主教在1962年底第一次來到舊金山，當時的堂區議會拒絕讓他查看財務帳目。最後，總主教在一次堂區議會會議上收到了帳目（一些人試圖將它們從他手中奪走），他發現帳目的記錄很不規範。因此，他把帳目放在一個公開的地方，讓每一個人償還他們的欠款。

　　伊望總主教這樣寫道，第二年年初，「在舊金山，大齋期過去後，〔在齋期裡〕參加禮儀、守齋的人很多，大家懷着極大的靈性熱忱過了葩斯哈節（復活節）。在會眾裡，相互關係顯然已經得到了修複，大家將過去一年的困難說成是『已過去的事』了。」現在，伊望總主教呼籲繼續新主教座堂的建築工程；葩斯哈節不久，就收到了大量建堂捐款。

　　但是，在堂區議會中，卻是麻煩不斷。在洛杉磯的安東尼總主教的支持下，堂區議會開始試圖停止主教座堂的建築工程，想要將伊望總主教趕下臺。為達致這一目的，堂區議會的成員寫了一份陳情書，裡面充滿了對伊望總主教的指控，把它寄給自由世界各地的主教與神職人員。這些指控引起了《舊金山紀事報》的注意，該報報導說：「這份有爭議的陳情書中聲稱伊望總主敎是個『反復無常』的人，他專注於屬靈事物之上，因而沒有徹底調查已部份建成的俄國正敎主教座堂（位於第二十六大街與蓋瑞街路口）的有爭議的財務狀況，並且，當他在上海期間，他還承認蘇聯教會。」其它報紙的文章還指出，伊望總主教被控有「赤化傾向」，「同情共產黨」。由於那時正值冷戰最高峰，這樣的陳述並沒有給伊望總主敎帶來什麼好的影響。但是，就如總主教先前收養的一個孤兒鮑里斯•馬申考夫（Boris Massenkoff）對記者所說的，伊望總主教所做的只是在事奉聖禮中提念莫斯科宗主敎的名字而已。

　　顯然是因為這一被寄往各地的陳情書，伊望總主教被召回紐約的主教公會公署，接受主教公會特别會議的訊問。他在舊金山的支持者為此感到難過，他們擔心他會被撤職，但是他卻溫和地提醒他們：「我是一名修士，因此，我必須服從主教公會的決定……毫不質疑地服從。」

　　在紐約的主教公會特别會議上，伊望總主教在主教公會裡的反對者迫使主教公會作出決定免去他舊金山總主教的職務。當主教會議討論這一決議時，伊望總主教不得不在外面等了四個多小時。消息立即傳到舊金山，以致當伊望總主教回舊金山時，數以百計的人在機場等候。他記述說：「人們的激動情緒難以形容。」騷亂與不安持續了兩個多星期。伊望總主教在舊金山的支持者上書主教公會要求主教們改變他們的決定，就在此時，爆發了可怕的反對這些支持者的事件。伊望總主教寫道：「事態發展到很可能發生鬥毆的危險地步。我盡可能地約束衆人，因為我的在場多少能抑制一些人不依眞知灼見的熱忱，但是，最令我感到難過的是，四個多月來在羊群之間建立起來的和解毀於一旦。」

　　伊望總主教的好友，首席主教阿納斯塔西都主打來電話，和他談了一個多小時。應該感謝都主敎所施加的影響，第二天，主教公會的決議改變了，伊望總主教在舊金山的臨時職權被延長了六個月。但是，主教公會最初的決議表明在舊金山的伊望總主教的反對者們的背後，有着一些有影響力的主教的支持，因此，他們採取了進一步行動。

　　當伊望總主教要求進行堂區議會成員選舉、選舉堂長，並要在6月9日召集堂區成員大會時，激烈的衝突再次爆發。當時的堂區議會知道熱愛總主教的教友人數是他們的兩倍，因此，他們極盡所能地阻止選舉，他們前往州法院，得到了一道阻止選舉的禁令【註五】。與此禁令一起到來的是法院的傳票。正如伊望總主教所記述的：「星期四（1963年6月6日）晚上的禮儀剛結束，來了一位美國法院的官員，由一個俄國人陪同着。我一走出教堂，他就給了我一份由十六名堂區議會成員及他們的合作者所提出的、控告先前的堂區議會的十六個成員【註六】以及我和尼古拉•東布羅夫斯基大司祭【註七】的訴狀複本。我接到法院的禁令，不得下令召集會議（進行堂區議會選舉），不得（與建築承包商）簽署（繼續建造主教座堂的）合同。連同這些，我還收到了一張於5月31日（公曆6月13日）出庭受審的傳票。先前的堂區議會被指控在經濟事務上致使教堂蒙受損失，我則被指控包庇堂區議會（的所作所為）。」

　　幸運的是，伊望總主教的好友，薩瓦主教，從加拿大趕到舊金山，來幫他擺脫困境。薩瓦主教曾在塞爾維亞做過法院的法官，熟知該如何應對法律指控。

　　與此同時，伊望總主教的反對者印刷了通告，郵寄給每家每戶，聲稱不會舉行選舉，因此大家不必前來投票。他們擁有一封由首席主教本人簽署的、發自主教公會的電報，電報中滿是對伊望總主教的威脅（如果他舉行選舉的話）。薩瓦主教聽說此事後，與首席主教取得了聯繫，6月7日，他收到首席主教的一封電報，首席主教說他同意按原定計劃舉行選舉、召開教友會議。第二天，薩瓦主教與伊望總主教一起出席法院的簡短聽證會。法官聽了他們的陳述之後，撤消了〔先前發佈的〕禁令。

　　儘管有人千方百計地想要阻止選舉的進行，但是它仍如期舉行。選舉使用了投票器，以確保選舉的有效性，四百多人參加了投票。他們選舉了新的堂區議會，在之後舉行的堂區議會的全體會議中，堂區議會立即着手安排恢復主教座堂的修建工程。

　　落敗的前堂區議會向法院提交了一份新的訴狀作為第一份訴狀的補充。新當選的堂區議會成員的名字與伊望總主教的名字一起被添加到了被告名單之中，他們還指控6月9日的選舉是非法的。尤金的教父——伊望總主教的秘書，新當選的堂區議會成員——狄米特里也被列於被告的名單之中。下次開庭的日期定在7月8日，法院禁止新的堂區議會繼續主敎座堂的修建工程，直到陪審團做出裁決為止。

　　就在此時，主教公會的一些成員來到了舊金山，與提起訴訟的原告協手合作。他們專門與原告律師碰頭，給他們提供他們所能提供的幫助，為能打贏這場針對伊望總主教與其他被告的官司。他們中的一位——加拿大的維塔利•烏斯季諾夫總主教，聲稱自己是作為首席主教的特别代表來舊金山的，為的是要重建和平。伊望總主教後來寫道：「實際上，維塔利總主教與原告律師頻繁接觸，本身已說明了問題，他向法庭提交聲明，作為主教公會的代表，他指證6月9日召開的敎友會議是非法的。」另一位神長——芝加哥的塞拉芬•伊凡諾夫總主教，對伊望總主教避而不見，卻「與維塔利總主教一起與律師會面，支持那些提出訴訟的人。」

　　爭論的另一方，薩瓦主教繼續利用他在塞爾維亞所獲得的法律經驗捍衛伊望總主教。7月5日，他提交了一份四頁的書面陳述，證明6月9日舉行的選舉實際上是合法的，並提交了他本人所收到的阿納斯塔西都主教於6月7日發出的電報作為證據。

　　當聖人受審到來之時，舊金山的俄僑社團騷動了起來。在堂區聚會中，人們對伊望總主教表現得極其失禮，彷彿他根本就不是一位主教。一片混亂的叫嚷聲。向他的支持者惡言辱罵，特别是對列昂尼德•烏普辛斯基神父，尤金就是在這位神父的幫助下學習並參與教會禮儀的。一位教會成員——當時還只是個十幾歲的女孩——回憶道：

　　「伊望總主教的確受到了可怕的迫害。我聽到人們捏造褻瀆之事，想要毀掉他。這極其惡劣。不幸的是，我的父母也完全地反對他，他們與那位在洛杉磯的、謀求權力的主教結成同盟。我的小妹妹記得一些令她驚駭的事，因為那時她還只是個小女孩。『我和媽媽在一起。』她說，『她和另一群這樣的婦女緊隨在主敎後面，直呼其名，向他吐涶沫，我看到我媽媽正好將唾沫吐在他的臉上！』——而這竟然是發生在教會的禮儀剛結束的時候！

　　「為什麽人們要恨他，我不知道。我們孩子都知道他是無辜的。他對我們和藹友善，他愛我們，對我們總是抱有極大的興趣。我對他所具有的記憶就是，這位老人，身材佝僂，有着一對最為神奇的眼睛。他如此矮小！說話不很流利，但這正是他的特色。我的小妹妹告訴我，當她遇到他時，他注視着她的眼睛，她感到恩寵從他身上臨於她」。

　　尤金仍經常去舊金山的主教座堂參加禮儀，他仔細觀察伊望總主教是如何回應發生在他周圍的陰謀與騷亂的。在一封寫給一個像他自己一樣的皈依者的信中，他這樣寫道：「在我們的衆位主教中，我最喜愛的就是伊望主教，儘管我發現要理解他幾乎是不可能的。他常常充滿着如此深邃的平安與喜樂，只要在他身邊就能得到屬靈的利益。在過去的幾個月中，我親歷了一些至關重要的時刻，主教被一群激動哭泣着的人所包圍，實際上他們是群歇斯底里的人（你該明白俄國人會是怎樣的！），但是他卻依舊如故，寧靜而鎭定，甚至仍帶着喜樂。」

　　在同一時期的另一封信裡，尤金這樣描寫伊望總主教道：「他過着一種眞正被釘十字架的生活——最嚴格的修行生活（他從未躺下休息過），一種完全無私地把自己交付給他人的生活，甚至在面對最為惡劣的誹謗指控時（因為撒殫極其激烈地以許多方式攻撃我們的教會），仍待之以基督徒的善意及堅忍；但他總是充滿着如此的愛與喜樂，以致人在他面前總是快樂而又平安的，即使是在憂傷與最大的試探境遇中亦然。」

　　尤金還看到，出於對主教的愛，伊望總主教的羊群是如何積極努力地保護他們所敬愛的牧者的，是他把他們帶出戰火紛飛的中國。作為當時居住在舊金山的伊望總主教的孤兒的代言人，鮑里斯•馬申考夫（Boris Massenkoff）這樣對《舊金山新聞吶喊報》的一位記者說：「如果不是伊望總主教，我們今天就會在俄國，或是餓死在中國。」正如這位記者所指出到的，「總主教於1950至1951年間所能帶到美國來的3500個俄國人和其他移民中」，就有這些孤兒們。

　　阿里雅德娜院長手持修道院院長的牧杖，義憤塡膺地在主教座堂裡放膽講論教會成員中的一小搓人士是如何起來反對一位活聖人，當時，尤金也在現場。院長姆姆告訴會衆，凡是和她有同感的人可以到她那裡去參加禮儀。衆人隨着她一起列隊離開主教座堂，徑直前往修女院，而主教座堂裡則空無一人。

　　衝突如此激烈，以致伊望總主教祝福他羊群中的一些人不必去他自己的教堂，而去莫斯科宗主敎區在舊金山的教堂參加禮儀。在此，他再一次表現出他沒有政治黨派的偏見，以及他所具有的對超越聖統分別的教會合一的屬靈洞察力。在這些被伊望總主教派到「敵對」的俄國教會裡去的人中就有鮑里斯•馬申考夫與另一些孤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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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金山當時的三大報紙——《舊金山紀事報》（Chronicle），《舊金山觀察家報》《Examiner》，以及《舊金山新聞吶喊報》（News Call Bulletin）——在伊望總主教受審的日子裡都刊登了有關這場爭論的文章，它們把他們的注意力都集中於圍繞在伊望總主教周圍的爭論之中。1963年7月9日，《舊金山觀察家報》刊登了一幅伊望總主教坐在法庭上的照片。

　　審判遲續了四天，每一天，法庭裡都擠滿了人。格列布正在蒙特里上班，因此無法參加法庭庭審，但是尤金卻旁聽了所有庭審。他看到主教們與神職人員都來支持伊望總主教，他們與總主教並排坐着。除了薩瓦主教與涅克塔里主教外，他的好友智利的列昂季•菲利波維奇總主敎也遠道從南美趕來，與他坐在一起。斯皮里東神父、米特羅凡神父以及阿里雅德娜院長也都在場。

　　自從審判的開始，法官愛德華•奧戴（Edward O'Day），一個和善而年老的愛爾蘭天主教徒，發現在他面前的並非一位尋常的被告，而是一位眞正的上帝之人。在舊金山歷史上，法官第一次允許被告在每次開庭前誦經祈禱。【這一信息是由伊望總主教的辨護律師小詹姆士・奧加拉先生（Mr. James O’Gara, Jr.）所提供的。】

　　伊望總主教遵照修道人不尋求為自己辯護的原則，在整個庭審過程中一直坐着，一言不發。

　　第一次庭審開始時，主教公會的秘書格奧爾基•格拉貝大司祭出人意料地趕來了。伊望總主教記錄道：「他頻繁地與原告律師會面，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在審訊的第三天，主教公會的秘書為原告作證，在隨後的那一天，原告律師發表了一篇直接針對伊望總主教的陳詞。「指控如此之多，」伊望總主教寫道：「以致法官說，如果對每一項指控加以考慮的話，審判就沒完沒了……法官宣佈休庭，他希望和平地結束這場官司，為此他當庭再三這樣聲明。……庭審被推遲了，直到接到進一步的通知為止。」

　　不出幾天，原告的三位律師飛往紐約的主教公會總部。伊望總主教這樣記述道，在那裡「他們與再次來到主教公會總部的維塔利總主教，以及尼康總主教和格奧爾基•格拉貝神父一起商量對策。他們的會面長達四個多小時。」

　　整個事件中最令人感到困撓的，就是那些被認為是由首席主教阿納斯塔西都主教通過主教公會總部所發的電報。無論伊望總主教和薩瓦主教何時與都主教通電話，他們發現都主教都支持他們的行動與判斷；他確認伊望總主教在舊金山的權威，正如我們所說過的，他簽署了電報作為證明。但是與此同時，主教公會卻又發出了另一些電報，電報同樣也有都主教的簽名，但它們卻給出了與前面所述的電報完全相反的聲明，破壞了伊望總主教的權威，反對他的所有決定，使原告能用以向法庭申訴，他們所做只是「服從主教公會的決定」。這些電報直接發給原告及其律師，有一封是發給奧戴法官本人的；伊望總主教後來才得知有這些電報。由於那時都主教的身體十分虛弱，正如伊望總主教在他的報告中向都主教與總主教會議所暗示的，這些電報極有可能根本不是都主教簽發的。伊望總主教寫道：「近來，阿納斯塔西都主教仍然顯赫而值得尊重的名字，因了這些彼此矛盾的決定而蒙羞，法院的訴訟以及其它的行動損害了他的聲望，不僅在我們教友中間，也在其它信仰的人士中，因為這些電報是以他的名義發出的。我們——他最親密的合作者——知道這與他的性格不合，我們不能將這事的全部責任都歸於他身上。」

　　正如尤金後來在一封信中所評論的，伊望總主教認為這一情形極為嚴重，因此他表達了「他對於作為一個統一體的域外教會之持續存在所持有的關注，即，舊金山的危機預示着分裂與無政府狀態，以及主教權威的破壞。」在他於1963年7月23日寫給都主教和總主教會議的報告中，伊望總主教提到這些令人困撓的行動與決定顯然是來自主教公會：

一開始我並沒有特别感受到這些，因為當阿法納西總主教和薩瓦主教在的時，他們掌管着主教公會正式發出的函件。但是在他們離開以及新的庭審來臨之後，事情以不受限制的速度迅速發展，到了失控的地步……飛速發出的決議只是為了使原告感到滿意……執行這些主教公會的非法決議將使教會生活受到威脅，使問題複雜化，不但不會帶來和平，反而會使問題更加複雜，帶來新的衝突……

　　這造成了一種印像，「主教公會」——或更好說是那些以主教公會的名義發言的人——與去年被選出的堂區議會捆綁在了一起，那些人想要保留自己的權利，或至少能保留與他們有密切聯繫以及和他們氣味相投的人的權利，為達到此目的而採用各種合法與非法的手段。

　　在每一個堂區裡，都有人對現狀不滿意。在現今的騷動之前，舊金山也有這樣的人。但是由他們而形成了一夥人，忽而要保衛地方教會的權威，忽而又反對它，忽而按照教會法典行事，忽而又相反教會法典，但他們卻總是同心一意而又頑固不化，這不僅只是一個局部的現像，現在它正受到某個接近主教公會的人的指導。

　　按照這種解釋，發生在舊金山的一切變得可以理解了，從騷動的一開始，甚至直到今天。在其它教區所發生的某些事件也變得可以理解了。

　　結果怎樣呢？主教公會的權威幾乎喪失殆盡……

　　舊金山所發生的事迅速傳到散居各地的俄僑社團，威脅到整個域外教會的存在，她的部份兒女背離了信仰……

　　事情的發展令人感到痛苦，可以看到域外教會的衰弱，這只對她的敵人有利。我們——她的主教們——不能允許這事發生，也不能許可一個有組織的團體來控制其他的主教，決不能促成這個團體所想要達致的一切。

　　就在伊望總主教寫完這份報告的時候，阿納斯塔西都主教來到西海岸，幫助解決這一危機，並在沒有來自主教公會總部的干涉的情況下，對伊望總主教予以支持。尤金和格列布就是在這時，在卡梅爾舉行的巴赫音樂節上遇到了都主教。有趣的是，那時法官正在舊金山的法院裡深思熟慮着他所要做出的判決，都主教也在考慮該如何處理紛爭，而那天晚上他們聽的正是亨德爾所作的宗教劇《所羅門的審判》，其主題恰好是施行正義的審判。三週以後，公正的判決下達了，伊望總主教被任命為舊金山及美國西部的正權主教。

　　當時，為了向法庭表明貪汚公款的指控是不成立的，伊望總主教與其他被告不得不做了一次價格昂貴的審計，為此他們聘請了一家全國知名的會計公司——普華會計事務所進行審計。最後，由於根本找不出一點財務上的不當行為，奧戴法官宣佈伊望總主教及所有其他被告無罪。至於堂區議會的選舉，法官裁定：確定選舉是否獲得了主教公會的批準並非州法院的事務。原告敗訴了，但他們仍然繼續羅織新的指控，在之後的兩年半的時間裡向法院提出上訴，這幾乎一直要持續到伊望總主教離世的時候。這些指控與上訴因其與事實不符而再三被法院駁回。最後，被告的律師小詹姆士•奧加拉向法庭提出事情已經發展得太離譜了：

　　迄今為止，原告毫無必要地迫使被告為了保護堂區的利益而支付的訴訟費用已達好幾千美元。因為訴訟所導致的主教座堂建築工期的延誤致使建築費用增加到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

　　在這一訴訟過程中，原告一方從未向法庭提供絲毫有效合法的證據來支持他們所提出的這一莫須有的指控……

　　法庭注意到了由原告所提出的這一莫須有的控告在堂區成員中所造成的不必要的分爭與衝突。在堂區裡所產生的巨大的宗教不安是訴訟所產生的直接後果。

　　這個（堂區）社團的眞正的要務——促進堂區成員的宗教理想——因着訴訟所導致的狂怒與不和而受到嚴重的妨害。

　　這個社團所承受的經濟損失本身就是法院拒絕原告的訴訟的合理理由。無論是受法庭監督的接管人，還是普華會計事務所都沒有報告任何與教堂事務有關的財務上的不當行為。無論從理論上還是經濟上的觀點來看，這個社團所承受的損失都是不可挽回的……繼續訴訟將會是對司法程序的一種濫用，以繼續一個毫無任何益處的行為。

　　1963年秋天，尤金在一封信中寫道：「你一定聽說了，伊望主教被確定為舊金山的總主教，如果教區要達致眞正的和平還需要走很長的一段路，至少終於恢復了一些秩序。我相信新主教座堂的工程最終要再次開工。」

　　當尤金旁聽對伊望總主教的審訊的時候，他看到了一位追随自己的主走向各各他的聖人。伊望總主教就像基督一樣，被給瞎子領路的瞎子派到了那裡。但是，伊望總主教又再次像基督那樣地最終寬恕了他們衆人。當有人問他誰應為所發生的這一切教會紛爭負責時，他只是簡單地回答說：「魔鬼。」

　　我們不可能以一種更卓有成效的方式向尤金宣講耶穌基督生活的福音了，它的真理不斷為人們的生活所證實。尤金看到了這位聖人最後的各各他，這令他永遠也不能忘懷。

 

註　釋

【註一】這事發生在俄國內戰期間。正如伊望・瑪克西莫維奇總主教在一篇文章中所解釋的：「當時俄國教會的首領提弘宗主敎，預見到俄國教會最高當局可能會被剝奪自由，而無法與俄國教會分散在各地的教會保持聯繫，遂指示：那些與教會行政當局分離的地區，應在那一地區最年長的主教們的領導下建立臨時教會行政當局。」（伊望總主教，「俄國域外正教會」，《正教之言》，第37期，【1971年】，第63頁）

【註二】1927年9月所發佈的俄國域外教會主教公會議的決議是這樣的：「全俄羅斯教會中位於海外的那一部份必須中斷一切與在莫斯科的教會當局的行政聯繫……直到與俄羅斯教會恢復正常關係，直到我們的教會從無神的蘇維埃政府的迫害中解放出來……俄國教會的這一部份發現自己居於海外，認爲自己是偉大的俄羅斯教會之不可分割、且在靈性上合一的分枝。它沒有使自己與其母教會分裂，亦不認爲自己擁有自主權。」

【註三】一個由流亡西歐的俄裔所組成的教會，一度在莫斯科宗主敎區的教會使節——巴黎的葉夫洛吉都主教的領導之下。1931年，葉夫洛吉都主教將這一教會置於君士坦丁堡普世宗主敎區權下。它的正式名稱是普世宗主敎區轄下的俄國正教會西歐總主教區。

【註四】伊望總主教用俄語在一份寫於1963年7月23日的提交給阿納斯塔西都主教以及俄國域外教會總主教會議的報告中，詳細地敘述了與他的這次受審相關的事件。本章所採用的主要資料就來自這份報告。

【註五】這道禁令以及其它相關法律文件現存於舊金山市政廳。

【註六】「先前的堂區議會」在這裡指的是伊望總主教的支持者，他們本是堂區議會成員，募集主教座堂的建築資金。當洛杉磯的安東尼總主教到舊金山以後，停止了主教座堂的建造工程，他任命了自己的支持者，由這些人組成堂區議會，導致教友怨聲載道。

【註七】如果讀者還記得的話，尼古拉・東布羅夫斯基大司祭就是接納尤金加入教會的那位司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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