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真理或時尚
在現代學術界裏，你不能摯愛任何事物，因為你若是這樣的話，人們就會認為你的研究不客觀。原則就是：你先要殺死你的研究主題，然後再對它進行解剖研究。在你能「客觀地」對它加以研究、確定它是什麼之前，你必須去掉它的靈魂。你一旦這樣做了，就無法使它重獲生命了。的確，你獲得了它的知識，但它卻死在你前，被你解剖了。
——尤金•羅斯
自從成為一個基督徒以來，尤金就拋棄了反傳統文化的「價值重估」，變得極為保守。從外表上看，他是個非常令人尊重的年青紳士。人們發現他常常身穿一件燈芯絨夾克，裏面穿着一件白襯衫，下身穿着一條黑色長褲。在公眾場合，他從來不會不帶領帶。由於舊金山的氣候寒冷、多風且又潮濕，他在外行走時喜歡帶着一把黑色雨傘。
為了在加里尼亞大學拿到碩士學位，尤金靠在東方語言系給低年級學生上課賺錢維持自己的生活。一位低年級學生——羅素•梅斯（Russel Maeth），這樣回憶道：「『羅斯先生』——我們常這樣稱呼他——是個沉默寡言的人，也許，他只是無法耐着性子與蠢人相處吧，或者，只是因為他很害羞。無論如何，他比我年長，除了在東亞圖書館，我們很少見面……有一件與他有關的事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為人極其沉靜，看上去總是有什麼重要的事要說似的，一直以來，我都非常遺憾沒有足夠的福氣聽他說。」
沒有跡象表明尤金認為在他接受俄羅斯正教會以及繼續學習漢語、中國哲學以及中國文化兩者之間存在什麼矛盾。他一直都很尊重中國的傳統文化，他甚至一度在想，如果這一包含有許多「基督徒」價值觀的幽雅文化在基督教時代的最初幾個世紀裏接受了正教信仰而非佛教信仰的話，會發生些什麼事。他相信，如果老子認識基督的話，一定會追隨祂的，因為在基督身上，老子會發現道或天道。「我在想，如果我要寫一篇有關中國文化的論文來獲取博士學位的話，」尤金晚年這樣回憶道，「我會寫一篇有關拜占廷皇帝與中國皇帝的比較研究的論文。兩者之間有許多相似之處。無論在拜占廷社會還是在中國社會中，皇帝都是正統信仰的護衛者。」
在尤金仍在伯克利學習教書期間，申紀明回到了舊金山，他將在舊金山定居好幾年，為了維持生計，他再次成為一個私人家教。在這些年裏，尤金繼續與他保持聯繫，繼續幫助他將他的著作譯成英語。
正如尤金所說的，申紀明是唯一「眞正親身接觸過中國傳統文化」的人。在伯克利，尤金受到一位才華橫溢的研究漢語的語言學者的影響。此人恰巧是一位俄國教授：彼得•阿列克謝耶維奇•布德伯格（Peter Alexeyevich Boodberg）。
彼得•阿列克謝耶維奇•布德伯格（1903-1974）
承蒙伯克利的加里弗尼亞大學東方方語言系準許在此刊載。
布德伯格1903年生於海參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他是聖彼得堡的一所軍官學校的學生。1915年，由於軍事上的失敗，軍官學校被關閉，那時他的父親參加了沙皇反對布爾什維克的戰鬥，為了安全起見，彼得和他的兄弟被送往哈爾濱。在哈爾濱，彼得開始自學漢語，他在海參崴大學仍繼續學習漢語。1920年他移民來到了美國，在伯克利的加利弗尼亞大學仍繼續研究漢語。
由於尤金現在非常認同俄羅斯正教，因此，比先前更加賞識布德伯格教授。這不僅是因為布德伯格教授是個俄國人，也因為他是一個真正代表傳統舊世界的價值觀的紳士。布德伯格是愛沙尼亞的一個古老貴族家族的後裔，擁有男爵頭銜。用他的學生及同僚愛德華•沙費爾（Edward Schafer）的話說，「在（布德伯格身上）所繼承的騎士遺產就是，在他身上所表現出的根深蒂因的正義感、待人謙讓及忠信，這些品格在他整個學者生涯及人生中表現得極為顯著。」
布德伯格與尤金一樣，並不滿意現代社會的「成就」。沙費爾這樣寫道：「布德伯格對學術生活的計算機化表示痛惜，有時他會故意具有諷刺意味地在寫給行政主管官員的信中以他的『職員編號』作為署名。他厭惡IBM卡【以前的計算機裏的程序都是用卡片來進行編程的，在用之前，先在卡片的特定位置上打好孔（相當於0和1），然後再輸入到機器中就可以執行程序了，所以當時計算機這種東西只有少數幾個人會用，不像現在，是個人就會用PC電腦。】，不屑於填寫調查表。他認為所有這些都將使人機械化，喪失人性。他甚至拒絕使用索引，他認為：人應牢記經典著作，並且對其它的重要文學及歷史著作都要充份熟悉，這樣就不必依靠索引的幫助了。一個好的學者所需要的只是一個好頭腦、一些好書及有益的交談。」
雖然布德伯格教授「中國文化」與「東亞的偉大經典」兩門課，但是，尤金卻並不將他視為中國哲學的生活傳遞者，而只把他當作一個精通語言的人。在語文學領域，布德伯格表現出極其非凡的才能。他不僅是一位精通許多遠東語言（包括蒙古語和滿語）的歷史發展的專家，還受過中亞及近東的一些古老語言的訓練。由於他那百科全書式的學識，他倡導他稱之為「全面的漢學」：研究中國古代的語言、歷史、文化與草原近鄰的關係，以及通過這些近鄰與歐洲的相互關係。
按照愛德華•沙費爾的說法，布德伯格通過對古漢語的歷史與文獻的研究，「成為一位無與倫比、除了本地人士之外，卻又不為人所承認的大師……一般說來，他的學生要比那些由其他漢學家所培養的學生更見多識廣。」
在跟隨布德伯格學習期間，尤金更全面地研究了《道德經》的語言。他碩士論文的題目是《〈老子〉一書中的「虛」與「實」》。伯克利的一位評論過這一論文的教授——西里爾•白之（Cyril Birch），注意到尤金所使用的語言分析方法與布德伯格的方法極奇相似。通過對尤金在亞洲研究所聽申紀明課時所留下的筆記作一比較之後，很顯然，論文的哲學觀點得益於申紀明的智慧。
在論文的序言裏，尤金指出，他所采用的方法是「『語言學－哲學』的方法，對詞語與觀念作一全新的檢驗。」他指出，老子「所關心的並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人們所稱之為的詩意理念：即充滿動態聯繫的理念。」尤金認為許多《道德經》的翻譯與注釋毫無必要地使原文意義變得十分隱晦不清。雖然尤金的論文不可避免地受到篇幅的限制，但卻有助於將這些理念從這些隱晦的譯注中剝離出來。他寫道：「我們在本書中所作的語言檢驗，總是和與之相關的理念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希望這能部份的矯正一些屢見不鮮的疏忽，即認為老子具有『神秘』傾向，是『玄學』的鼻祖。許多有關老子的流行著作中都充斥着這種想法。老子的思想常常是不可捉摸而又吊詭的，有時，它被人弄得看起來似乎是荒謬而矛盾的，但是《道德經》很少是這樣的。」尤金所給出的《道德經》的注釋不但使這部道家經典的意義更加清晰易懂，還發掘出它更加精微深刻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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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布德伯格與尤金彼此日益熟悉，他們開始分享一些與他們的學術研究毫無關係的想法。和尤金一樣，布德伯格一度熱衷於尋求真理，許多個夜晚，布德伯格在星空下漫步於海灘上，苦苦思索有關存在的種種問題。但是，他告訴尤金，婚後家庭日常生活的煩惱使他停止了對這一問題的熱切探索。
雖然布德伯格生長在俄國正教的環境裏，但是，當尤金結識他時，他已不再上教堂了。布德伯格的同事西里爾•白之教授認為他是個不可知論者；也許這是因為布德伯格像大部份在自由主義的伯克利校園中的教授那樣，他們認為在自己的工作環境裏表現出宗敎感受或信仰，會危及他們的地位，至少這是違反職業道德的。尤金相信布德伯格實際也以他自己的方式保存了對上帝的愛。正如白之教授所指出的，布德伯格是「一個深刻的俄國人，他可能使尤金對俄羅斯的靈修價值更感興趣。」人們知道他曾經為那些像他父親那樣的在入伍從軍、即將開赴前線作戰的大學生身上畫正教十字。
很可能是尤金使布德伯格記起了年青時的自己，他對「俄國的事物」感興趣，與俄國人一樣具有哲學上的愛好。但是，有一件事表明他們對「俄羅斯的靈修價值」的評價是不同的。一次，他倆就兩位偉大的俄國小說家——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布德伯格堅持認為在兩者中托爾斯泰更偉大，尤金則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深刻。布德伯格的堅持己見令尤金開始懷疑自己是否出於某些原因未能發現托爾斯泰的小說中所具有之深刻內涵。他問布德伯格：「哪一部小說能展現托爾斯泰小說的深刻內涵？」布德伯格選了《戰爭與和平》。回家後，尤金——這位充滿熱情的尋求真理者——再次從頭讀了一遍《戰爭與和平》。幾天後，布德伯格聽見有人敲他的房門。尤金站在門口，手裏拿着《戰爭與和平》。「你錯了。」他說，「陀思妥耶夫斯基更為深刻。」
許多年後，尤金在一次有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演講時，談及此事。他提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罪與罰》一書中的主人公羅季昂•拉斯柯爾尼科夫。他談到在拉斯柯爾尼科夫身上如何表現出正教基督信仰與西方的思潮在俄國所具有的沖突，以及當拉斯柯爾尼科夫當眾承認他的罪行之時，正教信仰如何取得了勝利。對尤金而言，布德伯格教授是同一俄國的不同潮流的直接例證。他說：「以前，有一位教授，他是一個波羅的海沿岸國家的男爵。他是個俄國人，在他內心，他是個正教徒，但是，他卻是個非常西方化的人。他在他的正教心靈上覆蓋上了西方的詭辯與學術，他與一位支持他這樣做的婦人結了婚。那婦人希望他在學術界出名，同時在眾人的眼中成為一個大人物。
「一天，我和他一起共進晚餐，我們討論起了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告訴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很不錯，但是托爾斯泰卻是一位全人類的藝術家，他的思想更為深刻。我不得不再次從頭讀了一遍《戰爭與和平》，想要看看他所說的有何意義。我終於發現了他的意義所在。托爾斯泰非常冷靜而客觀地描述了社會的各不同階層，但是卻沒有一顆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擁有的心靈。當托爾斯泰進入宗教領域時，就對宗教加以冷嘲熱諷。他根本不理解宗教信徒的所作所為的動機，對他而言，他們只是民眾裏的異類。對他而言，俄國民眾的宗教只是人類喜劇中的一部份而已，而他卻超然其上。另一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卻以他的整個心靈進入其中。他沒有準確地描述社會的各不同階層，但卻在他所討論的問題上，描述了屬於基督宗教的要素。因此，就此意義而言，你可以說托爾斯泰是個偉大的人道主義者，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卻是一位比他走得更為深入的基督徒。
「有趣的是，這位認為托爾斯泰更偉大的教授還告訴我，『我能夠理解你對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何等的着迷，因為我有時也認為我應該下到伯克利的夏圖克大街，向每一個人跪下承認我的罪。』對此，他的妻子說，『哦，彼佳【在俄語中，「彼佳」是「彼得」的昵稱。】，如果你想這麼做的話，就這麼做吧。』很顯然，她是在嘲笑他，但是我卻明白他這麼說的意思，在他內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某種品質，但卻完全被其它東西遮蔽住了。這說明了俄國所具有的基督宗敎的智慧與來自西方的思想之間的衝突，這智慧在整整一千年的歷史中已在俄國根深蒂固了。即使是今天，這種沖突也是非常真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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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德伯格為尤金進行個別指導，他發現他的學生能極其熟練地把握住語言解釋的微妙之處，並且非常輕而易舉地學習古代及現代的各種語言。由於尤金的這種天賦，加上他的哲學喜好，布德伯格對這個學生寄以厚望，希望他能繼承自己的衣缽。另外還有一個原因使人相信他對尤金所寄之希望不只於此，或者，至少他妻子希望尤金能認識他們的女兒。尤金受邀前往布德伯格家用餐。尤金與布德伯格教授彼此在活躍的氣氛裏談了一會話之後，被邀前往客廳，布德伯格的女兒在那裏為大家用鋼琴演奏古典音樂。
一些因素使布德伯格對尤金的未來所寄之希望未能成為現實。其中一個因素是由布德伯格的妻子所發現的。有一次，她勸尤金道：「要與那些俄國人保持距離！」由於本身是個俄國人，她發現尤金對正教基督信仰的興趣開始使他對其它一切都不再留意了。
但是，使尤金不追隨他老師後塵的最為重要的原因是，他對現代學術界大失所望。當他在中文系給低年級學生上課時，就發現在他面前卓越的學術生涯的前景是什麼，他對自己是否能繼續走這種道路極為懷疑。他所看到的絕大多數現代的學問並不是出於對真理的熱愛，而是出於學術時尚。自從進入正教基督信仰之後，永恒的真理對他而言是十分切實而可觸摸得到的。他越是把握住這一眞理，學術界中顯見的缺乏眞理就越難以忍受。在畢業於加里弗尼亞大學一年後，他以一種源於痛苦經歷的強硬口吻這樣寫道：
「年輕人在學術環境裏接受『再教育』之前仍渴望真理，現在他們被教導以『理念的歷史』取代真理本身，或者將對真理的興趣轉移到『比較』研究之中。在這些研究中到處彌漫着相對主義與懷疑主義的氛圍，這足以扼殺幾乎所有發自人性的對眞理的渴望。
「今天，學術界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了腐朽之源了。這並不是能夠輕描淡寫地說出口的。聆聽或是閱讀那些不相信真理的人的話，這正在腐蝕着人們的思想。僅僅只是接受學問與知識，以此取代真理，這是更嚴重的腐蝕。假如這些學問或知識本身亦呈現為某種目標的話，其實這只是它們想要為之服務的真理的模倣品而已，只是一些華而不實的東西而已。可悲的是，甚至面對仍保存於學術界中的首要德行，即在學術界代表人物中的精英份子身上所具有的誠實品格——假如他們仍是誠實的話，那不是為了真理的緣故，而是為了具有懷疑論色彩的學術知識；因此，它極富成效地引人接受隱含於這一學術知識中的主觀主義及無信仰的福音——這也是敗壞。最終，敗壞就是：人生活工作於一種對真理持有完全錯誤的觀念的氛圍之中。人們認為基督信仰與學術所關心的主要問題毫不相關。即使是那些仍相信真理的人也只能偶爾地使他們的聲音超越這一學術體系所發揚的這一懷疑論而被人聽見。當然，罪惡首先在於這一建基於錯謬之上的體系本身，它只是附帶地存在於許多敎授身上。這一體系允許並鼓勵這些敎授們去傳揚錯謬。」
就某種程度而言，布德伯格本人也持有這樣的批評。他晚年對中國語言學的未來越來越表示出悲觀的情緒。他希望在他的學術領域中能有一個大變革，並提升其標準。這一希望為當代的學術界的現實所粉碎。在他的研究領域中從事研究工作的都是些機會主義的傀儡。每一種研究模式都注定要受到新思潮的挑戰與破壞，學者們各自以之成名。由於布德伯格既是個語言學家，也是個哲學家，他不可能從事於如此的瑣碎事物中。愛德華•沙費爾寫道：「最終，由於他為人羞怯，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由於他的憤憤不平，他那博大而成效卓著的思想資源為學術界所不知。」布德伯格至死仍繼續工作於現代的學術架構之中。他服務於一個沒有他的理想存身之地的世界之中，尤金見證了他所經歷到的失望與空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