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此路不通
巨大的城市是逃離上帝的中心。街道就象把人吸進去的管道一樣；有幾棵樹也和人一起被拉進了城市。他們戰慄地立於街道兩邊。不再知道回鄉之途，他們慢慢嘗試透過瀝青向下生長，消失地無影無蹤……
——馬克斯•皮卡德（Max Picard）的《逃離上帝》
我的處境越是可憐，祢越接近我，祢的手已伸到我頭上，就要把我從泥坑中拔出來，就要洗濯我，而我還不知不覺。
——聖奧古斯丁的《懺悔錄》
1956年底是亞洲研究所的轉折點。董事會無視相當大一部份學生與教職人員的願望，開始嘗試轉變研究所的辦學方針，用尤金的話說：「（將研究所）變成一座無聊卻又體面的研究生院，專門製造研究生。」艾倫•華滋公開反對董事會主席，辭去了院長職務，他還繼續在研究所教了一個學期的課。董事會主席威脅要解雇其他教員，包括申紀明。
新任院長是歐內斯特•埃傑頓•伍德（Ernest Egerton Wood），他是一位年紀較大的神智論者（Theosophist）。他一度曾是神智學會（Theosophical Society）主席的候選人，他在印度生活了38年，寫了將近20本有關亞洲事務的書，其中一部份由神智學會出版。然而，在研究所的學生的眼中，他卻是個「老古董」，是行將消亡的西方的東方學者中的一份子，對新一代的靈性探尋者毫不暸解。正如尤金所說，「他以神智學的觀點作了一次題為『愛默生——東西方的橋梁』的演講……他的那些（印度神智學專業的）學生都是些小老太，如果沒有通靈會或通靈者聚會的話，她們就會來研究所。」尤金在這一時期寫了學期的主要論文《偽宗敎與當今時代》，也許並非出於偶然。在論文的一開始，尤金就揭露了神智主義是一種靈性的欺詐。
「如果研究所幸存了下來的話，」尤金在他的一些信中寫道，「它會成為一個猶如偽印度教的組織……現在它正式成為一個『專家』機構，但它卻不能成為這樣一個『專家』機構，因為伯克利（Berkeley）的加里弗尼亞大學在這一點上做的更好……只要申紀明還在，我就會留在研究所，但是他自己對前景卻感到非常沮喪。」
1957年春，申紀明離開了研究所，尤金也和他一起走了。大約在一年後，太平洋學院斷絕了與研究所的關系，用艾倫•華滋的話說：「研究所消失在陰霾之中。」
現在尤金成了一個不上大學的大學生。假如一所美國大學沒有像申紀明那樣的講授傳統的教師，他是不會在那裏學習中國哲學的。「我將與我的中國教授呆在一起。」他寫道，「他是迄今為止我所認識的唯一一位能夠講授中國哲學的中國學者。」尤金寫信給他以前在波莫納大學時的中文老師陳守義，詢問是否可以為申紀明在波莫納大學的哲學宗教系裏謀一個教席，但是被遺憾地告知沒有。
現在申紀明成了舊金山的一個私家教師，尤金成了他主要的學生。尤金幫助他翻譯、編輯，並將他的手稿用英文打出來。在這些手稿中有一部獨特的有關中國最古老的經典《易經》的注釋，申紀明在書中指出這部經典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是如何在每一時代完美地表達出中國文化的精髓的，揭示出一個文明是如何從純潔無染的狀態越來越為腐朽墮落所侵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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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秋天，尤金仍跟隨申紀明在舊金山學習，在此期間，為完成他的東方語言學的碩士學位，他在伯克利的加里弗尼亞大學注了冊。
伯克利城位於舊金山海灣的另一邊。加里弗尼亞大學的校園被人稱為「卡爾」（Cal）。那裏有超過20000名學生，「卡爾」比波莫納大學大好幾倍。波莫納大學更具有一種團體氛圍，而「卡爾」的學生則來自世界各地，那裏十分制度化，加里弗尼亞大學的學生大多不為人知。由於波莫納大學是由公理會信徒所創辦的私立大學，因此「堅持基督文明」便成為其辦學宗旨，而加里弗尼亞大學是州立大學，對宗教則持一種普遍的人文主義懷疑論。
「卡爾」開設有良好的東方語言研究課程，但是，對尤金那樣的學生而言，加里弗尼亞大學最好的資源就是它的圖書館，正如我們已經說過的，那裏收藏有全美數量最多的亞洲典籍。
尤金並未在「卡爾」學習中國哲學，他相信在那裏不會有人充分地講授中國哲學。他的目標僅僅只是為了能掌握古漢語，以便按照蓋農的精神，運用這一工具向西方人展現中國哲學的本質。在伯克利學習期間，尤金還學了日語、拉丁語、古希臘語以及梵語。由於東方語言系不開設梵語課程，尤金只得自學梵語，這在系裏的某些人看來是件非比尋常的事。
1958年，尤金選修了中國詩學這門良好課程，在這門課上他將一些中國古詩以優美的文字譯成了英語。他很喜歡這門課程的老師——陳世驤教授，尤金說陳教授對中國文學有眞正的領受，「從不誇大其辭」。然而，與申紀明相比，尤金發現伯克利的其他漢學教授的學術取向都是他稱之為「極其令人厭煩」的那種。「如果中國就像他們所說的那樣，」他這樣寫道，「我看不出他們未來還能有什麼出路。但是他們卻幸存了下來，他們甚至變得更『熱情』更『獨特』了，儘管那熱情是做作的，並且那種獨創性極其愚拙……幸好，我所切望的學習不在課程之內。」
1958年，申紀明去了紐約，他先前曾住在那裏。尤金獨自一人留了下來，再也沒有老師指導他研究他所切望的哲學了。「我的中國哲學還處於入門階段。」尤金不無遺憾的這樣說。
申紀明在紐約成為正在籌建中的東西方學院的教職成員。剛開始時，他寫了幾封措辭樂觀的信向尤金談論他新的職位，但是幾個月後，很顯然，新的學院並不適合他。尤金繼續在遙遠的美國西海岸將申紀明的手稿加以編輯，並用打字機打出來。他仍與申紀明保持聯繫，告訴他在加里弗尼亞大學學習古漢語的進度如何。1958年11月，他收到了下面這封來自申紀明的信：
親愛的尤金：
很高興收到你的來信，得知你今年秋天在加里弗尼亞大學選修了五門課程，令我深感欣慰，因為這些課程比起你上個學年所選修的課程更令人感到興趣。在我看來，你今年所選修的這幾門課程對你的漢語學習是很有幫助的。他們能使你熟練掌握漢語。當然，語言只是一種工具，而非目的。雖然如此，沒有工具，卻又無法抵達目的地……如果你想要了解（中國）古典哲學的義理，那麼由宋明理學家們所作的經典注釋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這些注釋指出了這些經典的義理……
很高興聽說陳先生對中國的古詩有自己的感受，而非僅僅把知識儲存在頭腦裏。我從未見過他，希望將來能與他見面……
至於東西方學院……就算它開始運作起來了，我想對我也不是個好去處，因為課程設置極為混亂。（還開設有烹飪與舞蹈等課程。）我想這對未來而言不是個好兆頭。因此，迄今為止，除了讀書之外，我仍在為明年尋找一個職位……祝你一切安好。
你的道友：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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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蓋農向他顯明現代世界完全是「畸形怪物」以來，尤金日益發現生活在這個被他稱之為「現代生活的瘋狂與地獄」之中是無法忍受的。為了對現代文明的人造而像水泥般僵化的世界表示蔑視，他故意不考駕駛執照。他避免坐公車，但卻同意坐火車。他在城裏來往時，主要靠步行。他厭惡電視，認為是電視把人類眾多的思想統一成這個時代惟一的變態思想。對所有被認為是受公眾歡迎的流行觀念，他即使不表示完全的鄙視，也認為是值得懷疑的。他稱那些智力淺薄、言談空洞卻又說個不停的人為「露西」，他特別無法忍受這種人。對他而言，一個「露西」就是這樣一種人的縮影：他們打斷課堂討論，闡釋他或她自己的令人厭煩的觀點，為了禮貌，強迫所有的人聆聽並思考種種愚蠢的想法。他說：「民主就是按照許多露西們的觀點來進行管理。」
為了逃離現代社會尤金曾使自己成為社會不滿份子中的一員，但是現在已經證明，這也是死路一條。他發現他那代人的反對傳統只是另一種現代時尚而已，只是現代文明的產物與征兆而已，不是另一種可以取代現代文明的替代物。於是，他不僅感到與社會疏離，也疏遠了那些本身反叛現代文明的人。他寫道：「觀察舊金山社會生活的各個不同層面是件有趣的事，從那些聲名狼藉不受大家歡迎的人到那些受人喜愛的時髦人物（以及不同的使人成為不受歡迎或受歡迎的方法），所有這些人彼此並肩而立，卻對彼此的存在毫無意識。我感到困惑的是：我到底是屬於哪一類人。」
1958年，「披頭族運動」發展到了頂峰，這一運動不斷地想要將藝術、音樂與文學拓展到一個更自由的形式，用這一運動的創始人傑克•凱魯阿克（Jack Kerouac）的話說，運動「要神秘地超脫社會張力與性張力，使之得以放松。」詩人與爵士樂手開始聚集在舊金山的北部海灘地區。尤金去了那裏，但是卻未給他留下什麼印象。「我們最近參加了一次『披頭族』的派對，」他在一封信中寫道，「太無聊了，他們打着崩戈鼓（不管他們稱之為什麼），與赫布•凱恩在一起。」
在一個場合下，尤金遇見了傑克•凱魯阿克本人。十年前，此人為那一代人取名為「披頭族」。「仿佛我們是鬼鬼祟祟的一代人，」凱魯阿克在那些日子裏這樣說，「……是垮掉的那種人，對於所有形式及社會風俗都感到厭煩……所以，我猜想你們可能會說我們是『垮掉的一代（披頭族）』。」和尤金一樣，凱魯阿克有着強烈地基督徒意識，感到想要生活在上帝意志之外是可悲的。凱氏也像尤金那樣，他一度對佛教感興趣，但是卻發現若要治癒他靈魂的創傷，佛敎是無能為力的。
尤金還遇到了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他是凱魯阿克所寫的《法丐》（Dharma bums）一書中的禪修英雄，他是艾倫•華滋的朋友，曾到訪過亞洲研究所幾次。一位研究「披頭族」的歷史學者曾這樣寫道：「凱魯阿克對斯奈德的品德以及生活方式的描寫成為十多年後嬉皮士文化的藍圖。」
「垮掉的一代」運動一旦風靡美國，遊客與旁觀者就開始聚集到北部海灘區，想要看看「真正」的「披頭士」。用尤金的話說，那裏成了「那些留着胡子的爭強好勝的孩子們」的居住區，「他們突然發現他們是『垮掉的』，並且風靡一時。」與此同時，像凱魯阿克——那些這一無止境的曲折探求的上了年紀的老手——那樣真正的「披頭士」，卻發現他們難以掌控的能量被停滯與失望所取代。僅僅只是想要活出圓滿生命是無法使生命充滿意義的。當然，尤金認同凱魯阿克對世界所感到的厭倦、他的探尋，也認同他將受苦視為最高的德行。（「我生來是為受苦。」凱魯阿克曾這樣說。）但是他也發現，這種探尋與受苦本身除了使其自身永久存在之外，並無其它目標，因此，它是自私的，並且也是自我毀滅的。尤金當時在一封信中寫道：「『垮掉的一代』……看來似乎可愛，但卻被完全擊敗了[ 尤金在此處用了雙關語。因為在英文中「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意為被擊敗了的一代。——漢譯者註]。」
但是，「垮掉的一代」的價值並非死去。用凱魯阿克的話說：「博普爵士樂的景像成為通俗商業文化界的共同財富……提取麻醉品成為官方的行為（鎮靜劑及其它），甚至披頭族的服裝樣式也在新一代搖滾青年樂手身上延續了下來……『垮掉的一代』雖然死了，但它卻復活了，其合理性得到了證明。」
作為由「垮掉的一代」運動所開創的靈性需求的一部份，能產生幻覺的麻醉品開始被人使用，人們以為它們具有靈性的價值。這其中的第一個倡導者是奧爾德斯•赫胥黎——《勇敢的新世界》一書的作者，他於1953年出版了講述他使用酶斯卡靈（一種致幻劑）所產生的迷幻體驗的《知覺之門》（The Doors of Perception）一書。他們中的第二個推廣者就是艾倫•華滋，他是赫胥黎的老友。就在他離開他在亞洲研究所的教職之後的那一年（1958年），作為在洛杉磯的加里弗尼亞大學中所進行的一次受到控制的試驗的一部份，華滋服用了一種合成迷幻藥（麥角酸二乙基醯胺，LSD）。他繼續服用這種迷幻藥許多次，1962年，他寫了一本講述他通過這種迷幻藥所達致的所謂「神秘體驗」的書——《喜樂的宇宙哲學》。（根據尤金在中國與印度傳統中所發現的差異，華滋書中所描寫的經驗值得注意：「很奇怪，考慮到我在那時對禪佛教的專注，這些經驗更像印度的傳統，而非中國的傳統。不知何故，在不知不覺之中印度的神話與圖像導向這些經驗。」）也就是在1962年，華滋從哈佛大學得到了為期兩年的旅行研究的獎學金，他在哈佛結識了哈佛大學的教授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利里在1962年第一次服用了這種迷幻藥，之後就將這種迷幻經驗鼓吹為一種新的世界宗教。儘管用華滋自己的話說，他對「看到蒂莫西將自己轉變為受人歡迎的臨街彌賽亞，使自己的名字出現在霓虹燈裏」感到很沮喪，但他本人早已做了許多吸引年青一代人接受迷幻藥的事，並向他們保證迷幻藥能帶來神秘的覺悟。
尤金讀了《知覺之門》，他在研究了赫胥黎的迷幻體驗之後這樣評論道：「麻醉劑增強了（人的）敏感程度，但卻沒有（或者只是以極其次要的方式）提升人的意識……（它）帶來一種知覺上的變化，這是主觀的變化——並非在存在層面上的改變。宗教所希望的就是這種存在層面上的改變。」
就在進行迷幻藥試驗的最初幾年裏（差不多要到十年後，迷幻藥試驗才被宣布為非法的），尤金的一個朋友埃里克試圖勸說他也去試一下。「這個青年人，」尤金回憶道，「是個典型的宗教追尋者，他對我說：『不管你對麻醉品的危險性說些什麼，你一定會承認它比美國人日常生活（亦即靈性死亡）更好。』我對此並不認同，因為即使在那時我已開始隱約看見，靈性生活的發展有兩個方向：一個方向引人從腐朽的日常生活中得到提升；而另一方向則引人更墮落，它將導致靈性（也包括肉體）的死亡。他沿着自己的路走下去，在他三十歲之前，他看上去已是個行將就木的老人了，他的精神被摧毀了，放棄了任何對真實的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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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通過他那化學方法以求獲得提升的「探尋」，在不多的幾年內就達到了整個社會以一種更為漸近的進程所指向的狀態。尤金本人也參加了最初的反文化運動，這一反文化運動非但沒有阻止社會的這一發展「進程」，反而加速了這一「進程」。在他所生活的那個時代的盡頭，尤金發現這只是死路一條，充滿了瘋狂與放蕩。一天，他這樣寫道：
「我們知道得太多了，以致沒有看到冬天是唯一的季節，因為現在就是冬天，並且將永遠是冬天。
「城市——儘管其本身是不可避免的——仍是一臺使人變得野蠻的機器；不論城市怎樣，我們卻仍是盲目的。不可避免的，大地被鋪上了道路，而世人卻喪失了人性。禍哉，世人，藉着世人，罪惡進入了世界！沒有人再相信上帝的永罰了，甚至人們更着眼於『未來』，這真是具有諷刺意味的事。有趣的是，我們的想像力太小了，除了比一個美麗的新世界、或是1984年、或是一場『核戰爭』更加『可怕的』事外，我們什麼也不能想像。我們一定有許多東西要學，我們忘記得太多了。
「啊，一條勇敢而全新的死路！」
在現代世界的死路的盡頭，尤金看到了地獄與永罰。但是，儘管他拒絕這個世界，他卻仍是其中的一份子，仍然陷於它的絕望之中。
但是，離開此世的出口卻一直就在他身邊。不多幾年後，當他最終認識到這一點時，他寫道：「基督是唯一能脫離此世的出口，所有其它的出口——性狂喜、政治烏托邦、經濟自主——都只是一條死路，在這些路上到處都是許多嘗試走這條路的人留下的腐爛屍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