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園與烏托邦：樂園的時代（一）
導 言
在西方世界出現之前，基督教世界已經存在。這本書講述了這兩個世界是如何形成的故事。這是一段較長歷史的第一部分，儘管我們對這段歷史的記憶已日漸模糊，但這段歷史仍需要我們的關注和尊重。
今天，我們西方人生活在一種高度文化遺忘的狀態中。我們幾乎完全沒有根。我們知道在我們周遭正發生著價值觀的危機，而我們的文化也越來越難維持其自身。自殺率、成癮率、離婚率、墮胎率──所有這些都表明如今我們處於一個黑暗的時代，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具自我毀滅性，因此也更為不祥。
然而，奇怪的是，當我們越來越深地陷入這一黑暗中時，我們的經濟卻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為我們提供食物、娛樂和自由。世界不斷向前邁進，然而我們卻漸漸被其無根的激情所麻痹。我們追求的越多、獲得的越多，卻意識到我們實際上變得越來越少──無可比擬地比我們的祖先少。要像他們一樣真實地生活，並堅持那些在神聖的傳統中代代相傳、可追溯到古老的迷霧之中的價值觀──這似乎不再可能了。
但是，我們有些人卻意識到，西方文明曾經是一個與現在非常不同的文明。我們意識到基督教曾經是這個文明的核心，即使它與古典人文主義共存並利用其豐富的內涵。最後，我們還意識到，如果我們想要為我們的文化重建強大而又提供營養的根，我們將需要認真對待基督教的過去，因為基督教世界是西方曾經的樣子。
本書是四卷有關基督教世界的歷史的第一卷，基督教是一種具有支持文化的文明，引導其成員走向世界的屬天轉化。這一歷史著作出現在一個西方基督教的根似乎已經枯萎、幾乎奄奄一息的時代。事實上，在我們看來，這些基督教的根正被有系統地從土壤中拔除。取而代之的是世俗的、明顯地敵基督教的根。
例如，在我居住的美國鄉村，最近的報紙文章記錄了這樣的一些事情：一所高中因其主教練在足球比賽上公開祈禱而將他解僱；一個校區刻意聘請一位經歷過「性別重置」、在校園裡穿著像女性一樣的男子擔任其首席心理學家（即負責數百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教員）；一個市議會擴大了允許社區成員在會議上發言的標準，鼓勵公開援引無神論價值觀，向新異教神靈呼求。主流媒體幾乎每天都在記錄美國其他地區和其他地方的無數例子，出於某種原因，這些媒體似乎仍然認為杜絕基督教世界的文化具有新聞價值。
但這已經不足為奇了。過去曾激怒社會保守派的事情，現在已經成為常態。一代人之前，詹姆斯•戴維森•亨特（James Davison Hunter）用「文化戰爭」一詞來描述美國傳統社會價值觀的捍衛者與其進步主義對手之間的衝突。亨特是在里根時代之後寫下這本書的，當時保守的政治力量，例如「道德多數」，似乎對性解放的進展，尤其是對最高法院頒布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使全國墮胎合法化的「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的勝訴，提供了有效的抵抗。
這種政治勢頭在90年代克林頓政府時期有所減弱，而奧巴馬政府在布什八年任期後上台，似乎進一步推動了這一進步事業。在進步主義發展的高峰期，最高法院在2015年的奧伯格費爾訴霍奇斯案（Obergefell v. Hodges）裁決中，重新定義了婚姻，將同性關係納入其中。在這場重大但並不意外的事件之後，奧巴馬總統下令用燈光在白宮外牆上打上彩虹色，以表明他的政府對這一事業的支持。
唐納德•特朗普在2016年的勝選暗示著保守派文化議題的復興即將來臨，然而其長期影響卻是不確定的。透過政治措施捍衛基督宗教的可能性已變得非常值得商榷。
最近，有四本書因承認這一點而廣受關注。羅德•德雷赫（Rod Dreher）的《本篤選項》（The Benedict Option）最有力地談到了21世紀的新情況。該書的導言指出：「始於20世紀60年代性解放的文化戰爭，現在已經以基督教保守派的失敗而告終。」另一本書，安東尼•埃索倫（Anthony Esolen）的《從灰燼中重生》（Out of the Ashes）也以類似的詞語結尾。它評論道：「我們周圍的世界不是基督教的，」又補充說，「甚至也不是心智健全的異教世界。」
查爾斯•查普特（Charles Chaput）在《異鄉異客》（Strangers in a Strange Land）中寫道，奧伯格費爾訴霍奇斯案「以獨特而強有力的方式證實了，我們生活在一個與過去截然不同的國家。聖經信仰曾經在我們公共廣場上發出的特殊聲音，現在已經消失了。」結果是，西方已成為敵視傳統基督教的文明。「那些對性、婚姻和家庭持有古典觀念的人，在短短二十年內，從主流信念的支柱變成了媒體眼中的種族主義者和偏執狂。」用《復活基督教社會的理念》（Resurrecting the Idea of a Christian Society）作者雷諾（R. R. Reno）簡短的話語來說：「基督教世界已不復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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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基督教世界真的死了嗎？我們不妨在此暫停一下，我們要問一下，「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這個崇高卻又相當模糊的詞語到底是什麼意思，或者說應該是什麼意思。它源於九世紀英格蘭阿爾弗雷德大帝宮廷使用的古英語。在語言學上，它與拉丁語詞彙「corpus christianum」有關，意思是「基督徒團體」，這是西方創造的詞彙，在大分裂之後，開始用來表示受羅馬教宗管轄的領土。這一意義本身與「respublica christiana」（「基督教共同體」）有著較遠的關聯，「respublica christiana」是另一個有著更明確的政治性的拉丁語詞彙，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查士丁尼大帝時代。這些教會和政治內涵正是沃倫•卡羅爾（Warren Carroll）在大約一代人之前撰寫的六卷本《基督教世界的歷史》（History of Christendom）時所想到的。
然而，這種對「基督教世界」一詞的用法過於狹隘。它暗示了一個先決條件，即一個名副其實的基督教文明必須包括對基督教的顯著政治支持。這排除了君士坦丁之前的幾個世紀，也排除了西方近代歷史的很大一部分。此外，這種定義在一個非常有限的歷史背景下，即十一至十六世紀西歐的天主教，得到了最充分的表達。
我將更廣泛地使用「基督教世界」一詞。它將指源於教會歷史伊始時就有的傳統基督教的整個文明。然而，這並不是教會歷史的研究，儘管教會肯定會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它更像是克里斯多夫‧道森（Christopher Dawson）很久以前所追求的歷史──可以稱之為基督教文明的文化史。正如這位傑出的羅馬天主教學者所指出的，基督教是一種「文化創造」力量，遠遠超出了傳統所理解的教會生活。特別是，教會關於聖言降生成人（道成肉身）的教義不可避免地促使教會與她周遭的世界或宇宙發生密切的關係。
的確，本卷與後續的幾卷將展示基督教文化的宇宙觀有多麼豐富。有些人認為基督教及其對天國的關注本質上是彼岸世界的。這可能非常具有誤導性。當天主成為人時，世界從一個完全超越的神的遙遠創造轉變為天國藉以臨在的聖事性方法。事實上，像早期的諾斯底主義者和幻像論者那樣，相信基督將世界同化為自己的重要性有限，或在某種程度上是不真實的，這是異端。
由於傳統基督教的宇宙觀以聖言降生成人的教義為基礎，因此其人類學也是如此。人（希臘語中的「anthropos」），作為創造的一部分，直接被基督的降生成人和聖神內住所轉化。他成為小宇宙（microcosmos），最直接體驗天國臨在的「小世界」。
這種體驗不是被動的。從一開始，基督教世界就包含了所謂的「轉化的命令」──福音使命，藉由使宇宙與天國聯合在一起來參與宇宙的更新。沒有其他宗教曾經或能夠做到這一點。這就是為什麼基督教世界成為最能改變世界歷史進程的文明。受這一命令的啟發和驅使，兩千年來，它的子女向世界所尋求的，超越了其在自然狀態下所能提供的。
但實現這一轉化命令有兩種根本不同的方式。第一種根植於基督教的謙卑之德。它具有痛懺的特徵，在基督教世界的最初十五個世紀裡起著指導作用。遵循基督的誡命悔改，傳統基督教將注意力轉向內在，呼籲個人生活的屬靈轉化。其最詳盡的表達是每年在慶祝基督復活之前所舉行的齋戒期的文化儀式。由於基本上對人獲享與天主共融的能力持樂觀態度──福音中浪子的比喻是最強有力的表達──早期基督教世界的轉化命令促進了天國或樂園的體驗。
對這一轉化命令的另一種截然不同的回應出現在文藝復興時期。厭倦了幾個世紀以來在西方基督教世界不斷增加的對人的狀況過度悲觀的描述（基督教東部相對較少受到這種發展的影響），知識分子開始重新定向這一轉化命令，使之轉向外在，從而產生了一種根植於基督教熱心之德的轉化模式。雖然這種情況下的福音靈感可能是基督潔淨聖殿，但結果往往是居高臨下的忿怒。簡言之，人文主義者和隨後的虛無主義者不再將世界沒有與天國聯合在一起視為自己的過錯，而是責怪他人。
忿怒的精神激勵著人文主義者，從彼特拉克開始（應該說，他自己完全有能力悔改），並在隨後的幾個世紀中不斷增長。現代西方知識分子和受其影響的人越來越脫離謙卑之德和實踐悔改，最終被忿怒帶向了對傳統基督教的拒絕。世俗的啟蒙運動、浪漫主義時代，最明顯的是，雅各賓法國和共產主義俄羅斯的革命變革，都揭示了這一點。
如果說大齋期的公共儀式是早期基督教文化的特徵，那麼選舉辯論的公共儀式就是現代基督教文化的特徵。兩者都極其樂觀，並承諾世界的轉變，但卻是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前者指向樂園，後者則邁向烏托邦。
「烏托邦」這個希臘詞的字面意思是「沒有的地方」。它是在文藝復興時期由一位名叫多默•摩爾的基督教人文主義者創造的，他對天國的熱情表現為對當時西方基督教世界中任何地方都無法完全體驗到天國的忿怒。因此，可以說西方的歷史要麼通向樂園，要麼無處可去。
在接下來的幾卷中，我將展示：在文藝復興時期，根本上是痛懺而又內化的世界轉化體驗，是如何轉變為忿怒而又外化的體驗的。這一轉變是基督教歷史上的關鍵時刻。對人與世界的悲觀主義的興起（世界先於這種悲觀主義而存在，並實際上激發了它），對西方文化構成了一種生存威脅。這是一場文化危機，與西方今天經歷的危機並無不同。與我們的危機一樣，它需要一個回應。
當時，對於基督教世界的男女，只有兩條路可走。當時的人最終選擇的是一條尚未走過的路，一條將西方從天國重定向到自然世界的機會和快樂的路。另一個選項是西方重新發現東方基督教世界，在東方，通往天堂的可靠道路被廣泛踐行，並為人熟知。這將在文藝復興時期帶來一種非常不同的古代文化復興。不幸的是，當時的人並沒有走這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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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一位名為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的默默無名的德國哲學家出版了一部名為《西方的沒落》的作品的第一卷。如果說2018年對我們的文明來說是糟糕的一年，那麼1918年則無可比擬地更糟。基督教支離破碎，成為受過教育者的嘲笑對象，而人文主義則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血腥戰場上暴露為一場幻象。歐洲人和美國人──西方的核心人口──厭倦了似乎只帶來苦難和虛假進步承諾的文明。
斯賓格勒的衰落敘事，他對西方人認為是其文明和文化的要素的一切即將滅亡的描述，被證明是引人入勝的。這本書成為暢銷書。隨後出現了大蕭條、斯大林主義、納粹主義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斯賓格勒似乎成了一位先知。
但他錯了。西方並沒有崩潰，甚至沒有開始動搖。它經歷了歷史上最艱苦的戰爭，成了全球的強權。而且，在斯賓格勒的書出版後的一個世紀裡，西方不可估量地擴張，成為全球經濟繁榮、社會正義和政治自由的燈塔。
確實，它的極權運動可能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破壞，使政治精英本能地對宏偉的思想持懷疑態度。它的高尚文化可能已經崩潰，曾經吸引其藝術家的現代主義對許多人來說已經幾乎完全破產。在世俗化侵蝕下倖存下來的西方基督教也沒有多大幫助，儘管從卡爾•巴特（Karl Barth）到艾略特（T. S. Eliot）再到劉易斯（C. S. Lewis）的著名知識分子和神學家都曾受到它的啟發。
斯賓格勒的預測是錯誤的，但結論雖然是錯誤的，但其理由卻是正確的。他對文化疾病的診斷基本上是正確的，即使病人意外康復了。
在他的這一名著出版一百週年之際，斯賓格勒提供了一種思考西方的方法，將文化與文明區分開來。在他看來，前者先於後者，並且與後者有實質性的區別。他認為，一個起源文化會形成其自身，並最終，如果它有效，會通過制度化其信仰和價值觀來轉化其周圍的世界。結果是形成一個文明，它代表了這些信仰和價值觀的一種外在化，代表了一種形式化的生活體系，最終無論原始文化是否強大、健康，都會自我延續。根據斯賓格勒的說法，文明因此是「文化的不可避免的命運」。然而，如果起源文化開始衰落，就像西方的基督教文化肯定已經衰落一樣，它所產生的文明即便沒有它，仍會繼續向前發展。由於其信仰和價值觀被連根拔除，它會不可避免地尋求新的信仰和價值觀。
這就是基督教世界。作為一個文明，它起源於一世紀的傳統基督教文化，並繼續從該文化汲取力量達千年之久。這是一個樂園的時代，一個天國經驗在崇拜、思想和藝術中普遍彰顯的時期。基督教世界的文化重心是東方，在那裡，教會的教父將救恩定義為神化，即人聖事性地直接有份於天主的生活。
然而，在八世紀，在羅馬教宗與查理曼大帝宮廷的理論家之間歷史性的偶然聯盟的影響下，基督教世界開始出現明顯的西方變體。到了十一世紀，這種分離的過程達到了臨界點。1054年東西方之間的聖事共融永久斷絕，隨之而來的一個分裂的時代。
在拜占庭和後來的俄羅斯，東方正統基督教世界傾向於維護對基督教起源文化的堅持。另一方面，西方則踏上了一系列教義創新的道路，例如教宗的至上權威和煉獄懲罰，這些極大地改變了其信仰和文化的特徵。在這個時代的末期，西方的宗教改革者將他們與羅馬天主教會的分裂合理化，聲稱該教會本身已經偏離了早期教會，他們忿怒地試圖將它復原。
然而，此時西方基督教世界正在失去其原有的文化依止處。宗教改革之前的幾個世紀標誌著一種困境。由於與東方脫離──在東方樂園文化在諸如聖像敬禮和修行主義等實踐中繼續繁榮──西方開始經歷到一種日益增長的不安，侵蝕了其對人與天主共融的能力的信心。刻意描繪受難的基督的令人不安的畫像開始大量湧現（著名的「死亡之舞」也是如此），對於數百萬信徒來說，在他們希望體驗到樂園的喜樂之前，一個難以估量的漫長的煉獄懲罰時期在墳墓之外若隱若現。正是在這個時候，天國被有效地從這個世界驅逐到另一個世界。
在此背景下，文藝復興不只是對古典人文主義的重新發現，也是對西方基督教世界宇宙論和人類學日益增長的悲觀主義的反應。世俗的人文主義填補了傳統基督教衰落所造成的空白，並將在未來幾個世紀內支撐西方，為上述轉化命令的必要性提供了一個截然不同但卻同樣引人注目的參考點。在這個烏托邦的時代，基督教世界將達到新的高度，但卻是作為一種不再植根於孕育它的文化的文明。
如果文明是斯賓格勒所說是悲劇性「文化命運」──亦即，如果它在文化靈魂枯萎許久之後仍舊延續其各種政治、智識、經濟和社會的構成──那麼二十世紀的災難就是西方背離傳統基督教的必然結果。對於一個在世俗人文主義的偽文化中生存了數個世紀的文明來說，虛無主義的時代是唯一可能的結果。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世紀中，這種文化呈現出如此眾多的豐碑式表現，從米開朗基羅到馬克思。
然而，正如無神論者弗里德里希•尼采以其特有的憤慨所宣告的那樣，清算是不可避免的。他的虛無主義似乎為極權主義和全面戰爭的經驗所證實。這些駭人聽聞的恐怖事件是前所未有的，以至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西方陷入了自我懷疑和多元主義的深淵，這一現象已被喬治•魏格爾（George Weigel）仔細分析。
在第三個千禧年的黎明，後基督教的基督教世界背負著數百萬人的墮胎死亡人數，而至少在歐洲，出生率表明人口自殺的開始。這是一個無法復興恢復其原始基督教文化所必須的信仰的文明，對其昔日世俗人文主義的替代文化過於懷疑，無法再大規模地維持下去。正如艾略特在其同名詩中所說，我們確實已經成為「空心人」，「對碎石的祈禱」。我們不再知道該尊崇什麼，或尊崇誰，但我們仍然以某種方式沉浸在逐漸消逝的榮耀中。我們西方人已經不再是我們的文化曾經造就的樣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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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西方的歷史還沒有結束。事實上，有抱有希望的真正理由。畢竟，造成基督教世界的基督信仰，如果沒有對天主與祂子民的共融，沒有對祂的聖子耶穌基督的復活的盼望，就什麼都不是。我已經講述了最近出現的四本書，它們涉及我們當前的文化危機。如果四本書中的每一本都可以比作與其他樂器和諧演奏的獨特樂器，那麼這個四重奏肯定是以小調創作的。最好緩慢地演奏。然而，就像貝多芬著名的第十四弦樂四重奏一樣，悲傷的開頭可以強勁地以勝利的大調結尾。雖然他們哀嘆西方基督教文化的衰落，但這一反文化的基督教四重奏──正如這些書可能被稱為的那樣──絕不會被它打敗。
查普特總主教在《異鄉異客》中，以對希望的明確反思，開始論述西方文化。他提醒讀者，基督徒沒有「絕望這一奢侈」。四位作者中最憂鬱的德雷赫（《本篤選項》）可能不看好文化突然轉變的希望，但他呼籲基督徒「戰略性撤離」主流社會，是基於這樣的理解：最終，當西方再次欣賞其基督教之根的價值時，新的一天將會來臨。
更重要的是，雷諾在《復活基督教社會的理念》中揭露了世俗主義的道德不一致和欺騙，聲稱一旦這些問題得到解決，一個明確的基督教社會將再次具有吸引力。同樣，埃索倫在《從灰燼中重生》中預測了西方世界的精神覺醒。他滿懷希望地總結道，有一天，我們的社會將擺脫世俗主義的折磨人的夢境，問自己為什麼曾經擁抱性別意識形態、實踐大規模墮胎，並如此無恥地屈服於自我崇拜的道德偽善。他預測，當這些「愚蠢、殘酷和謊言」最終被揭露出它們的真實面目時，基督教的社會願景將再次在我們的公共廣場上產生共鳴。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前面的道路需要我們下定決心，了解我們是如何走到今天的。劉易斯有句名言：文明的進步，需要一個目標。如果它所選擇的道路正在把它帶離那個目標，那麼，為了文明的進步，就需要回溯歷史的腳步，回到它誤入歧途的十字路口。近年來，我們需要回歸更真實、更傳統的文化基礎的需求變得越來越明顯，正如我們受人尊敬的反文化的基督教四重奏所提醒我們的。
這些作者提出的問題，答案可以在歷史中找到，許多答案都深埋在我們最遙遠的過去。我們只需要去尋找，並決心從中學習。本書將表明，對這危機所做的傳統描述是歷史性短視。當代文化上的保守者的一個失敗之處在於，他們像許多美國人一樣，缺乏對歷史的深刻理解。他們眼界的最遠處實際上並不太遙遠。對於一些人來說，美國文化的危機可追溯到清教主義，而對於其他人來說，則可追溯到較近期的憲法框架。在許多情況下，僅僅一代人之前的性解放也被視為最重要的參考點。然而，這些事件都不是原始的。它們以及其他與之相關的事件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們是由一個更具有因果關係且深深植根於西方過去的事件所引發的。
那一事件就是大分裂──在十一世紀達致高潮的東西方教會之間聖事共融的斷絕。在此之前，不存在一個明確的「西方」，也不存在一個必然與之對立的「東方」。只存在基督教世界。基督教世界的分裂引發了長達千年的文化衰落，而我們這個時代的虛無主義終於將這一衰落揭露了出來。對於西方而言，失去與東方──這個基督教樂園特徵的偉大承載者──的文化和精神聯繫，是一場比歷史上任何悲劇都更為壯麗的悲劇。這是一場古典意義上的悲劇，因為它源於一種有力且高尚的努力，旨在從精神上轉變世界。它之所以壯麗，是因為它導致了一系列其他文明從未匹敵的世俗成就。
然而，正如偉大的正教神學家格奧爾基•弗洛羅夫斯基（Georges Florovsky）曾經所言，歷史是一場「創造性的悲劇」。我們可以從中學習，也可以通過與創造歷史者的接觸而獲得屬靈成長。想到本可能發生的事情，可能會讓我們心碎。但歷史向我們揭示的現實比我們所有的現代夢想和失望更有價值。只有回到遙遠的過去，我們才能希望看到我們失去了什麼。只有記住，或者更準確地說，重新記住──因為這將需要以一種新的方式來記憶──西方曾經是什麼樣的歷史，我們才能希望恢復它曾經可能成為的樣子。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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