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二章　超越時尚的神學

　

　

1976年，伊望總主教去世十周年後的一個月，塞拉芬神父向聚集在一起的弟兄們，就他稱之為伊望總主教神學的「主要特點」──自由──這一主題發表了演講。「他完全沉浸在正教傳統之中，」塞拉芬神父說，「他本身就是真正的正教神學的源泉。他沒有受到任何外來的影響，也不會因為某些爭議而過分強調傳統的某一部分……我們從他的著作中學到的重要東西是：站在超越神學鬥爭的高度之上。如果你拿起伊望總主教的任何著作，無論是講道還是長文，你都會發現絕對沒有爭論。即使在他與謝爾蓋•布爾加科夫神父這樣的人『論戰』時，他不得不指出他在哪些地方錯誤地引用了教父的話，在哪些地方他的教導不是正教的──即使在這種情况下，你也不會覺得他在像我們的學術神學家一樣在爭吵。相反，他非常冷靜。若存在著教父的某一教導──他就指出；若謝爾蓋•布爾加科夫神父偏離了正教的教導，他也會指出。他的話令人信服，不是因為他的邏輯論證，而是因為他以原始的文獻 給出了教父的教導。

「有些上學術院校的人非常喜歡『證明』別人的觀點有偏差，從而取得『勝利』。這就像大學生打架。伊望總主教卻超越其上，他冷靜而清晰地指出教會的真正教導是什麼，而不為一點小事而激動。他這種自由的神學精神對我們非常重要……

「對伊望總主教來說，教會的教導首先是我們在諸聖教父的集禱頌中所誦唸的：是「由自上而來的神學所織成」的某種東西。它來自上帝；有著一種不同的味道；它不是簡單地從書本上讀到的東西。你書本上讀到的東西對你有幫助；學習它是件好事。但我們必須記住，超越其上的是自上而來、由上帝而來的神學。

「這就是伊望總主教今天給我們的啓示，實際上，他為我們樹立了榜樣，讓我們不要糾纏於小問題，而是要我們記住，神學是某種自上而來，由上帝而來的東西。他本人每天都參加神聖禮儀，他首先使用的就是這一資源。他引用教會禮儀的次數可能比現代任何其他神學家都多。因為對他來說，神學並不只是讀讀書，寫寫東西，而是首先在禮儀中吸收教會的教導。這就是為什麼他的著作中沒有爭論和論戰的態度，即使他是在證明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時候也是如此。」 【同年，1976 年，塞拉芬神父在撰寫《伊望•瑪克西莫維奇總主教的正教神學》一文時採采用了這次演講中的許多觀點。該文最初發表在《聖革爾曼日曆》上，後來作為《正教對誕神女的敬禮》一書的導言（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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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談到伊望總主教的神學精神時，塞拉芬神父當然是在描述他自己一直在努力追隨的榜樣。隨著在修道院的歲月流逝，他開始改變他發表的有關當代教會事務的文章的基調，摒棄了他早年狂熱時所採用的尖銳的論戰語氣。這種變化是微妙而漸進的，但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發生在1976年的明確轉折點，在這一年，塞拉芬神父就伊望總主教的著作提出了上述看法。我們要記得，就在那一年，「超級無誤派」的狂熱所引發的問題達到了頂峰：塞拉芬神父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他意識到自己早先發表的「狂熱」文章「幫助製造了一個怪物」。苦難帶來了更多的謙卑和信仰上的成熟。看到超級無誤派所成為的樣子，無休止地鬥爭，他看到了自己不想成為的樣子；他看到，對教會中的其他人採取嚴厲的態度，無論其理由多「正確」，往往會適得其反。他在1976年寫的一篇有關「王道」的文章中指出：「不幸的是，有時會發生這樣的情况，特別是在激烈的爭論中，一方誇大了正教基本上合理的立場，而另一方則誤解了這些立場。因此，在一些人的頭腦中造成了一種完全誤導性的印象，認為今天真正的正教事業是一種『極端主義』，是對當前為各正教會的領域裡所追隨的普遍盛行的『左翼』路綫的一種『右翼反動』。」

有鑒於此，也鑒於司祭職給他的生活帶來的謙卑的責任和挑戰，塞拉芬神父的著作自然而然地改變了基調。他自己也意識到了這種變化。在1981年的一封信中，他評論了多年來《正教之言》上的文章（尤其是那些關於莫斯科宗主教區的文章），他指出，「我們的語氣變得溫和了」，「我們的主教告訴我們，他們更喜歡這種方式。」他在另一封給英國的一家正教雜誌的編輯的信中寫道：「上帝賦予了我們自由的天賦，而我們這些能够行走、寫作和印刷的人有義務用內心真正的正教來激勵我們所能激勵的人。我並不反對在這裡或那裡發表一篇『引起爭辯』的文章（您在上一期發表的文章就不錯）。──但這樣的文章必須附帶講說某些更重要的內容，並且應該有一種超越單純的論戰和忿怒的同情語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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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拉芬神父也避免捲入曠日持久的公開爭論，以及無休止的反駁和自我辯解。當他看到傳承給他的正教受到攻擊時，他通常會像伊望總主教那樣寫一篇文章為其辯護；之後，就到此為止了。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當批評《死後的靈魂》的人用一封言詞激烈的「公開信」來反對他時，他卻置之不理；這個批評者引起的「爭論」最終自行平息了下來。一年後，又一次公開的神學爭論的機會出現了。塞拉芬神父得知，超級無誤派的一位司祭正計劃出版一本由卡洛彌若博士所寫的一本有關創造與進化論的書，書中包含摘錄自卡洛彌若和塞拉芬神父通信的內容。人們已經在影印這封信，卡洛彌若博士違反塞拉芬神父的明確意願而將這一信件散發了出去。為了將任何進一步的爭議扼殺在萌芽狀態，塞拉芬神父給那位司祭寫了封信：「我絕對反對發表我與卡洛彌若博士關於這個問題的通信。我只能認為這是企圖在正教基督徒中製造更多的爭端，在基督的小小羊群中播下不和的種子。這種情况已經够多了，無需火上澆油……我唯一關心的是避免在同一正教會的成員之間發生不必要的公開『論戰』。」

當被問及他的建議時，塞拉芬神父還試圖緩和這場他本人並沒有直接捲入的爭論。1979年，他開始收到有關美國的兩座正教修道院之間的個人爭鬥的信件。其中一座修道院的院長情緒失控，患上了嚴重的心臟病，因為另一座修道院的院長質疑他的資質，聲稱知道他的「真實」背景。前一座修道院聘請了一位律師，如果能收集到足够的公開誹謗證據，他們準備以「人格暗殺」為由起訴另一座修道院。該修道院給塞拉芬神父寄去一篇文章，針對所受到的誹謗為他們的院長辯護，塞拉芬神父建議修士「放棄在這個有爭議的層面上的鬥爭」。他說：「我們唯一的希望就是儘可能地避免爭議，儘可能地超越爭議，把我們的目光放在天上，不要被下界的事務所干擾。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但我們可以做出努力。」

同樣在1979年，當一位正教傳教士寫信給他，抱怨某些主教的言論和著作時，塞拉芬神父建議他「最好『忘記』此事」。他接著說：「這是我們目前的正教工作的可悲背景──在此你是對的。但請聽我說：我們只是不能讓我們的態度、靈感和傳教工作的基調來自所有這些消極因素：我們自己必須樹立積極的觀念，激勵自己和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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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指出當今教會爭議的原因時，塞拉芬神父寫道：「我們現今正教的大問題（現今的正教試圖嚴肅認真地忠實於傳統）：算計太多而用心不足。我們已經看到這一點……在遵循『波士頓路綫』的司祭身上，在眾多皈依者身上；那麼，為什麼還要進一步看呢？──我在自己身上看到了它，這就是我們在這個『開明的』、以頭腦為導向的時代所呼吸的空氣的一部分。」他在其他地方寫道：「我們的正教必須有更多的心靈，更少的『教規邏輯』，因為它會導致不和與分裂。」

為了弄清教會中流行著的不同基調，塞拉芬神父努力宣揚他所謂的「積極的正教福音」。1978年，他撰寫了一篇有關蒙福者奧古斯丁的長文，他說這是「朝著這個方向的一次嘗試──糾正一些『神學專家』的片面性，不是參與爭論，而是指向溫和、寬恕、寬容等普通的基督教美德──當強調『正確性』時，人們往往忽略了這些美德。」他說，他希望自己這篇題為「蒙福者奧古斯丁在正教會內的地位」的文章能有助於讓奧古斯丁不再成為當今學術神學家的替罪羊，從而「幫助我們大家更清楚地看到他和我們自己的軟弱──他的軟弱在令人驚訝的程度上確實與我們自己的軟弱很接近。」

如前所述，蒙福者奧古斯丁在神學上的誇大其辭與最近的安東尼•克拉波維斯基都主教的錯誤一樣。正如伊望總主教曾經曾試圖強調安東尼都主教的優點，並溫和地糾正他的教導。現在，塞拉芬神父對奧古斯丁也是如此。用塞拉芬神父所引用的君士坦丁堡的聖佛提烏的話說：「我們不把他們偏離的領域當作教義，但我們卻擁抱這些人。」

塞拉芬神父的這一論著最初發表於《正教之言》上，在他去世後，以書籍的形式出版，作為聖革爾曼昆仲會「正教神學文獻」系列叢書的一部分。本著伊望總主教的精神，這套叢書旨在呈現教會的正面教義，作為對現代神學偏差的一種不引發爭議的制衡。

阿萊克西•楊神父在塞拉芬神父逝世一年後出版的奧古斯丁研究的導言中回憶道：「在他的個人生活中，塞拉芬神父尤其害怕任何形式的爭論或騷亂。每當情慾可能被激起時，他都希望遠離。因此，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位平和的修士不止一次地發現有必要為『弱者』辯護。『弱者』是指在教會生活中，他認為受到不公平、不友好、傲慢或不誠實的對待，或被用來為瑣碎的政治利益服務的人或事。

「我清楚地記得1978年夏天的一天，塞拉芬神父讓我聽他朗讀他正在準備的一篇有關於蒙福者奧古斯丁的長文。一些出版物上出現了對這位特別的教會教父的評論，這些評論的語氣往往是激情澎湃、不加節制的。教會中從未有人以這種方式談論過一位聖教父。看到這種世俗和不敬的語氣，塞拉芬神父感到震驚。他認為這是當今教會生活極不成熟的表現：『我們，末後的基督徒，不配繼承他們（諸聖教父）留給我們的遺產……我們引用偉大教父的話語，但我們自己卻沒有他們的精神。』他要求我們在對待教父時要有謙遜、仁愛和寬恕的精神，而不是以生硬冷漠的方式『利用』他們，這顯示了對他們的不尊重和缺乏理解……

「『基本問題是，』塞拉芬神父在研究奧古斯丁時對我說：『正教應該如何對待爭議？』因為在教會生活中，爭議確實時有發生，這是上帝為了我們的成長和理解而允許的。正如讀者自己將要看到的，塞拉芬神父找到了這個問題的答案，並在接下來的對蒙福者奧古斯丁的均衡、尤其是公正的研究中清楚地給出了答案。研究了這位聖人的長處和短處，參考並給出了其他教父對奧古斯丁的看法，最重要的是，清晰地描繪了這個人的精神……這也許是第一次以英語出現。

「塞拉芬神父將他的文章命名為『蒙福者奧古斯丁在正教會內的地位』。他之所以這樣稱呼這篇文章，是因為今天有些人希望將奧古斯丁完全排除出教會教父的團體……一些作家大膽地──毫無道理地──稱他為『異端』，並不公平地將後來拉丁和基督新教的錯誤都歸咎於他。另一方面，塞拉芬神父只想從正教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向那些似乎不知道的人解釋說，蒙福者奧古斯丁確實在教會中佔有適當的『地位』。──當然，他不屬於偉大的教父中的一位，但也有著為其他聖教父所承認的當之無愧的地位。」

塞拉芬神父在伯克利大學圖書館花了兩天時間收集為蒙福者奧古斯丁在教父中的地位提供綫索的歷史資料。他在研究中討論了奧古斯丁在恩寵和自由意志的神學問題上所犯的錯誤。──這些錯誤源於言過其實和西方的「過度邏輯化」的傾向。──之後，他指出，這些錯誤從未導致奧古斯丁被教會視為「異端」，無論是在他自己的時代還是在之後。即使是後來反對拉丁人的新發明的正教宣信者（君士坦丁堡的聖佛提烏，艾弗所的聖瑪爾克）也都稱奧古斯丁為「偉大的」、「神聖的」、「蒙福的」。在我們自己的這個時代，伊望總主教對他表現出了特別的敬意，他委托撰寫了一篇紀念奧古斯丁的特別禮儀經文，並每年舉行慶典紀念他。【這一禮儀經文由安弗若西•波戈丁修士大司祭所作。由伊望總主教提交給了俄國域外教會主教公會，並獲得了主教公會的批准，在教堂裡使用（1955年5月2／15日主教公會文件）。其英譯本載於《蒙福者奧古斯丁在正教會內的地位》（修訂版，聖革爾曼昆仲會，1996年），第117-38頁。】

塞拉芬神父寫道：「蒙福者奧古斯丁的教義著作的『爭議』方面，有時佔據了太多的注意力，以至於他著作的道德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了。但是，他對我們今天的主要益處可能恰恰就是他是正教虔誠的教父──這是他滿溢於心的東西。事實上，現代學者常常感到失望的是，這樣一位『知識巨人』竟然『在他那個時代是一個典型的孩子，甚至在我們不應該期望他是孩子的事情上也是如此』，『奇怪的是，奧古斯丁融入了一個充滿夢境、魔鬼和精靈的世界』，他對奇跡和異象的接受，『揭示了一種在我們今天看來不可思議的輕信』。在此，蒙福者奧古斯丁與我們今天『見多識廣』的神學生不同；但他與淳樸的正教信徒，以及東西方所有的聖教父是一體的，無論他們在教義理論上有怎樣的失敗和分歧，他們都有一顆深深的基督徒之心和靈魂。正是這一點使他毫無疑問地成為了一位正教教父，並在他與他後來幾個世紀的所有異端『弟子』之間形成了一道無法逾越的鴻溝──但也使他與我們這個時代所有堅持真正的基督信仰、神聖的正教的人成為了屬靈的親屬。」

塞拉芬神父看到，今天詆毀蒙福者奧古斯丁的正教徒來自現代神學的「自由派」和「超級無誤派」──這對他來說是另一個跡象，表明這兩個看似對立的派別不過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對這些詆毀者而言，塞拉芬神父說：「蒙福者奧古斯丁不僅成為了一個『替罪羊』，讓人們把所有可能的神學錯誤，不管是公正的還是不公正的，都歸咎於他，而且還成為了一個更加危險的東西：一個精英主義哲學的藉口，即『東方智慧』優於一切『西方智慧』。」許多詆毀蒙福者奧古斯丁的人想把他和異端一起趕出去，因為他的神學並不「完美」。然而，正如塞拉芬神父所指出的，「一個奇怪的自我矛盾困擾著這些『教父精英』：他們的語言、他們的語調、他們處理這些問題的整個方法──都是如此西方化（有時甚至是『耶穌會式的』！），以至於讓人驚訝於他們的盲目性，他們竟然試圖批判那些顯然是他們自己的一部分的東西。」

塞拉芬神父按照自己的原則，若沒有把自己置身於這個問題之中，就不會發現這個問題。他寫道：

「對神學的『西方』態度，過度的邏輯性──的確，奧古斯丁……確實深受其害──過度依賴我們易錯的理性推理──是生活在今天的每個人的一部分，以至於假裝這是別人的問題，而不是我們自己的問題，簡直是愚蠢之極。如果我們每個人都能像蒙福者奧古斯丁......那樣擁有深邃而真實的正教之心（借用匝東斯克的聖提弘的說法），我們就不會那麼傾向於誇大他的錯誤和過失，無論是真實的還是想像的……

「今天，我們所有的正教基督徒，無論是東方的還是西方的──只要我們足够誠實而又真誠地承認這一點──都處於一種比我們過去的教父們所知道的都要糟糕的『西方的俘虜』之中。在過去的幾個世紀裡，西方的影響可能會產生一些缺乏精確性的教義理論表述；但今天，『西方的俘虜』包圍著我們的正教，並常常支配著我們正教的氛圍和基調，這些氛圍和基調常常在理論上是『正確的』，但卻缺乏真正的基督教精神，缺乏真正基督教的難以名狀的味道。

「因此，讓我們在對待教父時更加謙遜、更加仁愛寬容。我們要檢驗自己是否與過去不間斷的基督教傳統保持一致，不僅對教義力求準確，也要看我們是否熱愛那些將教義傳承給我們的人──蒙福者奧古斯丁當然是其中之一，尼薩的聖格里高利也是，儘管他們有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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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拉蒂納的兩位神父連載有關蒙福者奧古斯丁的文章的同時，他們還在《正教之言》上刊載了新神學家聖西麥翁（†1022年）的神學講道選。塞拉芬神父一直在努力讓當代人瞭解有關塵世存在的起始和終結的真正教導，他選擇翻譯這些講道，這些講道涉及亞當在樂園中的狀態、他的犯罪、人類通過耶穌基督獲得的救贖以及未來物質世界的轉變。1979年，兩位神父將這一譯本命名為《阿達穆的罪與我們的救贖》，並作為『正教神學文獻』之一單獨出版。

塞拉芬神父在介紹聖西麥翁有關阿達穆和初造的世界的積極的正教教導時，無聲地反駁了現代正教代表有關教父教導與進化論相容的說法。由於聖西麥翁在書中詳細論述了我們的救贖是通過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犧牲而實現的，因此他的講道也起到了制衡虛假的「救贖教義」的作用，而沒有將其作為一種爭議提出來。

聖西麥翁在內心祈禱中熠熠生輝，經歷了神化（theosis）：有份於上帝的非受造恩寵，因此他完全有資格傳授有關萬物起源和終結的教導。正如塞拉芬神父所寫，聖西麥翁是「正教會最偉大的聖人之一，這位已故的教父如此神聖而清晰地闡述了正教會的教導，以至於他是繼著福音者約安和納齊安的聖格里高利之後，第三位也是最後一位被教會稱為『神學家』的人。」

塞拉芬神父在介紹聖西麥翁的講道時問道：「聖西麥翁如何給了我們真正的基督教教導，而不僅僅是推斷和猜測的結果？

「聖西麥翁所說的來自上帝的啓示。首先，他總是以聖經為基礎，但我們驚訝地發現，他在引用經文時所蘊含的深意，是我們自己永遠無法體會到的。其次，這是因為他所說的來自個人經驗。」

塞拉芬神父繼續從其他具有最崇高屬靈生活的聖教父──西奈的格里高利和叙利亞的聖依撒克──的著作中說明，上帝賜予這些聖人在屬神默觀（theoria）中看到可見宇宙的創造、初造的世界以及「可見事物的構成」。「《起源之書》和《約安之啓示錄》最可靠的註釋者，」塞拉芬神父肯定地說，「是那些像摩伊息斯和聖約安一樣，在屬神默觀狀態下看到起始和終結的聖教父……聖西麥翁是看到教會信仰寶藏的偉人；他如此肯定地談論它們，正是因為他看到了它們。」

聖西麥翁從屬靈知識的高度，以非凡的深度寫下了墮落前和復活後的受造物的狀態。正如塞拉芬神父在他的公開講座中解釋的那樣：「新神學家聖西麥翁非常明確地指出，在阿達穆墮落之前，物質受造物──不僅僅是樂園──都是不朽不死的……只有在墮落之後，受造物才開始死亡。當新世界──新天新地──降臨時（約安之啓示錄21:1），溫良的人……將承受土地（瑪特泰福音5:5）。那是什麼樣的土地呢？就是你在這裡看到的這個土地，只是它將被焚毀並復原，這樣如今所有的受造物都將是不朽的。這正是整個造物所追求的，也是萬物所為之呻吟的。當聖帕弗羅說他們屈服於虛空之下（羅馬書8:20）時，這意味著他們因人的墮落而屈服於敗壞之下……在公復活時，所有的受造物都將與人類一起擺脫敗壞，就像受造物曾經因人而墮落一樣。」

塞拉芬神父介紹聖西麥翁講道的目的完全是為了實用。他在該書的導言中寫道：「〔聖西麥翁〕有關阿達穆和未來時代的深刻講道對正教基督徒具有特殊的價值，因為它們為基督徒的奮鬥生活提供了神學基礎：人的原始狀態（阿達穆都是由這狀態墮落的）告訴我們人最深層的本性，而我們現在墮落的本性是一種需要克服的敗壞；未來的蒙福狀態是我們基督徒奮鬥的目標，我們可以通過上帝的恩寵達到這個目標，儘管我們處於墮落狀態。」

由於其實用價值，也由於其對創造、墮落、救贖和未來時代等基礎性問題的論述無比清晰，這本聖西麥翁的講道集被一些讀者視為聖革爾曼昆仲會有史以來出版的最重要的書籍。儘管聖西麥翁的講話發自崇高之處，但他的講道方式卻通俗易懂，既可以用來向剛剛皈依正教信仰的人傳授教理，也可以用來啓迪那些多年來一直參與教會生活的人。塞拉芬神父希望這些講道能「以清醒的頭腦激勵末世的基督徒走上通往救恩和神化的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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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蒂納的兩位神父翻譯並出版的另一本「正教神學文獻」是伊望總主教的《正教對誕神女的敬禮》。他們在1933年捷克斯洛伐克出版的一本罕見的《教會日曆》中發現了該書的俄文原版，他們發現該書對正教皈依者，尤其是那些來自新教的皈依者經常遇到的問題進行了非常清晰簡明的論述。在歷史和神學研究中，伊望總主教展示了教會幾個世紀以來是如何敬禮上帝之母的，討論了攻擊這種敬禮的主要錯誤，最後總結了教會所知道的對上帝之母在世生活。在塞拉芬神父看來，伊望總主教的這部著作的權威性與聖西麥翁的講道相似，因為伊望總主教本人與上帝之母有過直接的神秘接觸。

後來，當塞拉芬神父在約旦谷朝聖時，革爾曼神父和弟兄們努力將昆仲會出版的所有有關伊望總主教的英文資料彙集成單獨的一冊出版。在塞拉芬神父回來之前，他們成功地完成了這本書，並作為一份驚喜的聖誕禮物送給了他。在這本名為《蒙福者伊望》的書的末尾，革爾曼神父放上了塞拉芬神父多年前為伊望總主教撰寫的一篇優美的弗坐詞禮文。【伊望總主教宣聖後，約旦谷的聖三修道院出版了斯拉夫語的伊望總主教的官方教會的弗坐詞禮文，這一禮文以塞拉芬神父的英文弗坐詞為基礎。1987年，聖革爾曼昆仲會出版了《蒙福者伊望》的增訂本，書名《顯靈跡者、蒙福者伊望》。這本書包括伊望總主教的生平簡介和塞拉芬神父的其他文章，現在已有俄語、希臘語、塞爾維亞語和羅馬尼亞語的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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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塞拉芬神父在阿韋爾基總主教和米哈伊爾•波馬贊斯基神父的祝福下，開始翻譯約旦谷神學院的主要教科書之一：米哈伊爾神父的《正教教義神學》。塞拉芬神父相信，為了讓皈依正教的人立足於綿延不斷的神學傳統，這本書的英文版是非常必要的，這也是對左派和右派偏差的一種制衡。他在序言中寫道：「本書的主要優點之一是表述簡潔。這本書不是為學術神學家寫的，而主要是為牧者寫的，因此它具有許多當代學術神學著作所缺少的實用性。在他的神學著作中，米哈伊爾神父始終深深扎根於正教會的傳統，沒有試圖用自己的個人觀點取代教會傳給我們的任何啓示。事實上，他完全避免了提出純粹的『觀點』，因為他在這裡的意圖是準確地寫出教會所教導的──牧者們可以將其作為教會確定的、不變的教導提供給他們的羊群──而不是寫出『有爭議的』東西。米哈伊爾神父的方法具有明顯的整體性，不會混淆教會實際的教導。」

為了該書的英文版，米哈伊爾神父準備了一個全新的修訂版，不僅面向神學生和俄國人，而且面向當代人和整個英語世界。他給兩位神父寄去了修訂、增補的內容和全新的導言，並經常與他們聯繫，瞭解該書的進展情况，甚至自掏腰包資助該書的出版。

在與米哈伊爾神父的通信中，兩位神父與他討論了自1979年安東尼•克拉波維斯基都主教有爭議的著作以英文出版以來，虛假的「救贖教義」對英語正教世界造成的危險。米哈伊爾神父自青年時代在俄羅斯就受到安東尼都主教親自指導和影響，因此對都主教懷有極大的緬懷之情。然而，當兩位神父表達了他們的擔憂時，米哈伊爾神父認真對待了他們的擔憂，作為回應，他給昆仲會寄去了新的章節，加入《正教教義神學》的英文版中。在這些章節中，他進一步强調了《聖經》和諸聖教父有關人類通過基督受難和復活而獲得救贖的教導。【米哈伊爾神父還在他的文章《莫斯科都主教瑪喀里闡述的東正教教義神學：救贖的教義》中闡述了正教有關救贖的教義。這篇文章收錄在俄文版《正教之道》（約旦谷聖三修道院出版，1972年）一書的第3-18頁。】

當塞拉芬神父開始翻譯《正教教義神學》時，時年八十六歲的米哈伊爾神父寫信給兩位神父說，他非常希望能活著看到這本書完成。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是米哈伊爾神父而不是塞拉芬神父活著看到了這本書的出版。儘管塞拉芬神父完成了對米哈伊爾神父著作的翻譯，並在書中加入了許多他自己的有益註釋和附錄，但他在本書未能出版之前就去世了。這本書在塞拉芬神父去世兩年後的1984年才出版。1988年，米哈伊爾爾神父在約旦谷去世，離他的百歲生日只差幾天。

事實證明，《正教教義神學》的英文版非常受歡迎，受到了那些沒有參與當前神學爭論的普通信徒的歡迎。對該書唯一的批評來自右翼和左翼的學術神學家，他們對該書的「西方主義」表示遺憾：特別是該書按照「西方」、「系統」的模式編排，並且米哈伊爾神父承認蒙福者奧古斯丁是正教教父。

在翻譯這本書的過程中，塞拉芬神父清楚地意識到當前流行的對「系統神學」的批評，但他和伊望總主教一樣，認為這種批評是「小題大做」──表述的方式與神學本身的內容和精神無關。在伊望總主教自己的著作中，並沒有神學體系。然而，正如塞拉芬神父在《正教對誕神女的敬禮》一書的序言中指出的：「他並不反對十九世紀在俄國所出現的一批『系統神學』巨著。在他的傳教著作中，他自由地引用這個時期所特有的系統化的教理講授（猶如十九、二十世紀的司教──無論是在希臘還是俄國──通常所作的那樣，視這些教理問答為使正教之光在萬民中照耀的極佳的幫助）。就這方面而言，他超越於著名神學家和神學學者及團體之上，這些人很少與那呈現正教會神學的殊勝之道聯繫在一起。」

1986年，另一本教義神學著作問世，作為米哈伊爾神父的著作的替代品，該書由一位超級無誤派的神父撰寫，其主要目的似乎不僅是要證明蒙福者奧古斯丁是異端，而且是要證明他是「教會最大的異端，是羅馬天主教和基督新教所有錯誤的主要根源」。這本論戰性極强的著作引起了正教界多篇為蒙福者奧古斯丁辯護的文章的發表。

如今，米哈伊爾•波馬贊斯基神父所宣講的「積極的正教福音」已占據上風，並繼續深入普通信徒的心中。當然，沒有任何一本正教神學著作可以聲稱對其主題有定論。正如塞拉芬神父所承認的，米哈伊爾神父的書在某些方面並不完整，尤其是在對創世的討論方面。【塞拉芬神父在一封信中指出，米哈伊爾神父不熟悉創世／進化問題的科學方面，在全面介紹教父有關創世的教導時感到「力不從心」。塞拉芬神父自己有關創世的著作──《〈起源之書〉──創造與初人》──彌補了米哈伊爾神父書中的不足。（塞拉芬神父有關米哈伊爾神父的評註見該書第534頁）】儘管如此，它的優點遠遠大於缺點，已被廣泛認為是正教神學的最佳英文入門讀物。【聖革爾曼昆仲會還出版了新的俄文版《正教教義神學》，其中納入了米哈伊爾神父的修訂和增補，並將其大量送往俄羅斯和保加利亞。】 讀者們驚奇地發現，這本教科書不僅內容豐富，而且極具啓發性。早在本書問世之前，謝拉芬神父就知道它會產生這樣的影響。他在1981年撰寫的一篇有關米哈伊爾神父的文章中指出，米哈伊爾神父是當今「少數幾位」以「熱情洋溢、鼓舞人心的語調」撰寫正教神學的人之一，他還指出，米哈伊爾神父是「正在迅速消逝的老一代人」中的一員。

在同一篇文章中，塞拉芬神父定義了神學的真正目的，揭示了他從老一代神學作家那裡學到的東西，並表達了昆仲會出版所有神學著作的最高目標。他寫道：「神學主要不是論證、批判、證明和反證；它首先是人根據上帝所啓示的正教教導所說的有關上帝的話語。因此，它的首要目的始終是激勵並溫暖人心，使人超越塵世的瑣事，窺見萬物的起始與終末──上帝，從而給人以力量和鼓舞，為達致上帝和我們天上的家鄉而奮鬥。這無疑是正教三位傑出『神學家』的神學的意義和精神所在：可以說，他們為正教神學定下了基調，即使在我們這個冷淡和分析的時代，這仍然是神學的基調和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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