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四章 受苦的俄羅斯

 

這些矗立在大自然中的貧窮村落,
稀疏而又簡樸──
哦,親愛的俄羅斯大地,
長時受苦,卻堅忍不拔!

外國人輕蔑的目光,
決不會理解或明瞭,
那在隱秘的光芒中照耀的亮光,
正照射在你僅有的謙卑之上。

親愛的祖國!當你背負十字架,
努力奮鬥,經歷苦難之時,
天上的君王,以奴僕的樣貌,
從你中間經過,向你祝福。

──費奧多爾•伊萬諾維奇•秋切夫(+1864)

 

  涅克塔里主教最喜歡講的有關俄國的故事集中在他的神師──奧普提納的奈克塔里長老身上。正如主教對普拉蒂納的兩位神父所說的,他的長老藉着祈禱與具有洞察力的建議,許多年前拯救他免於在紅軍中服役,拯救了他的母親免受牢獄之災。但是,並非主教所講的所有故事都有一個皆大歡喜的結局。他講了1923年奧普提納修道院令人悲痛地被勒令關閉的故事,他的母親親身見證了這一事件。一些修士殉道了,另一些人則被監禁;修道院成了共青團的「清算委員會」的駐地。即使是在這樣的暗淡背景中,涅克塔里主教仍能夠在其中加上他那令人喜愛的幽默感。他告訴他們,當蘇聯官員來到搜查奈克塔里長老的小室時,他們是如何在那裏發現孩子的玩具:木偶、球、燈籠、籃子。當他們質問他為什麼會有這些時,長老回答說:「我自己就是個孩子。」在這之後,當官員發現了一些教堂裏的酒與食物罐頭時,長老說:「請喝些酒,吃點東西吧。」

奈克塔里長老,奧普提納最後一位長老(1858-1928年)。這幅水彩畫是在長老的一位弟子的素描的基礎上繪製而成,原畫被伊萬與海倫•康采維奇送給了聖革爾曼昆仲會。

  涅克塔里主教講述說:「在他被捕期間,長老的眼睛腫脹,他先被安置在修道院的醫務室裏,後來被送進監獄醫院。當他坐着雪橇離開修道院時,他說的最後一句話是:『請幫我一下。』為讓他們幫他坐上雪橇。之後,他坐了下來,祝福了道路,永遠地離開了〔奧普提納〕。」

  當涅克塔里主教說起他再也不會看到神聖俄羅斯的復興時,眼裏充滿了淚水。有一次,涅克塔里主教在聖革爾曼修道院待了很長一段時間,與修士們談話之後,乘車離開時,塞拉芬神父敲響了教堂的鐘,以傳統的修道方式與主教告別。革爾曼神父剛揮手向主教的汽車道完別,回來時發現塞拉芬神父仍在敲鐘,臉上因深深的滿足而發出微笑。「你笑什麼?」他問道。

  塞拉芬神父放下敲鐘的繩索。「你擁有俄國血統,這多麼幸運啊!」他說。

  另有一次,革爾曼神父為他所具有的這一態度而告誡他說,每一個民族都各有自己為之驕傲的事物。

  塞拉芬神父只是說;「涅克塔里主教為奧普提納而哭泣。」

  「你說什麼?難道在美國就沒有你應為之哭泣的事嗎?」

  對此,塞拉芬神父微笑了起來:「我不會為大峽谷和金門大橋而哭泣!」

  作為一個俄國人,革爾曼神父面對給予俄國正教信仰的優雅的拜占庭-希臘文化時,感到尊崇敬畏,甚至有些自卑感。塞拉芬神父卻不如此:他更喜歡俄國文化。我們可以看出他喜歡俄國文化的兩個原因。首先,俄國是正教世界觀──延續了拜占庭模式的基督教社會──的最後一個偉大的保護者;它具有「第三羅馬」的地位,直到末代沙皇殉道之前,它抑制了敵基督的力量;藉着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基列耶夫斯基這樣的思想家,它為面對遍及全世界的背教,培育了一種深刻的正教生活與歷史的哲學。其次,塞拉芬神父熱愛俄國,是因為在他自己的時代,俄國的人民所遭受的深重苦難,從北極圈直到炎熱的沙漠,它點燃了謙卑的殉道明燈,保存了信德的宣認。有些時候,塞拉芬神父會因看到年邁的俄國婦女在教堂裏跪着熱切祈禱而哭泣。在這些年老的「巴布什卡」(意即老婦人)身上,他看到了榮耀的過去的遺跡:仍記得她曾見過的俄羅斯的流亡俄國人的己瀕臨死亡種族,她完全意識到他們的人民所喪失的東西,她真正與那些仍在他們遙遠祖國的人民一起受苦。

※  ※  ※

  在鐵幕的後面,對基督教的敵對是顯而易見的:唯物主義被作為一種意識形態而強加於人。在西方,敵人則更為狡猾:唯物主義遍及生活各個方面,包括宗教,人們無意識地接受它,因而更難戰勝它。塞拉芬神父相信,在自由世界裏的正教基督徒通過學習在共產國家裏與他們有着相同信仰的人士是如何與他們公開的信仰敵人鬥爭的,他們也會獲得勇氣與世俗化作戰,當更大的暴力迫害臨於西方人時,他們也能忍受。他堅信在共產主義的重軛下殉道的新殉道者──他們的數目遠超初期的基督徒殉道者──構成了二十世紀最為重要的現象;他感到必須講述他們的故事。他在1970年所寫的一封信中說:「正如我所看到的,上帝賜予今天的基督徒兩大禮物:在蘇聯世界,是苦難的艱難禮物,因上帝的恩寵,它將可能成為俄國的救恩;在自由世界,是自由的禮物──講述並見證真理,告訴人們正在發生些什麼。在我們中間,這一禮物幾乎沒有善加利用──也許,很快這一禮物就會從我們身上取走。當天還亮的時候,我們必須公開講論。」

  早在1965年,兩位神父就出版了受苦的俄國教會的文章,連同俄國新殉道者的信息及受迫害的信徒的呼籲。1968年,有一期《正教之言》特別獻給殉道沙皇尼古拉二世,其中有一篇塞拉芬神父所寫的有關他的文章。之後,在1970年,雜誌裏開始充斥着新殉道者的傳記。這一直持續到塞拉芬神父去世,在這些年裡,沒有一期《正教之言》裏沒有這樣的傳記文章。

  塞拉芬神父說,殉道者的見證「是正教俄羅斯給西方提供的最好禮物」。按許多人的觀點,它是聖革爾曼昆仲會所出版的最重要的讀物。塞拉芬神父表達了他的願望,即通過揭示在最可怕而又不人道的環境裏,在基督內的熱切生活的經驗,這些材料會「起到將我們由自我滿足的睡眠以及往往是假裝(或至少是未經考驗)的基督信仰中喚醒的作用!」

  在編寫傳記時,兩位神父使用了由與這些新殉道者有接觸的人所提供的第一手材料,諸如:葉蓮娜•洛佩尚斯卡亞,她是智利的列昂季總主教的神子,列昂季總主教曾是新殉道者達瑪塞諾•采德里克主教的秘書;前面提到過的住在薩克拉曼多的阿列克謝和季娜伊達•馬庫申斯基夫婦,他們認識喀琅斯塔得的聖約安,是新殉道者伊斯瑪伊爾•羅日傑斯特文斯基神父及其胞弟米哈伊爾神父的神子;尼古拉•馬希赫神父,他是舊金山的一位司祭,曾被關押在蘇聯的集中營裏,他講述了殉道者緘默者約瑟夫與背負十字架者格列高利的事跡;伊萬與海倫•康采維奇夫婦,他們保存了有關殉道者尼古拉•紮戈羅夫斯基神父與基輔的索菲亞修女院院長的無價信息;最重要的是I•M•安德列耶夫,他是革爾曼神父在約旦谷的教授,他是一個非常體貼人的人,他由親身經歷逐年記述了受迫害的俄國教會的早期歷史,記錄了俄羅斯的宣信者難忘的傳記:加特契納的瑪利亞姆姆,謝爾普霍夫的瑪克西穆主教,亞歷山大•雅各布森以及莎莫爾迪諾修女院的眾修女。

  合計有將近八十人,兩位神父由他們獲得了第一手的見證。在這些人中,有七十三人是兩位神父親身相識的。幾乎所有人當時都已年紀很大了,如今,這些人幾乎全都去世了。如果不是兩位神父記下並出版了他們的話語,他們所認識的許多殉道者的生平都會湮沒於歷史之中。

※  ※  ※

  革爾曼神父想要將對新殉道者的興趣與熱愛灌輸給修道院裏的弟兄們,當他們晚上圍坐在餐廳裏的餐桌邊時,他會時而問他們,誰是他們最喜愛的俄國宣信者。無論他們選擇哪一位,他都會成為「他們的殉道者」,革爾曼神父都會期待他們完全認識他的生平,並要他們在祈禱中特別親近他。一些弟兄會選擇殉道司祭埃利亞斯•切特韋魯欣,當他的義德之妻到古拉格集中營來探望他時,他在與她告別時,對她這樣說:「你知道,如今我已為對基督的愛而雄雄燃燒起來。在這裏,我明白了根本沒有什麼東西比祂更好,沒有什麼東西比祂更神奇。我要為祂而死!」另一些弟兄會選擇背負十字架者格列高利,他喜樂地預感到自要被趕出營地,進入荒無人煙之地,上帝要在那裏使他堅強,他要領受殉道的榮冠。但是,塞拉芬神父則會選擇達瑪森諾主教,他將葉蓮娜•洛佩尚斯卡亞所寫的這位主教的俄文傳記翻譯成英文。革爾曼神父意識到這一選擇的原因:達瑪森諾主教就如同塞拉芬神父那樣,可以被稱為「屬靈的哲學家」,他是一位設法由彼岸世界的教父觀點來看待現代歷史與他自己所處時代的人。在後面的章節中,我們將要講述達瑪森諾主教所傳給我們的訊息,他論述了我們必須由蘇聯的「試驗」中學得些什麼有關末後時代的屬靈狀況的教導,基督徒應從哪裏找到最後的希望。

※  ※  ※

  達瑪森諾主教就如同許多在共產黨的重軛下的殉道者一樣,事奉於俄國「地下墓窟教會」:這部分教會拒絕接受謝爾蓋都主教向蘇維埃政權的屈服,而進入地下狀態。從1940年到1979年,地下墓窟教會完全從公眾的視綫中消失,導致一些西方的觀察家以為它已根本不存在了。但是,在1970年代,隨着新一波移民浪潮,俄國與外部世界的聯繫不斷增加,這一面紗被輕輕地揭開了,有關地下教會的信息開始透露給西方。幾時有地下墓窟教會的文件為人所知時,塞拉芬神父就會歡喜踴躍,他毫不猶豫地將它們翻譯並發表在《正教之言》上。他寫道,這些文件「都是蘇聯宗教生活的『親眼見證』,它們將這一至關重要的事情公諸於眾,它們很少在其它地方被人加以討論,就如莫斯科的教長們就普通信徒問題所持的立場;普通信徒對教長們以及他們在宗主教區所屬的教堂裏所聽的講道所持的態度;教會意識在普通信徒中的衰退,有時導致信徒產生聖事具有『魔力』的觀念;今日在蘇聯『皈依』正教的事實與困難;與作為有機體的教會相反的教會組織;在蘇聯的所有真正宗教生活不可缺少『墓窟』,無論是在宗主教區之內還是之外;宗主教區對諸如謙卑這樣的基督徒美德的曲解,為能將它們運用於政治目的,以正教之名鎮壓信徒。」

  塞拉芬神父對地下墓窟教會的興趣並非是政治的;就如在所有事情上,為他而言,這是一個超越外在現象的真理的問題。他寫道:「俄國地下墓窟教會首先並非一個作為競爭對象的『教會組織』,需要主教們改變效忠的對象,它首先是忠信於基督的領導者,鼓勵人們對教會及其組織持有不同於如今在大多數正教世界裏盛行的態度。」

  塞拉芬神父很重視地下墓窟教會,把它視為在共產主義下殉道的第一批教長的宣信立場的延續──這一立場避免了宗派主義與宗教狂熱,並沒有停止將莫斯科宗主教區視為正教會的一部分。正如塞拉芬神父在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喀山的基里爾都主教與其他地下墓窟教會的主要教長都將否認莫斯科宗主教區是充滿恩寵的意見視為一種褻瀆。」當他自己所處時日的地下墓窟教會所出現的種種問題的消息──諸如在一些地下墓窟教會裏缺乏統一意見、缺乏司祭、宗派主義心態──傳到塞拉芬神父那裏時,他公開將這些問題在《正教之言》、在他的公開講座上提了出來【例如:在1979年的一次演講(「面對1980年代的正教基督徒」)中,塞拉芬神父談論了在俄國的某些地下墓窟教會問題:「有些地方由修女主持禮儀,因為沒有司祭,她們確信除了他們自己外,所有人都是異端。這顯然就是同樣也存在於希臘的某些地方的精神。」】。甚至在謝爾蓋主義在俄羅斯仍有勢力時,他也從不指望或是提倡在那裏的所有人都要「加入地下墓窟教會」,他也從不僅僅因為某人是屬於莫斯科宗主教區的人士而對他加以判斷。他寫道:「在蘇聯,就如在世上任何其它地方,要嚴格地運用『聖統』標簽是不可能的。……我們知道,至少有一位地下墓窟教會的司祭(可能還有其他的司祭)為了將上帝的恩寵帶給更多的人(超出地下墓窟教會的小室內所可能有的教友人數),故意加入莫斯科宗主教區。……凡無法與地下墓窟教會接觸的人可以由他們所信任的莫斯科宗主教區的司祭那裏領受聖體聖血,我們不能因此而譴責他們……

  「在莫斯科宗主教區裏,有變節的主教……但是,在同一個莫斯科宗主教區裏也有數量不斷增加的司祭,……他們並沒有參與主教的變節。」

  1970年代,這些司祭中最有名的是勇敢的宣講者狄米特里•杜德科神父,塞拉芬神父覺得與他有着很深厚的靈性親切感。狄米特里神父在他在莫斯科的教堂裏帶領聚會,向每一個人開放,在聚會上,他以直接而誠摰的方式,懷着對基督教的深刻信念,回答人們所提出的有關信仰、無神主義的問題,回應人們對日常生活的抱怨。他鼓舞了成千上萬 的人,特別是年青人。

  塞拉芬神父寫道:「決不應因為狄米特里神父與其他與他相似的人士沒有『加入地下墓窟教會』,就將他們視為教會聖統的『敵人』,我們應設法更好地理解他們極端困難的處境,應為連在屈服了的莫斯科宗主教區中間也產生了這樣的、真正的正教基督徒現象而歡躍。」

  在西方,人們已能得到狄米特里神父的許多講道,以及他適時的問答對話的抄本了。1976年,塞拉芬神父在一封信中寫道:「我們得到了狄米特里•杜德科神父的一些新的演講,他確實做了許多不但在蘇聯,也在這裏所必須要做的事。他中肯地批駁了由我們的主教與神師中製造一些『教宗』,談論了每人都應獨立思考,不要將問題留給他人。他是今日正教內最為健全而清新的聲音(雖然有一些『理論上』的錯誤),給俄國正教的未來帶來極大的希望。我們要記得,對於莫斯科宗主教區,我們必須『開放』,而非『封閉』。普世主義與背教的整個問題不能被簡單地放在死板的教會法-教義層面,必須首先以屬靈的方式來看待它們。狄米特里神父也強烈地批駁了對法令採取純粹死板的方式,因而將我們屬靈地捆綁起來,實際上,這是在扼殺教會的生活──因而允許基督新教徒以他們更為新奇的方式來接管。」

  其他真理的宣信者還包括平信徒鮑里斯•塔蘭托夫和列夫•里格爾森,塞拉芬神父翻譯了他們兩人的著作,發表在《正教之言》上。塞拉芬神父將這樣的人視為「莫斯科宗主教區內覺醒了的良心」。一些人為了這一覺醒甚至受苦被殺:鮑里斯•塔蘭托夫因他所寫的呼籲結束在教會內的欺騙與背叛的文章而在1969年被逮捕,1971年死於獄中。

※  ※  ※

  塞拉芬神父也敏銳地對逃離或被放逐到西方來的受迫害的俄羅斯的代表感興趣。當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的《古格拉群島》在1974年在西方發表時,塞拉芬神父不但讀了它,還把它當作教科書來加以研究。他在《正教之言》上發表了有關它的長篇文章,從屬靈的角度而言,也許是這本書最深刻的評論。他寫道:「《古格拉群島》並非『政治報料』。……對於這本書中所描寫的可怕事件,『共產主義』本身是偶然的,只是因為它們是一種比共產主義更深刻更致命的意識形態的犧牲品,一種他們中很少有人意識到其意義的『意識形態』,因為它並非某種按邏輯而得出的事物,而是某種已成了他們這些作為我們這個『被啟蒙了的』二十世紀的人所流的血液中的一部分的事物。共產主義只是這一更深刻的『意識形態』在其中更有效地付諸實踐的體系而已。」

  塞拉芬神父進一步說:這一意識形態就是虛無主義,按照尼采所說,它會在二十世紀「得勝」。塞拉芬神父說:「《古格拉群島》就是由一個生活於其中的人所寫的這一『虛無主義的得勝』的歷史。……

  「索爾仁尼琴確實撰寫了『二十世紀的歷史』。歸根究底,歷史並非政治或經濟事件的編年史;它就是發生在人的靈魂內的事,無論是善人還是惡人,只有在那時它才在外部事件中的反應。在整個十九世紀,只發生了兩個『歷史事件』:世界範圍內的革命的發展,也就是說在人的靈魂內的不信的發展;以及一個試圖阻止它的力量:正教俄國──這一『事件』也可以在十九世紀的正教聖人的傳記中看到,就如同在沙皇俄國政府的反對革命的行動中所見到的。同樣,在二十世紀,到現在為止,對我們而言,只有一個歷史事件是非常明顯的:即一旦革命的無神論(或用社會主義者蒲魯東更精確的話說,是反有神論)取得權力之後,就不斷繼續發展。那些暫時地反對布爾什維克的行動,無論是出於嫉妬(希特勒),還是出於虛偽(西方的盟國),都只是歷史片段,而非事件;索爾仁尼琴按時間順序記錄了二十世紀的歷史事件。」

  就在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勇敢的聲音在西方回響之時,另一位受奴役的俄國人民的良心的代表在自由世界中間被啟示了出來。這就是二十一歲的謝爾蓋•科爾薩科夫,1973年,他所寫的《迫害者》一書出版,同年,他神秘地死於加里弗尼亞,幾乎可以肯定是死於克格勃之手。謝爾蓋在俄國長大,曾是一位在政府階層內迅速浮現出來的理想主義的蘇維埃青年。他成為特別警察團體的首腦,受派破壞地下宗教聚會,將信徒們打得半死不活,沒收他們的所有宗教書籍。他閱讀了他沒收得來的一本手抄福音書中的幾頁,他的靈魂開始受到感動。在他最後一次進行查抄時,當他辱罵一位老年婦人時,聽到她在祈禱:「上帝,寬恕這個年青人吧。」他大為憤怒,舉起手來,想要將她毆打致死──突然他的手被一不可見的力量擋住。他警恐萬分地逃走了,一邊歇斯底里地哭泣了起來,最後,他決定離開蘇聯的噩夢。他帶著他母親臨終前給他的一幅聖像逃到了加拿大,皈依了耶穌基督,開始向大批群眾講述他的經歷。但是,正如塞拉芬神父在一篇有關他的文章裏所評論的,美國人並不樂於聆聽他的信息:

  「如果人仔細聽一盤被廣為傳播的謝爾蓋的演講的錄音帶(他的英語結結巴巴,但卻使人印象深刻),他就不會不注意到在他的話語的絕望語氣。他受到熱情的問候,人們為他鼓掌,聽眾的附和聲不時打斷他的演講。但是,在外在的認同與同情的背後,我們感受到人們並不理解他,他早就知道他不會被理解。『我的心就像一塊石頭一樣。它是一塊大石頭。我記得有一天夜裏,我打了一個正在讀聖經的人;他說:「不,請不要這樣。」我打了他的臉,他的鼻子裏流出血來,我的手上染上了血。我和我在這一團體中的一位朋友來到一間迪斯科舞廳;我沒有洗我的手!我想:不要緊,那是血,不要緊,沒關係。我吃喝玩樂──我沒有洗我的手!太可怕了!我在人人都是一樣的這一美好觀念中長大成人,我沒有洗我手上的血!』有多少飽食終日、自鳴得意的美國人能理解一個曾真正受苦過的靈魂的這一呼喚呢?有多少人能想像這一思想體系的現實呢?一個正常的男孩在這一體系內因為在手上染上了相信上帝之人的鮮血而受到稱讚與提升。有多少人能稍稍意識到在這裏發生同樣的事有多麼容易呢?謝爾蓋不斷警告自由的美國人:『你們不理解,這很可怕!我們會失去我們的機會。美國是最後的機會!』」

  在謝爾蓋•科爾薩科夫的故事裏,塞拉芬神父看到了俄羅斯未來的希望:「如果上帝願意,在未來的正教俄羅斯,會有許多謝爾蓋•科爾薩科夫為對真正的正教的愛所燃燒,那時正教將從地窟裏出來,它在宣信與難以置信的苦難中出生,肯定會具有與散居之地的軟弱正教非常不同的特徵,在散居之地,不僅只是俄國人可憐地運用他們的自由!」

※  ※  ※

  正如這些話所指出的,塞拉芬神父知道神聖的俄羅斯將會復興,哪怕只是在世界末日之前很短的一段時間。整個第50期《正教之言》(海倫•康采維奇認為它是最好的一期)專門討論這一主題。在這一期裏,塞拉芬神父講述了俄國的諸位聖人與長老是如何在警告即將因俄羅斯拋棄她的正教根基而臨於她的災難的同時,也預見到她最終要因著苦難與悔改而復興。他和革爾曼神父編輯了一系列的預言,包括從未以英語出版的聖塞拉芬的「迪維耶沃的偉大奧秘」【見第五十三章。】。這些預言與伊望總主教的兩篇強有力的文章放在一起,毫無疑問,伊望總主教也能被列於神聖的俄羅斯的眾先知之列。正如兩位神父所指出的,伊望總主教「以深刻的洞見講述俄羅斯被憎惡上帝的共產主義重軛所奴役的屬靈意義,以及散居各地的俄國人,其悔改與使命。也許沒有人像他那樣地清楚看到,俄羅斯的未來不可避免地與復活奧跡有著密切的關聯──不只是寓義上的復活,也以某種方式與死人的實際復活相關,死人的復活正是正教基督徒信仰的主要基石。」

  即便塞拉芬與革爾曼兩位神父在他們的雜誌裏講論神聖的俄羅斯的復興,在移民中的自由的俄國知識份子卻在傳播沒有神聖俄羅斯的復興,神聖俄羅斯的概念是一個「神話」,是一受蒙騙的懷舊的產物。這些觀念源於同一俄國社會的懷疑部份,他們一度積極地誹謗末代沙皇,導致正教俄羅斯的崩潰。塞拉芬神父寫道,雖然如今他們在西方的代表並非共產黨人,他們「甚至卻在受苦的俄羅斯內,努力消除悔改的果實……。這些偽正教的知識份子持續不斷地盡一切可能否認神聖俄羅斯的存在──俄國受命保存並宣講真正的正教的現實,當然,俄國的未來是正教的。」

  時間已經指明,這些知識份子實際上遠離當代俄羅斯的內心。今天,潛在的神聖俄羅斯的屬靈力量已被強烈地感受到了,它正被頭腦清醒而又英勇無畏的靈魂,由那一殉道國家的為鮮血所覆蓋的泥土裏發掘出來。

  就在革命的最初時日裏,1917年2月,小阿納托利長老就將神聖的俄羅斯比作一艘船,預言說:「將有一場暴風雨。俄羅斯這艘船將會被打得粉碎。但是,人民將在它的殘骸碎片上得救。並非每個人都要喪亡。我們必須祈禱,每個人都必須悔改,熱切祈禱。暴風雨之後會怎樣呢?……會風平浪靜。」

  對此,每個人都對長老說:「但是不再有船了,它已裂成碎片;它已毀滅了,一切都已毀滅了。」

  長老說:「並非如此,上帝的一個大奇跡將要被彰顯出來。因著上帝的意願與祂的德能,所有的殘骸碎片都會聚集在一起,合而為一,這船會重建它的美麗,將會以上帝預定的屬於它自己的方式前進。對每一個人而言,這顯然將是一個奇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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