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超越萬有之上的真理

 

 

　　尤金曾引用孔子的話說：「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論語•為政》）

　　正如艾麗森所說的：「尤金很有自知之明，他比絕大多數人都更徹底地認識自己的弱點。」儘管青年時期的他有一種知識份子的優秀感，但尤金卻第一個承認他曾經用理智學習的一切與眞智慧相比一無所是。他稱這種眞智慧為「對事物本性的洞見」。當他還在波莫納大學時，在一篇哲學論文裏，他這樣寫道：「本文作者承認自己並未受到這種形上知識的啟迪……事物的本性在本質上是非理智的，無法用理智來認識事物的本性……因此，在個人與這『眞實』之間缺少了某種其他關係。這種關係是什麼呢？——是感受，還是直覺，或是其他什麼呢？我們無法說清楚。」

　　亞洲研究所有大量有關宗教哲學的藏書，尤金利用此機會認眞研讀各種有關形上學的著作，努力學習這些書中所談論的達致眞智慧的途徑——雖然他完全明白這種研究只是智慧本身的可憐替代品而已。他對伊芙琳•昂德希爾（Evelyn Underhill）、歐尼斯特•費內略斯（Ernest Fenollosa）以及其他作家的作品很感興趣，這些著作給他提供了思考的材料，但是有一個人對他的影響卻要比其他所有人來得都大。這人就是尤金高中三年級時在開羅去世的法國形上學家勒內•蓋農。尤金後來回憶道：「我熱切地研讀我所能搞到的他所有的著作。」有些書，他能找到英文譯本，而另一些，他只能閱讀法文原版。

　　艾倫•華滋也很熟悉蓋農的著作，並在《至尊本體》一書中簡要地提到了他。但是，對華滋而言，蓋農只是一位思想家而已，我們對其思想可以加以留意。對尤金而言，卻不僅只是如此：蓋農的卓越之處在於，尤金可以通過他看到人類從古以來尋求終極意義所獲得的無數成果。我們絕對不能低估蓋農對尤金的靈性發展所有的影響。他早年所閱讀過的那些著作的作家——包括尼采和華滋——對他的影響都是短暫，但是蓋農卻不然，他對尤金的影響是終生的。是蓋農幫助尤金在人生的關鍵時刻邁出了至關重要的一步，如果沒有蓋農，他的靈性成長可能會無可挽回地受到抑制。

　　許多年以後，在一封寫給另一位對蓋農的著作感興趣的追尋眞理者的信裏，尤金將蓋農對自己所起的作用告訴了他：「就這樣，勒內•蓋農的著作在我本人的知識觀形成的過程中，這並不包括正教基督信仰這個問題，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是勒內•蓋農教導我要尋求眞理，並要熱愛眞理超越萬有之上，人不應滿足於其他任何事物。」

　　蓋農堅信知識份子精英需要重建西方形上學的知識。這根本不可能幫助尤金克服他的那種知識份子優越感。由於蓋農的哲學是純理智的，他的教導不能在道德生活上使尤金獲得再生，也不能將尤金從他的地獄中釋放出來，更不能向尤金顯明他所追求的眞理的完滿無缺。儘管如此，蓋農卻是第一個領他走上通往眞理之途的人，他給尤金展示了正確的哲學之道。可以這樣說，蓋農的著作對尤金所起的作用，就好比西塞羅的那篇勸人讀哲學的文章《荷爾頓西烏斯》對年青的奧古斯定所起的作用一樣。奧古斯定說，西塞羅的這篇文章「激勵我，燃起我的熱焰，使我愛好、追求、獲致並堅持智慧本身，而不是某宗某派的學說。」[ 奧古斯丁，《懺悔錄》，卷三，第五章。]

　　自從讀了蓋農的著作後，尤金完全變了，他不再以過去的方式看待事物了。從此以後，他無論做什麼（閱讀、聽音樂、觀賞藝術品與建築物，或是觀察他周圍的生活），都抱着這樣一個目的，那就是，尋求每一事物是如何與超越而永恆之眞理發生關係的。

　　蓋農像華滋那樣地指出西方文明的諸多問題之所在，但他對這些問題的看法卻比華滋更加深刻。華滋總是想要指出西方文明中的一切比起東方文明來說是低級的，而蓋農卻說問題並非在於西方文明本身，而是在於西方文明受到了現代主義精神的侵蝕。華滋首先是個西方文明的批判者，而蓋農卻首先是個現代主義的批判者。

　　在蓋農的著作中，尤金發現了他過去總是感到無法完全理解的東西，他一直都對此缺乏一個清晰的認識。他總是感到當代社會存在着某種問題，但是由於他唯一只能直接接觸到當代社會，因此無法判定當代社會的問題到底出在哪里，於是，他以為有問題的是他自己，以為自己是個不正常的人。但是，蓋農的著作告訴他：實際上，問題並不出在他身上，不正常的是現代社會。

　　通過蓋農，尤金接觸到了一種與他所處的時代以及他先前所學習的現代哲學完全不同的思想。他在第一次讀了蓋農的書後所寫的一封信裏這樣評論道：「十六年的『學校教育』只是教導我糊裏糊塗地思考問題。這本書卻將如此清晰明瞭的思想擺在我面前，我幾乎不知道該做什麼了。」其實，蓋農使他堅信，我們必須接受古老的傳統思想，現代主義者聲稱堅持古老的傳統是無知的表現，但事實卻並非如此。當代的思想以一種歷史進化的觀點看待一切，而蓋農所持的卻是歷史退化的觀點。按照現代的思想，越是新盈的事物越好；而蓋農則認為越是古老的事物常常是更好的。

　　蓋農指出，現代西方社會拒不接受古老文化的傳統思想，當代西方文化就是建基於這個基礎之上的。他說，人惟有回歸傳統，回歸東西方各大世界性宗教的正統（傳統）教義，才能開始再次接觸到眞理。照此下去，如果不回歸那能引人進入整全的傳統世界觀，現代人的生活將變得分崩離析、混亂不堪，現代社會最終將要大難臨頭。

　　蓋農在他所寫的《量的統治與時代的徵兆》（The Reign of Quantity and the Signs of the Times）一書中解釋了為何不接受傳統的靈性法則會導致人類的急劇墮落。他指出現代科學傾向於將一切都予以量化，這樣就破壞了人對眞知識所具有的概念，將人的視野局限於稍縱即逝的物質上。正如我們在前面所看到的，尤金在波莫納大學一年級時極其信賴現代的科學觀（他說，那是因為沒有什麼比現代科學觀更好的了）。他研讀了蓋農的著作後，發生了根本的轉變。雖然他仍認為現代科學是獲得知識的一種方法，但現在他卻認為科學所能達致的是「那種最低級、最普通的知識」。蓋農在另一本書中寫道：「現代文明試圖將一切都屈從於人，將人自身視為終向，因此，現代文明已逐漸墮落至人的最為低級的層次，只以滿足人與生俱來的物質本性的需求為滿足。」為了填補科學與唯物主義在當今世代所留下的空缺，於是，「偽宗教」就應運而生。但是，由於這些「偽宗教」將心靈的與靈性的事實混為一談，所以，它們所起的作用只是使眞理顯得更加隱晦不明。

　　蓋農根據傳統宗教的末世論觀點來看這種墮落的趨勢，他這樣寫道：「若我們對現代社會本身加以思考，就會發現它是畸形發展的，甚至簡直就是一頭怪獸。若是我們把它與整個歷史週期（現代社會只是這歷史大時代的一個組成部份而已）相比較來看的話，這一結論也是如此，它完全符合這歷史大時代的某個階段所具有的特徵，這個階段就是在印度的傳統裏被稱為『喀利時代』的末後時代。」

　　按照蓋農對印度傳統的理解，現代世界正處於一個曼梵達拉時代週期（Manvantara time cycle）的第四個、同時也是最後一個時代：「喀利時代」或「黑暗時代」。蓋農寫道，自從「喀利時代」開始以來，「原本是所有人都能達致的眞理變得越來越隱晦不明，難以啟及；能夠獲得這種眞理的人逐漸變得越來越少了。」

　　尤金初次讀到這些話語時，一定深受震動。這些話語足以給他的親身經驗提供一個確切的解釋：為何眞理總是向他隱藏不露？為何他總是在尋求一些更深層次的事物？為何他感到無法在現代文明及其科技內為自己找到一個適當的地位？

　　蓋農生長在一個法國天主教的家庭，他在基督信仰的光照下來看印度教有關「喀利時代」的教義。就如印度教的末世論中所預言的，人類社會的墮落以及背離古老的眞理與基督信仰中的「背信時代」的觀點是一致的；在「喀利時代」末期，人類世界將要遭受巨大的災難與破壞，這也極其符合《啟示錄》中所記載的。蓋農這樣評論說：「我們應當這樣來看待這一切，旣不樂觀，也不悲觀，因為……舊世界的終結正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在蓋農看來，梵文典籍中所說的這個新時代正好應驗了聖經對新天新地——一個完全不同於現存世界的時代——的應許。最後，蓋農將「喀利時代」末期所具有的欺詐虛幻的特徵視為敵基督的特徵。蓋農斷言，現代持有進化觀點的人士受到蒙蔽，他們正期待着在這個時代內一個「黃金時代」的來臨。「他們的錯誤，」蓋農這樣寫道，「以其最極端的形式，他們的錯誤就是敵基督本身的錯誤，敵基督聲稱自己會以『相反傳統』的統治引導世人進入一個『黃金時代』，甚至他使這一『黃金時代』看起來是確實可靠的，然而無論這個『黃金時代』看起來是如何的，它只是一場轉眼即逝的騙局而已，它歪曲了傳統的神聖統治（Sanctum Regnum）的觀念。」

　　與華滋不同的是，蓋農並不貶低基督信仰，視之為西方眞正的靈性傳統。蓋農所不認同的是基督新教主義以及其他背離傳統基督信仰的現代主義思想。

　　「事實上，」蓋農寫道，「宗教在本質上是傳統的一種表現形式，反傳統的思想必定也是反宗教的。反傳統的思想先是改變宗教的本性，當它有能力消滅宗教時，它就將宗教全部剷除。新教一方面竭力將宗教『人性化』，另一方面卻又允許，至少在理論上允許，一個超越人性的因素（即啟示）存在於其中。這就是新教的不合理之處。新教不願直接由它的否定精神推出其邏輯上的結論，但是，在討論啟示時卻又完全採用人性的解釋，這樣事實上完全否認了啟示……實際上，基督新教在否定精神的推動之下，自然會在它內孕育出一種具有毀滅性的『批判主義』，這在那些所謂的『宗教歷史學者』手中成為攻擊所有宗教的利器。就這樣，新教在假裝不承認除了聖經之外的任何權威的同時，在很大程度上也破壞了聖經的權威，破壞了他們假裝保有的唯一僅存的傳統（聖經）的權威。新教一旦走上這條道路，自然就會反對傳統的觀念到底。」

　　無疑，比起尼采以及華滋對基督宗教的徹底批判，蓋農對新教冷靜而透徹的分析，使尤金離眞理更近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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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尤金自己的說法，蓋農幫助他確定了今後研究的方向。「受到蓋農的影響，」尤金寫道，「我學習了古代漢語（文言文）。我決定像蓋農研究印度傳統那樣地研究中國的靈性傳統。」為了能在西方社會讓人對印度傳統有一個確切的認識，蓋農廣泛地對印度的傳統加以研究，但是他卻沒有仔細研究中國文化。「我只是深入研究中國的傳統，」尤金寫道，「因為在西方還沒有人以全然傳統的觀點來介紹中國文化。」在他接觸到蓋農的著作之前，尤金對禪很感興趣，那時他已學習了一些中文。但是，為他的研究確立一個明確目標的卻是蓋農，這是一個不斷激勵他前進的目標。

　　與東方的印度傳統相比，尤金更接受中國的文化。他在晚年時，解釋了其中的原因：「有一次，我的中文教授告訴我，印度人的思想與中國人的截然不同。印度人的目光總是向着上天，尋求梵、靈性經驗、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的事物。而中國人卻始終注目於下地。這就是我從一開始就喜愛上中國文化的原因。儘管中國文化就某種程度而言也是非常屬靈的，但是基本的中國文化從未喪失過這種注重現世的因素。」在他的這種注目下地的傾向上，我們可以看到尤金母親的務實性格，通過他的母親，我們還可看到他的那位在「樹樁地」裏汗流勞作的祖父的影子。他的這一性格後來幫助他牢牢把握住基督徒現實主義的靈修，避免靈性上的「自欺」。

　　但是，還有另外一個特殊的原因使尤金深受中國文化的吸引，那就是老子所寫的《道德經》。這一西元前六世紀的中國哲學經典之作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他渴望閱讀這一經典的中文原著，以明瞭其眞義。他說：「它是如此的深奧，人會迷失於其中。」正如在他晚年時所作的解釋那樣，依照老子的哲學，「宇宙的中心就是道：生命之道。」這「道」（道路，自然秩序的法則）如同那位創造萬物者那樣，其特徵就是純樸和謙虛。《道德經》的法則與基督的法則極為相似，【在此只舉一個例子，老子說「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道德經》第六十六章），這令人想起基督的話：「在你們中卻不可這樣，誰若願意在你們中成為大的，就當作你們的僕役；誰若願意在你們中為首，就當作你們的奴僕。」（瑪特泰福音20:26-27）】《道德經》閉口不談那些人類尚未知曉的事物。《道德經》是將來要通過基督給予人類的啟示的預示。由於《道德經》本身並不包含超自然的啟示，因此，它根本不能被稱為「神秘」。「有些人以為它非常神秘，」尤金後來說，「但我以為它更多的只是自然（而非神秘）。」雖然如此，我們可以這樣說，《道德經》代表了人類在沒有直接的啟示的情形下，通過對在大自然以及受造物的神聖秩序中所彰顯出來的普遍法則的理解，所能達到的認知的典範。尤金就像基里洛夫那樣，還不「知道自己相信」基督的啟示。於是，《道德經》是向他敞開的最佳可能性，他努力從中獲取全部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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