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地獄的滋味

 

 

　　1955年，尤金參加了前面提到過的在舊金山的美國亞洲研究所的暑期學習班，當時他還是波莫納大學的學生。他選修了由艾倫•華滋主講的一門課程——「東西方比較宗教」，同時還選修了由一位日本禪師持教的東方書法課。那個暑期，他再次在法蘭西旅店租了一間房子。

 

　　亞洲研究所創建於1951年，座落在舊金山豪華的太平洋高地住宅區裏的一棟大樓內，從研究所可以俯瞰金門大橋和馬林郡的群山。亞洲研究所是太平洋大學（加里弗尼亞最早的一所高等學府）附屬的研究生學院，設有遠東、東南亞、近東以及北非研究領域的碩士及博士研究生的課程。課程集中在亞洲的宗教、哲學、心理學、藝術以及亞洲的社會制度，並且開設有古典語言的課程，包括梵語、印地語、漢語（普通話與廣東話）、阿拉伯語和日語。尤金去那裏的時候，研究所共有十幾位來自世界各地的著名講師以及將近一百名學生。

　　按照研究所贊助商最初的構想，創立這一研究所是為了向研究生提供文化資訊服務。就如《舊金山年鑑報》裏所說的，它的宗旨是「為政府、教育界、政界、工業界、對外貿易界以及社會服務界的領導提供實踐的培訓」。但是研究所的創建人——斯坦福大學的弗雷德里克•斯皮格爾伯格——和研究所所長艾倫•華滋以及研究所的許多教授對於將研究所辦成未來商界領袖和駐外使節的培訓中心這一構想一點也不感興趣。用華滋的話說：「我們所關心的是，切實改變人類意識，活出印度敎、佛敎與道敎高度神秘主義的生活方式……回顧以往，亞洲研究所只是一個過渡性的機構，由於大學與教會在人的靈性教育上的失敗，於是它就應運而生，以滿足人的極其重要的靈性需求……一般來說，我們的學生只想賺錢滿足他們的實際生活需要。他們並沒有要在國務院裏工作的雄心壯志，很少有人想要在遠東經商而大發橫財。他們可能一方面以為一個博士學位會有助於他們獲得一個教席，這是一個令人感興趣的謀生之道。但是，另一方面，他們也注目於另外一些事物，這些事物在亞洲宗教中以不同詞彙被稱之為解脫、覺悟、獨存，或開悟。」

　　研究所還開設有獨立於研究生課程之外的公眾資訊計劃，舉辦一系列的講座、會議、亞洲音樂演奏會及藝術品展覽會。每星期平均有三次公共講座，講者有研究所的教授以及來訪的學者，包括著名的禪學權威鈴木大拙。通過這些活動，研究所吸引了一批舊金山的進步知識份子：詩人、畫家、作家及學生。

　　所有這些活動的中心是研究所的所長——艾倫•華滋。儘管比起其他的教授，他並非出生於東方傳統的背景之下，但是他的演講卻比其他人更能打動人心、更吸引人心、更有說服力。他早已是舊金山海灣一帶的名人了。正如他的一部傳記中所說的：「沒有人能夠清楚地講述東方的神秘思想，也沒有人能令東方的神秘主義更加神秘迷人，與此同時，卻又能讓人們相信他們幾乎已經到達了即將理解這些神秘思想的邊緣——在這世上沒有一個人能比華滋做得更好。」

　　毫無疑問，讓尤金進入研究所學習的首要原因正是華滋在那裏任教。他說，在他所參加的1955年的暑期學習班上，他使用華滋的《至尊本體》一書作為他寫學期報告的「教科書」。那時，除了上華滋的課以外，他還與華滋及另外三個人每星期都進行一次禪修（打坐）。

　　暑期結束後，尤金回到波莫納大學完成他為獲得學士學位所必須完成的學業。他寫信給華滋，請求華滋為他出具推荐信以申請未來的研究生學習的奬學金。華滋給他回了信，建議他「更專業地」在他的研究領域內深造，並且給他推荐了五所學院，其中之一就是亞洲研究所，認為尤金「能夠在這些學院裏研究中國哲學及遠東佛教，這將使他受益非淺」。華滋因為沒有早一點將尤金的成績單寄出而向他道歉，並說，「在這裏為完成我所必需完成的工作需要有（印度教的）溼婆神的十隻手才行，然而我卻只有兩隻手。」

　　1956年，尤金以「優等」的成績畢業於波莫納大學，之後，他在亞洲研究所注冊成為一個全日制的研究生。他與研究所的另一個學生瓊•格里格遜在舊金山合租了一套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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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舊金山，尤金設法為自己在他所拒絕的社會的邊緣找到了一個地方。他開始讓自己遠離旣有的生活方式，遠離那個被他視為當代「賤民」的無聊生活。通過他與研究所的合作，他很自然地成為舊金山知識份子精英的一份子，並且開始染上了那種浮誇的習氣。他將他有限的零用錢積攢起來，與朋友一起到那些提供美食及異域珍奇的餐館用餐，成了一個上等葡萄酒的鑒賞家。他偶爾會抽昂貴的巴爾干•索布拉尼耶牌香煙，照華滋的說法，這是「能夠想像得到的最好的香煙」。只要可能，他會去看歌劇，聽古典音樂會，參觀藝術展覽會，觀看古典派與先鋒派體裁的各種戲劇，並與其他文學界的人士一起對這些進行比較與討論。他在一些信裏采用了新興的進步作家所使用的「自發型」寫作模式，在信中他使用了雜亂無章的句式，對語法及大小寫毫不在意。後來，他承認，所有這些都不是出於他自己的意願，都不是他內心眞正想要做的。他說：「我只是在鸚鵡學舌而已。」

　　尤金所加入其中的這些進步知識份子自視為一群有着極高修養的人。正如他那時的一位朋友所寫的那樣：「現在看來，在這個殘酷的時代，我們可能看起來像是眾多的蝴蝶一樣，我們都是一些自命不凡、見識淺薄的人。在那裏面確有一些眞理，我們還滿懷熱情、眞誠而深入地關注音樂、文學作品以及個人的體驗，對那些微妙而又事關重大的差異加以區分。在高人一等的優越感的面具背後，我想我們所做的正是自由主義的教育所教導我們去做的：探索。」

　　那時，舊金山已成為美國前驅派的中心，所謂前驅派運動是一種正在探索之中的反主流文化運動，它將使美國社會走出1950年代初相對天眞無邪而又自鳴得意的時期。從舊金山的「波西米亞」知識份子中所產生的「垮掉的一代」【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出現的一批年輕人，對社會現實不滿，蔑視傳統觀念，在服飾和行為方面摒棄常規，追求個性自我表現，長期浪跡於社會底層，形成獨特的社會圈子和處世哲學。】運動，大部份也僅限於知識份子。社會精英份子所具有的新理念以及他們全新的思考方式後來也影響到年青的一代，產生了「嬉皮士」運動，這是一個巨大、不僅只限於知識份子的國際現象，而「嬉皮士」運動也是以舊金山作為這一運動最初的主要中心之一。

　　應當感謝華滋的天才，亞洲研究所對這種文化變更起了推動作用。華滋在自傳中寫道，亞洲研究所「是後來眾所周知的六十年代初期所謂的『舊金山文藝復興』的主要發源地之一。正如聖奧古斯丁被人問及時間的性質那樣，人們論及這一時期一定會這樣說：『（沒有人問我，）我倒清楚，有人問我，（我想說明，）便茫然不解了。』我與所發生的一切的關係是如此密切，以致無法以正確的觀點來看它。我只知道1958年到1970年間，有一股巨大的靈性精神的思潮以不同的形式（詩歌、音樂、哲學、繪畫、宗教，在廣播、電視、電影、舞蹈、戲劇等不同傳媒，以及日常生活的不同方式）掠過這個城市及其郊區，在美國及全世界產生了巨大影響，而我深深地參與其中。如果說我對此根本就沒有盡過我的一份力量，那是假謙虛。」

　　在「嬉皮士」這個詞被加入我們的詞典很久之前，舊金山的進步知識份子就已對美國的夢想、及其對家庭以及猶太－基督信仰的理念表示厭惡了。凡是與此不同的任何東西，他們都認眞加以探究，他們首先研究的就是東方宗教。他們不接受西方的倫理道德觀，卻又只接受他們所願意接受的東方倫理價值觀，他們毫無顧忌地探索為任何文明社會所無法接受的放蕩、墮落及變態的形式，將文化上的自命不凡與後來被尤金稱之為「無法無天的精神」結合在一起。在所有這些道德相對論的宣傳者中，影響最大的要數艾倫•華滋了。現在他不斷批判西方的宗教，鼓吹一種新的擺脫「極端保守的基督教與猶太教」的上帝的「自由」，由此，他首先想要做的就是擺脫基督教的性倫理。他是個公認的享樂主義者，他聲稱「罪惡感」是猶太－基督宗教強加在人身上的，這種「罪惡感」是作用於人身上使人變得怯懦、限制人性的一種力量，因此，必須把它從西方社會裏連根鏟除。

　　尤金自從在舊金山的亞洲研究所學習的第一個夏天開始，就接受了這種知識份子精英的反傳統文化的道德觀，在之後的三十年時間裏，這種道德觀將成為美國許多人的道德標準。尤金在華滋的影響下，選取了東方宗教的不同教導對此加以自圓其說。在一封寫於1955年的信中，他這樣寫道：

西方人是特別生在焦慮和罪惡之下的，他們滿懷恐懼戰驚地走向上帝，或者，他們總是使自己成為一架不斷生產的機器，就這樣，他們向着遭受天譴而「進步」。西方人是有着巨大罪惡感的人。

　　東方的智慧對我自己的罪惡感加以調和；因此，我也許實在不必去尋求「上帝」：我開始以另外的詞彙闡述這個問題。但是事實在於：有限的目標決不夠。

　　按照艾倫•華滋對佛教教義的解釋，一個人不應「尋求」任何事物，因為在尋求的過程中，人就看不到那早已存在着的事物了。由於人尋求一些事物（包括上帝與救恩），他便意識到自己是個尋求者，但自我卻是虛幻的。並且，由於所尋求的只是一些抽象的概念，因此也是不眞實的。在追隨華滋學習期間，尤金在他給一位波莫納大學的朋友的信中建立起這種宿命論哲學：

我否認任何我通過感官所曾感知或思想到的任何事物都是「不存在」的。我確信幾乎我所感知或思想過的每一事物都是抽象的，因此都是相對的不眞實（因為只有具體存在的事物才是眞實的），因為我是通過我那被抽象所籠罩着的感官才感覺到這些事物的。任何能被稱為事物的事物都是某種事物，但是沒有什麼事物是眞實的事物，它們只是被稱為事物而已。正如佛教、中國的語言、艾茲拉•龐德、歐內斯特•費諾羅薩，以及一些現代的哲學、心理學、語義學所斷言的那樣：在自然界中，不存在任何事物，將眞實視為「事物」是我們以想像力虛構出來的，（我以為）佛教徒和基督徒以地獄所象徵的就是將眞實視為「事物」。抽象就是地獄，我憎惡抽象。我無法不談論它，僅僅只是因為我知道文字是無益的，文字不會拯救任何人。我會盡我之所能，或者說我以為我能夠設法不再崇拜這些「事物」，無論它們有着如何令人振奮的形式——甚至將上帝自身加以抽象……得救就是以事物之本來面目來看它們。人不應戴着粉紅色的眼鏡來看它們，並對全世界說，看！唯一的上帝就是粉紅色的。按自己的信念行事是抽象的，是地獄本身。只要人將它視為終向而崇拜它，將它藏於他的心靈的眼睛內，說：這就是眞實，地獄就在那裏。以自我作為起始，與以上帝作為起始，是同樣可憐的，假如兩者都是抽象的話。惟有覺悟才是重要的——如：佛敎的佛陀……。

　　如果人無法通過「上帝」、通過「自我」，或是通過任何這些抽象的事物拯救自己的話，那麼，他應如何拯救自己呢？……人不能拯救自己。這是絕對不可能的，是徒勞無功的。如果上帝——「上帝」——想要拯救我們這些受詛咒的罪人，祂會拯救的，對此，我們無能為力；同樣，我們也並非對此無能為力——行動是徒勞的，不行動亦是徒勞的。

　　假如地獄只是對抽象的幻覺的一種象徵而已，假如在追求眞理、啟迪或救恩的道路上無論「做」什麼都是徒勞的話，那麼還有什麼能阻止人尋求享樂呢？這正是背棄基督教的艾倫•華滋所得出的結論，在某種程度上，他的生活實踐就是這樣的。尤金也接受了這種哲學，並且也得出了它在邏輯上結論。他與他的許多同齡人一樣，開始在生活上追求享樂，並且過着一種性放縱的生活。正如艾麗森所觀察到的，在此我們可以看到尤金身上具有某種反叛上帝的性格。正如他曾在巴爾迪山頂挑戰上帝那樣，這一次他是公然違抗祂的律法。

　　比起舊金山的「波希米亞」亞文化圈來，尤金在波莫納大學的朋友中的那些出規份子的行為眞是太乖了。尤金在一些給他在波莫納大學的朋友的信中，表現出一個二十二歲的、正在做着先前禁止他做的事的青年所有的那種輕率無禮、漫不經心的態度。儘管如此，這似乎也只是一種虛張聲勢而已。正如他後來所說的，這是他一生中最黑暗、最可悲的時期。他說，即使他在做那些不該做的事時，這些事都令他感到厭惡。後來，這些事使他長時期陷於消沉之中。

　　為了能暫時擺脫「罪惡感」——這種「罪惡感」其實是他良心的聲音，也是上帝在他心中發出的呼聲——尤金越來越投入美酒、佳肴以及矯揉造作的文化娛樂等感官逸樂之中。在給他所在圈子裏的同伴的信中充斥着這些內容，信中不時出現這樣的詞句：「我曾吃過的最棒的魚……我們在儒略堡【舊金山的一家高檔餐廳，從那裏可以俯瞰舊金山海灣。】喝了一瓶克魯斯•恰伯利上等干葡萄酒。」

　　但是這一切只能使他的罪惡感日益增加，使他越來越逃避現實（尤其是酗酒）。他買酒，一買就是一加侖。在一次狂歡會上，艾倫•華滋也在場，他喝得酩酊大醉，以致第二天他根本不記得前一天晚上發生了什麼事。但是即使在他酩酊大醉時，他以為是「抽象」而加以拒絕的上帝卻仍不將他獨自撇下。在他醉酒時寫給波莫納大學的一位朋友的信中，他寫了幾行惡毒逞能而又惡作劇的話，只有當他要結束這一遊戲，才問：「你知道為什麼我現在待在舊金山嗎？因為我想知道我是誰，上帝又是誰。你想認識這些事嗎？這些是我唯獨關注而想要知道的事。」在另一封信中，這信同樣也是在他喝醉時寫下的，他承認道：「我一定是『病』了，因為凡是缺少上帝之愛的人都病了。」

　　偶爾尤金也會在大自然裏尋求庇護，他發現在樹林裏散步有助於使他走出自己的頭腦，走出他的那些病態的思想（包括自殺的念頭）。他在一封信裏寫道：「我發現……就如我昨天所做的那樣，當我離家坐車前往密爾山谷，在穆伊爾樹林裏徒步旅行時，或者，就如我下星期天所要做的那樣，去爬塔瑪派斯山時，我就不會沉迷於我所渴望的事物。然而，當我在舊金山的街頭行走、看電影或吃糖果串時，我要麼就是沉迷於自我空虛的病態思想中，要麼就是想到自殺，這些念頭在我長時間思考問題後必定會趕上我。」

　　正如尤金日後所說的，這是他最痛苦的時期，他開始試驗精神失常。這不僅是受到那些持荒謬的虛無主義觀點的存在主義作家（諸如尼采、卡夫卡、加繆、尤奧斯高）的影響而導致的，也是由於他的東方理念。正如華滋與佛教教導他的，假如抽象思考是錯覺，知識是無知，那麼，也許徹底打破邏輯思考的進程最終會使人結束這種錯覺而獲得自由，使人得以看到眞理。尤金在一封信中寫道：

我相信，幽默感在很大程度上（或者說在一定程度上，無論你是如何看待這一問題的）需要明智。最近的幾個月裏，我已迅速地喪失了這種明智。當然，有許多種不同的明智：一種是僅僅不與現實接觸，比如那些已經適應了我們的文明的人所處的狀態；一種是旣不與現實接觸，也不與我們的文明接觸（比如尼采）；還有神聖的瘋狂（比如不同形式的「附魔」）；等等。

　　在另一封信中，他寫道：

我幾乎是有意使自己難以理解，我可能在無意之間會對自己感到驚奇。事實上，這封信主要是寫給我自己看的，其他人都承擔着看不懂它的風險——這主要只是我的猜測而已。

　　快速、焦慮不安、新奇是知識最終的形式，當知識變成無知之後，否定知識或為眾人總結出這一點，使他們看清這種知識實在就是無知，這樣，不僅知識，連存在的萬有都將消逝。

　　那麼，我們現在就處在這樣的時日嗎？這些就是時代的徵兆嗎？我們的時代並非「沒有定向」的發展着，它在沉淪，速度是如此之快，我們無法如此快速地運動，但在內心卻激動不已。

　　誰尋求「意義」？——瘋狂是有意義的。我們是創造混亂者。不僅在思想上創造混亂，也在一切事上制造混亂。

　　當然，我們並沒有做什麼，只是在追隨而已。

　　尤金一度深刻地探究他所處的這種狀況，他開始懷疑是否他是唯一存在的實體，外部的世界只是他的幻夢而已。

　　一位在那個時期熟識尤金的朋友這樣說道：「他是個極其內向的人，他的許多事情對我而言是個謎。他幾乎好幾個星期都一言不發，甚至有時好幾個月都是這樣，他看起來似乎在內心密謀一些不可告人的恐怖事件。」

　　尤金公然蔑視上帝的誡命，以此挑戰上帝的權威，他開始經驗到地獄的痛苦。他感到臨於他身上的詛咒，對自己充滿了厭惡。他在一封信裏寫道：「我感到在受詛咒的人裏是沒有等級之分的……沒有人願意效法我，也沒有人羨慕我，受天譴就是公正的。」許多年以後，在談論他的這種違背上帝聖意的探索與生活的終結時，他只是說：「我生活在地獄裏。我知道地獄是什麼。」

　　在此之前，弗里德里希•尼采的哲學對他而言只是一種哲學理論而已，只是一些點燃他背叛當代文明的理念而已。但是，現在他嚐到這種哲學理論所帶來的地獄般的後果。他看到這套理論是如何在實際生活中自我表現出來。他開始明白尼采並非只是一個發明種種不同理念的哲學家而已。他更像一個詩人，他的詩具有一種超人的能力。《查拉斯圖拉如是說》這本書裏有一種超自然的力量。當尼采在瑞士的群山之中漫步時，他的內心充滿靈感，他說這是自從遠古以來不為人知的一種靈感。他一口氣就把這一靈感的絕大部份寫了出來，彷彿它們並非出自他的手，他只是把這些思想寫在紙上而已。他自稱是「全能者的傳聲筒或媒介」，他寫道：「人沒有尋找過的，卻聽到了；獲得了，卻不問是誰給的：一個思想如閃電般在腦海中劃過，這想法是必定要浮現出來的——絕不是我選擇的結果。」

　　在他處於犯罪與絕望的狀況中，當他閱讀《查拉斯圖拉如是說》時，尤金也親身體驗到類似的經驗。一天，他花了好幾個小時閱讀這本書的德文原著以後，在城裏閑逛。那已是傍晚時分，天空變得像血一般的紅。當他走到街上的某處時，他聽見尼采的詩在他內回響。他感到「查拉斯圖拉」彷彿活了起來，正在向他講話，在他內低聲述說着。他感到這些話所具有的力量，彷彿觸電一般。他不禁恐懼戰驚起來。

　　後來，尤金才完全明白尼采的詩裏所具有這種神秘力量從何而來。尼采最初的理念也許是高尚的，但是由於他激烈地反對上帝，使他敞開自己的心靈而處於某種附魔的狀態之中，正如尤金日後所堅信的，尼采其實已成為幽冥勢力的「傳聲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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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尤金像尼采那樣地在這種活生生的地獄之中受苦，他仍拒不轉向他幼年時的宗教以尋求解脫。因為對他來說，它所教導的基督太沒有大丈夫的氣概了。對尤金而言，主流基督新教所教導的天父與他自己的父親太像了：和藹、友善、卻又是軟弱的，隨時準備遷就反復無常的人們，惟恐使人感到不快。主流教會最終閹割了他們所崇拜的上帝，有人甚至根本不稱祂為「父」，而將一個抽象的「父－母」觀念加諸上帝身上。尤金不得不粉碎這種感情用事而又打了折扣的基督教假象，為使他日後能夠達致基督奧跡的圓滿，我們只有通過苦難與十字架才能認識祂。

　　對尤金而言，現代美國的基督宗教似乎是冒牌貨，因為它並不談論苦難與犧牲，這樣的宗教信仰太舒適了。他之所以投入尼采瘋狂的哲學之中，就是為了能體驗到那種苦難。即使是在那些同時也使他感到厭惡、令他憎恨自己的逸樂之中，也存在着一些尋求痛苦的因素，從中可以使他認識上帝。「我選擇極端。」他曾這樣寫道：「……人若是被享樂所包圍，他也必須給自己制造一些痛苦，如果必要的話，他應自覺地受苦。」

　　在同一封信中，他寫下了這樣幾句對他的一生具有預言性的話：

罪是對罪惡的懲罰。痛苦是極大的祝福，因為它將人從自我催眠裏喚醒，自欺使人以任何屬世的目標作為終極，這些目標可以是拙劣的，諸如：性、食物、舒適，也可能是較精緻的，諸如：藝術、音樂、文學。對這些事物的渴望不復存在，人變得厭倦不堪。之後，他就消失無蹤，或是將自己殺死。或者他會走上解脫及救贖之道……

　　疾病、受苦、死亡——這些都是提醒，都是便利的提醒，就最深的意義而言，人不屬於這個世界。當人處在享樂的年齡時，很少會看到上帝。

　　據說，在最後審判時，火會焚燒那些應受懲罰的人，也會光照那些繼承上帝之國的人。也許這就是尤金故意做那些事的原因之一，因為藉此他將經驗到地獄之火。這是一條尋求上帝的曲折之路，他堅信上帝是不可被「尋求」的。對上帝的強烈渴望，以及因遠離上帝所受到痛苦和絕望，都使他記起上帝。正如蒙福者奧古斯丁在談論他自己青年時期的放蕩行為時所說的：「我恨生活的平安，恨沒有陷阱的道路，我的心靈因為缺乏滋養的糧食，缺乏祢，我的上帝，而飢渴。」

　　這就是尤金希望他人不要經歷到的地獄。他在晚年曾說，某些當他處於地獄時所知道的罪惡事實最好連提都不要提，以免這些罪惡彌漫在空氣裏。當他生活在地獄裏的時候，他深知這些罪惡是什麼。這就是他的願望，他希望將他過去的罪惡生活埋葬起來，當他晚年時，他甚至不願別人看到他那段「波希米亞」時日的照片，在照片上他坐在寫字桌前，唇上留着山羊鬍。

　　當尤金靠着上帝的恩寵最終轉變為一個新人時，那個罪惡累累的舊人對他而言永遠地死了，這舊人對他的靈魂來說一直是個陌路人，他滿懷喜樂地將這舊人埋葬了。他成了一個新人，深深地為那舊人曾經做過的一切而感到羞恥。但是他對地獄的經驗——那正在興起的將要淹沒美國與世界的道德墮落、荒唐與絕望——帶給他一種優勢，他將在日後加以運用。他比他的同齡人更深地瞭解到他那個時代仍在發展之中的虛無主義，有一天，他將比他們更強有力的反對這種虛無主義，因為他認識這是一種眞正的邪惡。他曾是破壞傳統基督徒社會道德的先鋒，有一天，他將成為回歸這一信仰的先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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