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論：終於回家
這整個努力是錯誤的嗎？
從這一切可以看出，教宗並非不可錯的，他對整個教會也沒有普遍的管轄權。教會的不可錯並不表現在教宗由其宗座權所發表的聲明中。即使你不接受教宗英諾森、佐西穆和塞萊斯廷三世在認可羅馬天主教所確認的異端時是由宗座權威發表言論，也存在著教宗大額我略不僅拒絕了「普世主教」這一稱號，也拒不承認存在一位「普世主教」的想法。有明確的證據表明，厄弗所大公會議和加采東大公會議的眾教父審查了教宗的聲明，以確定其正統性，而不是簡單地接受它們作為正統信仰的標准。
鑑於所有這些考慮，我滿懷感恩地重新加入了正教會，我把這一小小的奉獻給予那些比我更接近天主、更聰明、更有智慧的人，請他們原諒本書的缺點，接受它作為一個人對真理的探索。如果我犯了事實或推理上的錯誤，我歡迎更正，如果有可能的話，我將在公共論壇上承認我的錯誤。
然而，許多人將會發現這整個工作是令人厭惡的。我在導言中說，我意識到我與時代格格不入，而且我對此有強烈的感受。幾個世紀以來，神學分歧是激烈的論戰、爭論、分裂，有時甚至是戰爭。在這一點上，它們與造成人與人之間分歧的其他問題並無太大區別。
然而，在20世紀，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國際上開始了大規模的努力，把所有這些都放在一邊。在政治領域，國際聯盟成立了，然後是聯合國，試圖使戰爭成為過去，建立一個可以和平解決衝突的國際論壇。第二次梵蒂岡會議（1962-1965）在羅馬天主教的公會議中是獨一無二的，在被羅馬天主教和正教基督徒接受為普世大公會議的七次公會議中也是獨一無二的，因為它關注的不是分裂基督徒的問題，而是團結他們的問題。第二次梵蒂岡會議上有正教的觀察員，樞機主教亨伯特和普世宗主教彌額爾•凱魯拉里奧斯在1054年宣布的絕罰在1964年被教宗保祿六世和普世宗主教阿特納戈拉斯徹銷。
第二次梵蒂岡會議拒絕了在此會議之前在某些圈子裡流行的觀點，即：「公教會外無救恩。」第二次梵蒂岡會議教導說：「教會賴以建立、生存的要素，存在於天主教有形墻垣之外的，可能有許多，而且優越；例如：書寫成文的天主聖言，聖寵的生命，信、望、愛三德，連同聖神內在的恩惠與有形可見的要素：這一切，來自基督，引人歸向基督，理應都屬於基督的惟一教會。」（《大公主義》法令，三）
第二次梵蒂岡會議極大地推動了普世主義運動，不斷努力解決各教會和基督徒團體之間的分歧，而不像過去那樣經常在這種討論中出現怨恨和爭論。許多正教徒，但絕不是所有的正教徒，都是這些努力的熱心參與者，而羅馬天主教和正教領導人之間的關係，過去常常是懷有敵意的，現在總的來說是熱情友好的。普世宗主教巴爾多祿茂在1995年訪問了羅馬，並在後來的幾年裡再次來訪。教宗方濟各在2019年送給普世宗主教巴爾多祿茂一個裝有聖伯多祿遺骨的匣子，表示尊重與和解，這在以前的幾個世紀裡是不可想像的。
與此同時，隨著世俗主義的發展，無神論政權對宗教發動了戰爭，並對數百萬人的死亡負責，所有信仰傳統的許多基督徒認為最重要的是把我們的分歧放在一邊，不否認它們的存在或掩蓋它們，並在相互尊重的氣氛中共同對付在我們的世界上如此自信而又積極地推進的邪惡。
對這些人來說，這本小書可能顯得與時代格格不入，甚至更糟糕的是，它是對昔日分裂的醜陋回歸，是對和解和寬容的崇高和美好努力的拒絕。然而，那些這樣想的人可能會受益於這樣一個事實：如果不考慮一下當初是什麼把他們分開，正教和羅馬天主教之間就不可能實現最終的和解和團聚，而這將不可避免地涉及每一方對其立場的充分和誠實的陳述。
雖然今天許多人認為討論什麼使我們團結是愛德的，討論什麼使我們分裂則不是愛德，但這卻並不必然如此。除非雙方完全承認和理解，否則我們的分歧永遠無法克服，這樣才能解決分歧的領域，以期結束分歧。拒絕討論分歧的領域，這只會確保這種分歧繼續存在。
1848年教宗比約九世與東方眾宗主教之間的交流就是一個例子。1848年1月6日，教宗比約發表了一封宗座信函，《論伯多祿宗徒的至高宗座》，他在信中呼籲東方的宗主教恢復與羅馬宗座的共融。教宗概述了支持他所理解的教宗特權的幾個神學和歷史論據，並總結說：「我們因此勸告你們，並懇求你們毫不遲疑地回歸羅馬宗座，與羅馬宗座共融，你們祖先的傳統和其他古代教父的傳統，以及我們向你們引用的神聖福音書中的主耶穌基督所說的話，都確認了基督真教會的基礎。因為對於那些希望與教會建立於其上的神聖磐石【伯多祿】分離的人來說，不可能、也決不會與唯一、神聖、大公、傳自宗徒的教會共融。」
作為回應，以君士坦丁堡普世宗主教安提默六世為首的東方的眾位宗主教發表了一份通諭，他們在通諭中解釋了為什麼要拒絕教宗的呼籲，逐點回答了教宗的論點，並提出了我在這本簡短的書中提出的許多觀點。對於教宗的有關伯多祿的論點，他們提醒教宗，聖伯多祿在羅馬建立宗座之前曾在安提約基雅建立宗座，因此沒有理由或啟示將安提約基雅排除在羅馬所理解的伯多祿繼承人所享有的特權之外。
東方宗主教的結論在今天仍在回響，因為羅馬天主教的許多做法繼續偏離教會教父的傳統，且越走越遠，這令許多忠實的羅馬天主教徒感到驚愕。
由所有這一切，每一個在健全的大公教義中受到滋養的人，特別是教宗，都必定得出這樣的結論：試圖改變我們的教義和禮儀以及其他神聖的儀式（這些都是與基督教的宣講共存的），這是多麼的不虔誠而又相反大公會議：為此，人們總是對它們表示敬意，甚至古代的正教教宗自己也認為它們是純潔的，這些東西是他們與我們共同繼承的遺產。糾正這些創新將是多麼令人滿意而又神聖，我們知道它們進入羅馬教會的時間，因為我們傑出的祖先不時地證明他們反對每一種新事物。但還有其他原因使教宗傾向於這種改變。首先，因為我們的那些東西對西方人來說曾經是可敬的，因為它們有同樣的神聖禮儀，宣認同樣的信經；但這些新事物卻不為我們的教父所知，也不能在正教的西方教父的著作中顯示出來，也不能說它們的起源是古老而又具有大公性的。此外，無論是眾位宗主教還是大公會議都不可能在我們中間引入新事物，因為宗教的保護者是教會的奧體，亦即人民自己，他們希望他們的宗教崇拜永遠不變，與他們祖先的一樣。（1848年東方宗主教的通諭）
宗主教們說：
教宗有責任在天主和人面前表明，作為取悅天主的建議的主要推動者，他也是受到惡待的福音與公會議定斷的真理的自願保護者，甚至犧牲自己的利益，按照先知的說法（依60:17），他是和平的統治者和正義的主教。但願如此！但是，在背信的教會回歸到以基督為頭（弗4:15）、我們每個人都是其肢體的唯一、神聖、大公和傳自宗徒的教會的奧體之前，所有來自他們的建議，每一個傾向於消除由教父手中傳下來的純正信仰的惡毒勸告，受到譴責，就像它理應受到主教公會的譴責那樣，不僅是被認為是可疑的而應該予以迴避的建議，還包括不虔敬的、使靈魂喪亡的建議：我們首先應將上述教宗比約九世，舊羅馬的主教致東方人的通諭歸於其中。
這些措辭都很強烈，兩封書信的語氣有時會讓現代人感到刺耳。但雙方都沒有懷疑對方的立場，或為什麼他們持此立場。如果他們致力於合作，並宣布彼此相愛，他們之間的分歧並沒有消除。雙方都在「在愛德中持守真理」（弗4:15），因為他們看到了真相。
另一方面，今天的許多人認為，一個人不可能既保持對有分歧的人的愛，同時又以真誠和尊重的態度談論這些分歧。分歧等同於沒有愛德，而一致則等同於有愛德，而且由於一致往往難以實現，因此對分歧保持沉默就等同於有愛德。然而，在現代，最近的幾位教宗都曾表示，像我在這裡所做的這樣的探索並非不合時宜。教宗保祿六世在1967年承認，教宗制度本身「無疑」已成為「普世主義道路上的最大障礙」。在將近三十年後的1995年，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邀請非天主教基督徒幫助羅馬教宗，「找到一種行使首席權的方式，既不放棄其使命的根本，又對新形勢持開放態度」。如果不對教宗使命中真正重要的東西和不重要的東西進行研究，就不可能實現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要求。
要實現若望•保祿所要求的新局面，有一個現成的辦法。它絲毫不要求教宗放棄教宗身份的基本要素：這個辦法就是回到第一個一千年的狀況，當時教宗確實擁有眾主教中的首席地位，但不作為超級主教行事，甚至凌駕於普世大公會議的既定決定之上。前進的道路就是後退的道路，後退的道路就是前進的道路。教宗可以再次成為第一主教，像安提約基雅的聖依納爵在談到羅馬教會時所說的那樣，以愛主持教會，而不必自詡教宗顯然不具備的無誤性（奧諾里和其他人可以作證）和普遍管轄權（在大分裂之前，沒有人，甚至教宗大額我略也不認為教宗擁有普遍的管轄權）。
為什麼我花了如此長的時間
但如果所有這些都是真的，我當初為什麼要離開正教呢？為什麼這麼多年來我一直是默基特希臘禮天主教徒？儘管我在本書中提出的證據與我的個人情況無關，但這些問題都是合理的，都應該得到回答。
簡單的回答是：我知道的還不夠，儘管我以為我知道。一個主要原因是，我在研究教宗的權威這一概念時，並沒有深入研究我在這裡概述的歷史問題。一般來說，除了在現代羅馬天主教的護教著作中對其中一些事件進行討論之外，在當代文獻中幾乎不可能找到任何關於這些問題的討論。這根本就不是當代正教會關注的問題，因此很難找到正教會對羅馬天主教辯護的回應；這些都是 1000 多年前發生的爭論，對現在的許多人來說根本就不是緊迫的問題。
但現在，由於教宗方濟各經常發表有爭議的言論，這種情況正在發生變化。
20 世紀80 年代，我之所以對教宗權威的論點深信不疑，另一個主要原因是我被十九世紀著名的從聖公會皈依羅馬天主教的樞機主教紐曼的《論基督教教義的發展》一書徹底折服了。紐曼認為，不可錯的啟示需要不可錯的解釋者；他說，否則，啟示就會變成相互衝突的解釋和爭鬥的派別，就像我們在新教歷史中看到的那樣。解決這一問題的良方當然是一位不可錯的教宗。
我當時忽略了這一論點中的一個巨大謬誤。說需要某種東西──教宗那樣的唯一不可錯的解釋者──與說某種東西已經被賦予了不是一回事。另外，正教會堅持「教會是不可錯的」的教義，但認為這種不可錯適用於普世大公會議的法令。
羅馬天主教徒說，在這一點上，有許多大公會議自稱是普世的，但其實根本不是普世大公會議；羅馬天主教徒和正教徒都同意，449年在厄弗所召開的「強盜會議」就是其中之一，該會議宣布基督一性論為教會的信仰。還有其他一些會議。羅馬天主教堅持認為，決定一個會議是否真正是普世大公會議的是教宗的批准。這是一條很容易確定的道路：從325年的尼西亞大公會議到1962年至1965年的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教宗共批准了21次大公會議，所以就是這樣：共有21次普世大公會議。正教沒有這樣一個現成的機制來確定一次公會議的普世性：它必須以符合之前已確定的方式表達正教信仰，它必須被教會接受，等等。
但是，這一事實──即羅馬天主教的教會論能夠提供更多現成的確定性──並不自動意味著這些確定性實際上是天主賜予我們的。更何況，如果一個教義錯誤（教宗塞萊斯廷三世的教義錯誤）可以成為近700年來的教會法典的一部分，那麼，教宗們也完全有可能在被正教會和羅馬天主教都接受為普世性的七次大公會議之後召開的許多公會議的普世性問題上出現錯誤。
教宗塞萊斯廷三世的教義錯誤已不在羅馬天主教法典中了。這就是我要說的最後一點。
回家
我寫這本書是為了向我的家人和關心我得救的朋友們解釋，我之所以重新加入正教會，是因為我對證據進行了全新的仔細思考，並認識到羅馬天主教目前的一些核心教義（但並非一直如此）是建立在錯誤的前提之上的。我之所以重新加入正教會，是因為我認識到基督所創立的正是正統的公教會。
我寫這篇文章並不是想說：「正教是對的，羅馬天主教是錯的，因此所有羅馬天主教徒都應該加入正教。」
相反，我寫這篇文章是想指出，正教會就是公教會，它存在於教會最初的一千年裡，如果天主向我們施展仁慈，如果人類能夠接受天主的光照，讓這一持續千年的分裂結束，它就能夠也應該再次存在。
有些人會覺得這很難理解。正教因其民族主義傾向而飽受批評，然而，教區團體應主要是民族實體而不歡迎其他人的觀點卻一再受到教會的譴責。與此同時，紐曼等人批評正教會停滯不前：自787年以來，正教會就沒有召開過一次普世大公會議，似乎也沒有像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那樣的直言不諱、先知先覺地就當代問題發表意見的聲音，而這正是許多羅馬天主教徒引以為豪的。然而，教會確實在879年召開了被許多正教徒認可的第八次普世大公會議（教宗使節出席了會議），並在1341-51年召開了第九次普世大公會議，判罰了西方的異端邪說。此外，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時代的聖人，如聖山的聖帕依西、雅典的聖頗爾斐里和亞利桑那的聖厄弗冷長老也發出了真正的先知之聲。
教宗方濟各讓人以全新的目光來看這一切。他顯然無視羅馬天主教信仰的傳統原則，這讓許多羅馬天主教徒大為震驚。我希望這也已經或將要導致人們重新認識正教的「停滯不前」和傳統主義。今天，人們對傳統的重要性首先存在著很大的困惑。羅馬天主教經常舉行以現代音樂為特色的彌撒，而且近幾十年來，羅馬天主教的許多教堂都是按照現代建築的最新趨勢建造的。許多人認為，這樣做是恰如其分的，可以使教會與當代世界的人們保持密切聯繫。
然而，傳統崇拜的價值在於它傳達了真理和神聖啟示的永恆性和不變性，因為它來自天主，所以無法改變或改進。拜占庭傳統的崇拜並不追求與時俱進，而是傳達永恆的真理。因此，正教會與許多世紀以來的情況基本相同。鑑於耶穌基督的教會的首要責任和使命是向每一個新時代傳達祂不變的信息，這種停滯不前不是一種惡習，而是一種美德。正教會並不受制於時代精神。它並不充斥著將不變的福音等同於在各種時髦問題上的進主義的主教、神父和修道士。
詆毀者有時將正教描述為化石。實際上，正教已經石化。正教會就是聖伯多祿勸勉信徒的：「你們也就成了活石，建成一座屬神的殿宇，成為一班聖潔的司祭，以奉獻因耶穌基督而中悅天主的屬神的祭品。」（伯前2:5）許多人傾向於強調這句話中「活」的一面，而沒有思考「石」這個詞的意義。就像「活石」一樣，正教是不變的，在時間的長河中前進，同時堅守傳統，不是因為傳統是死的，而是因為它承認傳統來自主耶穌基督。
五世紀的萊林斯的聖味增爵曾說過：「無論我還是其他人，要想識破異端者的騙局，避開他們的陷阱，並在大公信仰中繼續保持健全和完整，我們都必須在主的幫助下，通過兩種方式來鞏固我們自己的信仰；首先是通過屬神法律的權威，然後是通過公教會的傳統。」這一傳統在正教中得以延續，而當代羅馬天主教卻與這一傳統大相徑庭，並以教義發展的理念來解釋這種差異。這樣做的後果很不幸，會轉移那些尋求真正基督教體驗的人的注意力。
是的，今天的正教會沒有一個像若望•保祿二世那樣擁有強大先知聲音的人物，儘管這既是媒體關注的結果，也是正教會中沒有人像羅馬天主教中的教宗那樣發揮作用的事實。正教有許多偉大的聖人，有許多給世界各地帶來積極變化的聖人。他們沒有教宗那樣的國際媒體平台，但這正是正教的本質所在：正教與第一個千年的教會一樣，沒有那種中央集權的權威，沒有那種單一的發言人。同時，正教也沒有一個像教宗方濟各那樣的人物，在許多方面明顯無視傳統信仰，使許多信眾無所適從，士氣低落。
因此，一個可能的前進方向將是降生成人的主的道路，即極度的謙卑。要使羅馬天主教恢復其曾經的面貌，就需要謙卑，而謙卑是所有美德中最重要的一個。今天的羅馬天主教深受權威和身份危機之苦。其中許多問題源於教宗和大公會議的權威性聲明，羅馬天主教承認這些聲明是普世的，但卻背離了七次公會議所定義的大公正統信仰。
謙卑並非只有一方需要。如果羅馬天主教放棄梵一和梵二關於教宗不可錯性的聲明以及其他背離羅馬和君士坦丁堡教會在第一個千年共有的神聖的正統教義，並恢復與正教的共融，那麼君士坦丁堡的普世宗主教將不再是「平等中的第一人」，不再是教會的第一主教，就像自大分裂以來他一直擔任的那樣。
天主的確會用彎曲的線條寫出筆直的文字，因此我斗膽希望，對所有信仰傳統的基督徒的持續攻擊將激發所有基督教領袖對我們合一的必要性的認識，以及重新獲得合一所需的謙卑。
縱觀第一個千年的教會，我們看到的是在主教統一權威下的地方教會集會，而主教本身又在都主教的權威之下，最終形成了早期教會的五個宗主教區，即羅馬、君士坦丁堡、亞歷山大里亞、安提約基雅和耶路撒冷。這些宗主教都不被認為是不可錯的或具有普遍管轄權的。重大的教義問題由普世大公會議解決；其他問題則由地方公會議解決。沒有主教君主制。
縱觀當今的基督教，只有正教會以同一方式運作，並在製度和教義上與宗徒教會保持著不間斷的連續性。那些反對正教會自787年以來沒有舉行過普世大公會議，並得出結論說正教會沒有就自那時以來出現的重大教義問題發表過意見的羅馬天主教徒，表現出對自那時以來舉行的許多地方公會議的不了解，並高估了羅馬天主教徒在787年之後舉行的普世性大公會議的意義，因為這些會議中很少有面對嚴肅教義問題的。
正因為這一切，我感謝天主讓我回到神聖的正教。我有幸回到了我的起點，第一次了解了這個地方。至於我的羅馬天主教和默基特希臘禮天主教的朋友們，他們表示為我的靈魂擔憂，我可以說我也很擔心，但不是因為他們的原因而擔心。如果我罪惡的靈魂能夠得到拯救，那將是因為我在神聖的正教會中得到了天主的仁慈。
我並不擔心他們的靈魂會因為做了他們憑良心認為是正確的事而受到傷害，但我對我的羅馬天主教朋友們的希望和祈禱是，他們和所有羅馬天主教徒都能探究他們教會的歷史，重新認識1054年大分裂之前的教會和教宗制度。就如教會將教宗塞萊斯廷三世的錯誤從教會法典中剔除一樣，現在教會也可以放棄教宗擁有普遍管轄權以及不可錯特恩的教義，理由完全相同：這些教義既不符合聖經，也不符合早期未分裂教會最高權威所闡述的信仰。
一旦羅馬天主教明確放棄我在這裡已經說明的、教會一千年來從未持有的教義，正教和羅馬天主教之間就可以恢復共融，這對教會和世界都將是難以想像的福音。
難以想像？也許吧。但這是一個危險的時代，危險的時代需要有信仰和勇氣的人。正教、羅馬天主教和新教都面臨著各種勢力的挑戰，這些勢力的來勢洶洶和致命性不亞於他們在教會歷史上所面臨的任何挑戰。羅馬天主教的發源地歐洲已經厭倦了基督教，由於自然厭惡真空，無數邪惡勢力趁機驅逐基督教。整個中東及其周邊地區的正教基督徒幾個世紀以來一直遭受壓迫，這種壓迫在二十一世紀的最初幾十年裡又以新的惡性再度爆發。在當今世界上，基督徒生活的任何地方都會受到世俗主義和物質主義的誘惑，並且／或者受迫害者的貪婪所困擾。
是時候走到一起了。還有什麼比教會最初一千年東西方共同的信仰更好的平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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